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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韩练成之子韩竞向我介绍张祜先生时，我以为一定是位操着浓重闽粤口音气力不加的老人。但与张老一通电话，传来的却是地道京腔底气十足的声音，记者以为听错了，连问了两遍，那边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回答：“我就是张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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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地道的北京“坐地户”，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灯草胡同。我的原籍是河北省承德市，祖上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为热河人(民国时曾设立热河省，省会就是现在的承德市。热河一词来源于当时承德的温泉)。太祖父叫张翼廷，以制作木碗起家。所谓的木碗就是以承德山上出产的一种特有的木头，此种木头，既硬而且纹理漂亮，将这种木头伐下晾干，旋铣成木碗，内里镶上纯银皮刻上花卉图案即成。用这种碗有两大好处，一是轻巧结实，摔到地下也不容易破裂，且盛热菜热汤也不烫手。二是银子可以验毒，如果食物菜肴中被人投毒，银器的表面即会变黑，旧年代大户人家多用银质餐具也是此理。那时我家的木碗专门供应宫内及高门显贵，当然价格也是很昂贵的，平头百姓是用不起的。祖上也因此发家富甲一方，人送绰号“木碗张”。后来太祖父还做过知县府尹之类的地方官，口碑颇佳。现在网上也有他的事迹。虽然大陆解放以后，我家的田产都被没收了，但老祖宗的坟墓还是完好如初。那时我正在美国，承德方面知道这事，为了统战，就没挖坟掘墓，扯远了，还是讲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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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岁那年，在北平(今北京)志诚中学读高中，当时，局势已经很乱了。国民党军队军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失败，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都在闹学潮，学校也早就不上课了。反内战反饥饿，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当时我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到处游行示威，冲击民国政府机关。当时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我们并不知道是谁。但私下里判定肯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一次我们冲击国民政府北平市参议会，青年军207师武装阻拦，用大皮带驱赶学生，但同学们还是冲破阻拦，爬上楼把“参议会”的大牌子摘下来，改成“土豪劣绅会”，你看这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还能是谁?
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学不上，工作没有，将来凭什么吃饭呢?家里人很着急，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后来我自己作主报考了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入伍学校，于1948年7月离开北平，千辛万苦来到四川省铜梁县的军校。军校的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处。”到现在我还记的有一个教官姓肖。这个学校是培养空军预备役人员的军校。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失利，国共合谈破裂，眼看国民党在大陆上是呆不下去了，学校也在作撤退的准备。校方声明，愿意去台湾的马上准备。不愿意去的发几块大洋各回自家。我们北京同来的大部分都领了川资回家了。但是我没走，不久我们这些留下的学员先去了重庆的白市驿，从那里乘坐美制的C-46运输机到了汉口，停留了几天就从汉口乘同一型号的飞机飞到了台湾冈山，当晚转去东港。
到了台湾以后，我们一行人继续上空军通讯学校，学制大概一年多就毕业了。本来是要当空军通讯员的，可是后来上司说目前空军驾驶员很缺乏，可以让我们继续上空军官校，这是专门培养军用飞机驾驶员的军校。我是该校第33期学员，那年驾机飞回大陆的徐廷泽是35期的。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很愿意去学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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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从空军官校毕业，被授予准尉军衔，分配到驻台北桃园机场的空军第5大队。前些年驾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飞回大陆的王锡爵学长也是5大队的。我飞F-86时我们就分开了。在航校我们飞AT-6、PT-17这两型教练机，航校毕业以后，分到部队开始驾驶美制P-47战机。
