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几天某明星参加北京交管局春晚时忘带演出服，然后交管局警车开道帮其回家取衣服，事后该明星在微博上炫耀这种特权时，激起网众的愤怒并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向来不招舆论待见的“警车开道”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适逢地方两会正在召开，为保证会议准时进行，代表委员开会时一般都会有交通管制和警车开道，明星的“警车门”也一起让被警车开道的代表委员们陷入了尴尬。
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英国道丰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为平对被警车开道如坐针毡。他在政协会议发言时表示：非常感谢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便利，特别是交通便利，昨天一路警车开道，但是北京的交通已经很拥堵了，我们作为委员是来给政府出主意的，怎么能享受这种特权呢？许为平委员对警车开道的不安，赢得舆论一片掌声。
有人不仅理直气壮地享受特权，还引以为荣地向周围的人炫耀特权，以特权凸显自己高人一等，以特权显摆自己的身份，他们以为人们会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态来羡慕他们的特权——正是在这种病态泛滥的语境中，对特权的不安尤为可贵。这种可贵的反思彰显出一种真正受人尊敬的品质和美德，那就是平等的公民意识。
当一个人享受不到特权时，他批评特权的姿态是值得赞许的，可当一个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享受着特权，还能保持着对特权反感和拒绝的态度，并勇敢地将这种不满表达出来时，就更值得赞许了。停留在言语上对特权的批判，也许仅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享受不到特权就说特权坏”的羡慕忌妒恨，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在行动上的拒绝，言行一致，才是对这种不正当利益真正的超脱和发自内心的排斥，是对平等的一种信仰。
其实，我倒不认为两会时的交通管制和警车开道是一种多大的特权，而认为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特殊安排。上千人一起开会，按既定议程到场对开会效率非常重要，可在像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巨堵的大城市，交通随时可能发生瘫痪，时间是根本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不采取特别措施，大会议程很难按计划完成。且设想，数千人的会议，这个堵在安定门，那个堵在朝阳门，还有的堵在阜成门，这对开会将是一场灾难，会就别开了，等人齐了差不多就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开会是为了公共利益，警车开道并非为了炫耀代表委员高人一等，而是为了高效率地完成会议议程，其本身并无太大的不正当。
可虽然正当，但并不意味着合理，不意味着代表委员们可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特别安排，认为“一切就该如此”。毕竟，这种为了代表委员出行方便的交通管制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让本就拥堵的城市交通更雪上加霜，为了给代表委员让道许多人得等半天红灯，应对市民有歉疚之感。然后，为了保障开会时间其实并非只有交通管制惟一途径，代表委员完全可以早点出门赶往会场，或者与市民上班时间错开，或者乘坐有时间保障的公共交通（如地铁），同样能避开拥堵，只是没有交通管制那么方便和威风了。普通市民能克服的问题，代表委员为什么不能尝试克服一下？重要的是，代表委员开会本就为服务市民，而交通管制这种方式则容易让代表委员与市民产生隔阂，享受着交通管制，哪会对被堵在路上的民生有切身的利益共通感。开会不被堵，哪里叫开会，那是交通管制营造出的一种不真实的场景。
讨论公共事务，为了公共利益，代表委员们更该对公益有一种敏锐，不说非要拒绝警车开道，起码要对享受着这种给市民带来不便的特权心存不安。这方面政协委员崔永元也值得赞赏，他在去年全国两会时说了一句让受到交通管制影响的北京市民很温暖的话：我们的会议给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多大不便，提交与回复提案的态度要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
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英国道丰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为平对被警车开道如坐针毡。他在政协会议发言时表示：非常感谢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便利，特别是交通便利，昨天一路警车开道，但是北京的交通已经很拥堵了，我们作为委员是来给政府出主意的，怎么能享受这种特权呢？许为平委员对警车开道的不安，赢得舆论一片掌声。
有人不仅理直气壮地享受特权，还引以为荣地向周围的人炫耀特权，以特权凸显自己高人一等，以特权显摆自己的身份，他们以为人们会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态来羡慕他们的特权——正是在这种病态泛滥的语境中，对特权的不安尤为可贵。这种可贵的反思彰显出一种真正受人尊敬的品质和美德，那就是平等的公民意识。
当一个人享受不到特权时，他批评特权的姿态是值得赞许的，可当一个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享受着特权，还能保持着对特权反感和拒绝的态度，并勇敢地将这种不满表达出来时，就更值得赞许了。停留在言语上对特权的批判，也许仅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享受不到特权就说特权坏”的羡慕忌妒恨，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在行动上的拒绝，言行一致，才是对这种不正当利益真正的超脱和发自内心的排斥，是对平等的一种信仰。
其实，我倒不认为两会时的交通管制和警车开道是一种多大的特权，而认为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特殊安排。上千人一起开会，按既定议程到场对开会效率非常重要，可在像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巨堵的大城市，交通随时可能发生瘫痪，时间是根本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不采取特别措施，大会议程很难按计划完成。且设想，数千人的会议，这个堵在安定门，那个堵在朝阳门，还有的堵在阜成门，这对开会将是一场灾难，会就别开了，等人齐了差不多就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开会是为了公共利益，警车开道并非为了炫耀代表委员高人一等，而是为了高效率地完成会议议程，其本身并无太大的不正当。
可虽然正当，但并不意味着合理，不意味着代表委员们可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特别安排，认为“一切就该如此”。毕竟，这种为了代表委员出行方便的交通管制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让本就拥堵的城市交通更雪上加霜，为了给代表委员让道许多人得等半天红灯，应对市民有歉疚之感。然后，为了保障开会时间其实并非只有交通管制惟一途径，代表委员完全可以早点出门赶往会场，或者与市民上班时间错开，或者乘坐有时间保障的公共交通（如地铁），同样能避开拥堵，只是没有交通管制那么方便和威风了。普通市民能克服的问题，代表委员为什么不能尝试克服一下？重要的是，代表委员开会本就为服务市民，而交通管制这种方式则容易让代表委员与市民产生隔阂，享受着交通管制，哪会对被堵在路上的民生有切身的利益共通感。开会不被堵，哪里叫开会，那是交通管制营造出的一种不真实的场景。
讨论公共事务，为了公共利益，代表委员们更该对公益有一种敏锐，不说非要拒绝警车开道，起码要对享受着这种给市民带来不便的特权心存不安。这方面政协委员崔永元也值得赞赏，他在去年全国两会时说了一句让受到交通管制影响的北京市民很温暖的话：我们的会议给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多大不便，提交与回复提案的态度要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