P-47“雷电”战斗机是二战中期美国共和飞机公司生产的一种性能相当不错的战斗机，改型很多。从1939年11月P-47的原型机XP-47试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关闭了生产线，总产量达到几千架。P-47机体略显五大三粗，不像“飓风”，“喷火”、“野马”那样秀气，但它的发动机功率大，且火力猛，只要不是要害部位，挨上几十发机枪子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P-47的俯冲性能好，在空战中只要P-47占据有利高度，俯冲攻击很容易得手。从欧洲战场P-47加入作战，到二战结束，各型P-47参加了盟军几乎所有的空中作战行动，例如从1943年7月到11月初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仅美国陆军航空5大队(二战时，美军编制系列中，没有空军这一兵种，那时美军的飞机都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兵，直到1947年，美国才有了空军这一专业军种的编制)的P-47就击落敌机上百架。在1944年3月4日、6日盟军进行的著名“柏林大轰炸”中，护航的P-47和P-51共击落德国空军的Me-109、Me-110和FW-100等战斗160余架，己方仅损失30架。这其中的大部分战绩都是P-47取得的。德国空车元帅戈林曾哀叹道：“当护航战斗机出现在柏林上空时，我们就感觉大势已去了”。而最先进入柏林的护航战斗机正是P-47。P-47在作战中不仅击落过纳粹的所有活塞式战斗机。甚至还击落过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纳粹Me-262喷气式战斗机。
P-47长10.7米，机头装有一台18缸活塞式发动机，并配有一副大尺寸的四叶螺旋桨，直径因机型而不同，最小为3.65米，最大为4.5米，驾驶员座椅位于机身中部上方，所以机舱内温度很高，我开P-47时，上机时带上一瓶冰凉的水，等完成任务时，水已经很热了。P-47翼展12.4米，两侧机翼前各装有1挺口径为12.7毫米的勃朗宁机枪，各备弹200发。我们使用的P-47N又各增加了一挺机枪。P-47的最大外挂量为1135千克。标准载油量为1190升，续航时间为2小时，我们使用的P-47N改为侦察型，减少了武备，加大了载油量，所以可以飞4个多小时。P-47的原型机P-47B在5000米的高度上可达到400千米／小时，而在8470米达到了690千米／小时的高速，“雷电”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P-47N，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剩余物资，用轮船运来时，老美把机翼卸下来，机头朝上像插蜡烛似的码放在甲板上，从这点来看美国人已经不怎么太看重这些二手货了。
当时我们驾驶P-47N主要执行侦察任务，我们驾驶员随身只带一支手枪。我们驾机飞到大陆的岛屿附近(主要是台湾对面的福建省沿海岛屿)，在三千多米的空中用目视侦察下面岛屿、港口附有没有大陆的渔船集结。因为那时大陆的海军力量很薄弱，没有多少军用登陆舰艇，如果要发动对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登陆作战，必然要征用大量的渔船，所以说如果发现下面有很多大陆渔船，有可能就是大陆军方攻台作战的征候。 类似的侦察飞行，我在P-47N上一共飞行过700多小时，说实在话，没有发现过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其实在19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大陆似乎放弃了对台澎金马地区的登陆作战，后来我听说是想从苏俄那里买来现代化的军舰和登陆艇后，再总攻台湾，由于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大陆以武力攻台的计划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一带的岛屿，如一江山岛、大陈岛等都被大陆收复了。虽然我驾驶P-47没遭遇过大陆的空中打击，但是其它部队的P-47还是有损失的。1953年7月25日，台湾空军的P-47被大陆空军的米格-15击落击伤各一架。1954年6月3日，我们5大队的两架P-47在大陈岛上空被大陆空军的苏制拉沃奇金-11型螺旋桨战斗机击落击伤各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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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P-47的一系列战损，再加上大陆空军此时的力量正渐趋强大，其战斗机除了少量的螺旋桨式之外，绝大部份都换成了米格-15和性能更加优异的米格-15比斯。另外一大批经过韩战锻练的飞行员和指挥官也成为大陆空军的中坚力量。还有在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大陆方面也紧急抢修了多处前线机场。面对如此态势，再整些二战的P-47武装台湾空军是不行了，所以在韩战将结束时，美国就把在战争中用过的F-84“电闪”和F-86“佩刀”等型号的喷气式战斗机提供给台湾空军，用以对抗大陆的米格-15系列战机。我是从P-47直接转到F-86上了。F-86是台湾空军当时的顶级战斗机，驾驶员自然也是“天之骄子”中的骄子了，当时，我感觉还是很自豪的。
F-86及其改型不仅在台湾，就是在美国和其盟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是当家的主力战斗机。
F-86的原型机于1945年开始设计、1947年10月首次试飞，1949年装备部队，到1961年北美航空公司关闭其生产线，各型F-86总共生产了11400余架，其中F型最多，约有2100架。其它主要型别有A型(最初生产型)，D、K型(全天候截击型)，E型(昼间战斗型)及H型(战斗轰炸型)等。
F-86“佩刀”的首飞时间为1952年3月19日，试飞成功后即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并有不小数量的F-86F出现在韩战之中，其性能相当于志愿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佩刀”乘员1人，机长11.45米，机高4.50米，翼展11.90米，最大起飞重量9350千克，使用过载7.0g，最大速度964千米／小时。“佩刀”的武备是6挺12.7毫米机枪，射速1200发／分钟，后期的“佩刀”改装美国制造的第一代红外制导的空对空导弹，这种飞机曾与大陆空军多次交锋，胜负都有，在浙东上空的一次作战中，“佩刀”所携带的“响尾蛇”空空导弹坠入海中，后来听说被大陆军方捞起，送给苏俄，他们仿制了“环礁”空对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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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佩刀”时，正是“8·23”炮战前后，台海双方战事频繁，局势很紧，那时我们觉着大陆可能真要攻打台湾了。当时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侦察大陆的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其中飞到大陆的一次是掩护李南屏(他就是后来在1964年7月7日被大陆用苏制萨姆-2地空导弹击落的U-2的那个驾驶员，他曾经驾驶U-2十二次进入大陆侦察都没事，可后来还是被打了下来，那时，每当有飞机被击落都会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引起很大的波动)的侦察。
我驾驶F-86F的时间最长达4000多小时，后来我升任分队长。我虽然在好几种机型上飞过多次，但并没有正经打过仗，这既不是我临阵怯战，也不是故意不向大陆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开火，而确实是没有机会，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升迁。后来调到台南的机场，台湾又从美国引进F-5轻型战斗机时，我就申请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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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飞行员在台湾是所谓的“天之骄子”，上司也比较重视，如蒋介石就多次接见所谓的“克难英雄”之类的台军飞行人员。我们的待遇也比较优厚，每月有200多美元，其它方面补助也不少。但部分飞行人员的思想都是比较苦闷的，这其中既有对远在大陆故乡热土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有对台湾前途未知吉凶的担忧，还有对当时老蒋“政府”对飞行人员搞的那种欺骗宣传和手段产生的厌恶与不满。如叶常棣和张立义，都因驾驶U-2飞机在大陆上空被击落后遭擒。而台湾方面却说他们都以“殉国捐躯”，并大张旗鼓地予以表彰。后来，大陆方面把他们释放后，台湾方面又不承认，弄得他们有家难回。更有甚者，张立义的家属知道他“死”了，就改嫁他人，可后来张立义又“活”了，他夫人的第二个丈夫又主动解除婚约送她与张立义破镜重圆，闹了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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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如上述的主客观因素，再加上大陆方面的宣传，所以在那段两岸关系针锋相对激烈对抗的年代时，有不少台湾飞行员驾机飞回大陆，如较早的黄天明、徐廷泽，后来的黄植诚等人，至于他们飞回去的真正原因，我不知道，但与双方的宣传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我自己来讲，同样也遇到这种情况，那时我母亲在大陆对台广播中也多次劝我“弃暗投明立功(驾机)归降”。说实话，当时我确实也产生过动摇，但军人以忠诚军队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念，使我没有这么干，当然，那时台湾军方看管得也是很严的，要想驾机出逃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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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记者您提到的大陆空军的作战指挥各个方面的看法，我讲的是以前，不是现在啊，如今大陆空军的驾驶员都是大学生，素质很高，而且飞机也有了苏-27、苏-30、歼-10，甚至还有歼-20，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比台湾现在的空军要略胜一筹了。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我认为并不是这样。首先谈飞机员本身素质，那时大陆空军的飞行员，首先强调是政治上绝对可靠，要苦出身，战场上敢于刺刀见红。但是这些人往往文化素质较差。而一些出身于有钱人家，有高学历和素质的飞行人员往往得不到重用，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挤出空军，有的人结局很不好，而在当时的台湾空军则不存在这种问题。
还有在空中作战方面，我认为也有一些问题，台军的作战方法是从韩战中的美国空军那里学来的，临场比较灵活，而那时大陆空军从上到下完全照搬苏俄空军那一套，比较呆板。举个小例子，在空中作战双机编队，僚机先发现敌机，要报告长机，然后掩护长机攻击。这样做的弊端是很明显的，空中作战战机转瞬即逝，怎么容得你报来报去的呢?而台湾空军的做法是，如果僚机率先发现敌机，他就立即自动转成长机。一面报告，一面转入攻击，而其它友机则提供掩护。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全对，况且在前些年双方兵戎相见时，大陆空军战机也打下了不少台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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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军退役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南亚泰国、老挝、柬埔寨一带 去谋生了。我筹钱买了两架印度航空公司退役的C-47运输机，专门为这些国家跑运输，黑道白道都有，也替美国中央情报局贩运过武器，我只是挣个运费，至于运的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当时那边也很乱老打仗，那时我把家安在金边，花六百美元一个月租了套花园别墅，有多个佣人。我跑运输，一个月就能赚两三千美元，当时美元很值钱，那段生活特快乐，大把挣钱大把花钱。当然，并不只是我这样，许多台军飞行员都在那儿发财。当时柬埔寨是朗诺掌权。但好景不长，红色高棉开始进攻金边，他们见人就杀，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攻陷金边的那个凌晨，我逃离了柬埔寨，飞机也扔了，家也扔了，等我们升到空中往下一看，金边下面已经是烈火熊熊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恐怖之夜。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捡了一条命，和我相识的几位台军的退役飞行员和一位南韩人都死于非命了，连骨灰都没处找呀!
我逃到了泰国，那里比较安定，加上我手头还有一些积蓄，又在泰国买了一架美国驻泰使馆的退役公务机，从事运输和人工降雨等工作。
后来大陆改革开放了，我也动了回北京看望老娘的念头。1978年曼谷亚运会时，大陆方面派了一个很多人的代表团，他们在一个旅馆包了半个楼。我到了那里和他们说明了情况，大陆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于是我当场写了封信，托他们带回北京，交给了我母亲。
我母亲叫王辉，解放前就一直做地下工作，当过刘仁(原北京市委副书记)的下属。由于我们家庭在北京也有房产所以母亲就倾其所有资助了那些搞革命的同事们。1949年中共建国后，我母亲是北京市第一个女性派出所所长，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虽然在以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她也没少受冲击，但都没出什么大事。
母亲接到信后，很快就回了信，于是在大陆方面的关照下，我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北京，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娘，这样总算了却了我的心愿。不料这事后来却给我带来了“麻烦”，我探亲回到泰国后，朋友们从美国来信儿，让我去那边重操旧业，那我就得去办签证啊，台湾在曼谷有个办事处，当我去办赴美签证时，他们说我去过北京，不给我办，由此我们发生激烈的争吵，气得我当场把我的“中华民国”的护照撕了。后来我通过其它手续到了美国，又干了十几年老本行。现在我执大陆外交部颁发的华侨探亲护照，凭它来往世界名国。我主要居住在北京，政府对我还挺好。
目前我所倾全力干的事是想建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民航学院，专门培养高水平的在国内国外都能用得上的民航飞行员。现在大陆发展很快，民航飞行员缺口很大。但这件事需要巨额的投资、人员、场地及许多方面的问题，要办成绝非易事，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办成这件大事!
记者从事“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以来，先后见过几十位具有不平几经历的涉及军事方面的典型人物，而张老则是最特殊的一位，相信朋友们在看完本文后一定也会有些新的感受。
开国中将韩练成之子韩竞先生为本文的采访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谨致深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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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地道的北京“坐地户”，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灯草胡同。我的原籍是河北省承德市，祖上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为热河人(民国时曾设立热河省，省会就是现在的承德市。热河一词来源于当时承德的温泉)。太祖父叫张翼廷，以制作木碗起家。所谓的木碗就是以承德山上出产的一种特有的木头，此种木头，既硬而且纹理漂亮，将这种木头伐下晾干，旋铣成木碗，内里镶上纯银皮刻上花卉图案即成。用这种碗有两大好处，一是轻巧结实，摔到地下也不容易破裂，且盛热菜热汤也不烫手。二是银子可以验毒，如果食物菜肴中被人投毒，银器的表面即会变黑，旧年代大户人家多用银质餐具也是此理。那时我家的木碗专门供应宫内及高门显贵，当然价格也是很昂贵的，平头百姓是用不起的。祖上也因此发家富甲一方，人送绰号“木碗张”。后来太祖父还做过知县府尹之类的地方官，口碑颇佳。现在网上也有他的事迹。虽然大陆解放以后，我家的田产都被没收了，但老祖宗的坟墓还是完好如初。那时我正在美国，承德方面知道这事，为了统战，就没挖坟掘墓，扯远了，还是讲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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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岁那年，在北平(今北京)志诚中学读高中，当时，局势已经很乱了。国民党军队军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失败，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都在闹学潮，学校也早就不上课了。反内战反饥饿，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当时我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到处游行示威，冲击民国政府机关。当时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我们并不知道是谁。但私下里判定肯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一次我们冲击国民政府北平市参议会，青年军207师武装阻拦，用大皮带驱赶学生，但同学们还是冲破阻拦，爬上楼把“参议会”的大牌子摘下来，改成“土豪劣绅会”，你看这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还能是谁?
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学不上，工作没有，将来凭什么吃饭呢?家里人很着急，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后来我自己作主报考了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入伍学校，于1948年7月离开北平，千辛万苦来到四川省铜梁县的军校。军校的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处。”到现在我还记的有一个教官姓肖。这个学校是培养空军预备役人员的军校。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失利，国共合谈破裂，眼看国民党在大陆上是呆不下去了，学校也在作撤退的准备。校方声明，愿意去台湾的马上准备。不愿意去的发几块大洋各回自家。我们北京同来的大部分都领了川资回家了。但是我没走，不久我们这些留下的学员先去了重庆的白市驿，从那里乘坐美制的C-46运输机到了汉口，停留了几天就从汉口乘同一型号的飞机飞到了台湾冈山，当晚转去东港。
到了台湾以后，我们一行人继续上空军通讯学校，学制大概一年多就毕业了。本来是要当空军通讯员的，可是后来上司说目前空军驾驶员很缺乏，可以让我们继续上空军官校，这是专门培养军用飞机驾驶员的军校。我是该校第33期学员，那年驾机飞回大陆的徐廷泽是35期的。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很愿意去学开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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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从空军官校毕业，被授予准尉军衔，分配到驻台北桃园机场的空军第5大队。前些年驾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飞回大陆的王锡爵学长也是5大队的。我飞F-86时我们就分开了。在航校我们飞AT-6、PT-17这两型教练机，航校毕业以后，分到部队开始驾驶美制P-47战机。
P-47“雷电”战斗机是二战中期美国共和飞机公司生产的一种性能相当不错的战斗机，改型很多。从1939年11月P-47的原型机XP-47试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关闭了生产线，总产量达到几千架。P-47机体略显五大三粗，不像“飓风”，“喷火”、“野马”那样秀气，但它的发动机功率大，且火力猛，只要不是要害部位，挨上几十发机枪子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P-47的俯冲性能好，在空战中只要P-47占据有利高度，俯冲攻击很容易得手。从欧洲战场P-47加入作战，到二战结束，各型P-47参加了盟军几乎所有的空中作战行动，例如从1943年7月到11月初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仅美国陆军航空5大队(二战时，美军编制系列中，没有空军这一兵种，那时美军的飞机都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兵，直到1947年，美国才有了空军这一专业军种的编制)的P-47就击落敌机上百架。在1944年3月4日、6日盟军进行的著名“柏林大轰炸”中，护航的P-47和P-51共击落德国空军的Me-109、Me-110和FW-100等战斗160余架，己方仅损失30架。这其中的大部分战绩都是P-47取得的。德国空车元帅戈林曾哀叹道：“当护航战斗机出现在柏林上空时，我们就感觉大势已去了”。而最先进入柏林的护航战斗机正是P-47。P-47在作战中不仅击落过纳粹的所有活塞式战斗机。甚至还击落过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纳粹Me-262喷气式战斗机。
P-47长10.7米，机头装有一台18缸活塞式发动机，并配有一副大尺寸的四叶螺旋桨，直径因机型而不同，最小为3.65米，最大为4.5米，驾驶员座椅位于机身中部上方，所以机舱内温度很高，我开P-47时，上机时带上一瓶冰凉的水，等完成任务时，水已经很热了。P-47翼展12.4米，两侧机翼前各装有1挺口径为12.7毫米的勃朗宁机枪，各备弹200发。我们使用的P-47N又各增加了一挺机枪。P-47的最大外挂量为1135千克。标准载油量为1190升，续航时间为2小时，我们使用的P-47N改为侦察型，减少了武备，加大了载油量，所以可以飞4个多小时。P-47的原型机P-47B在5000米的高度上可达到400千米／小时，而在8470米达到了690千米／小时的高速，“雷电”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P-47N，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剩余物资，用轮船运来时，老美把机翼卸下来，机头朝上像插蜡烛似的码放在甲板上，从这点来看美国人已经不怎么太看重这些二手货了。
当时我们驾驶P-47N主要执行侦察任务，我们驾驶员随身只带一支手枪。我们驾机飞到大陆的岛屿附近(主要是台湾对面的福建省沿海岛屿)，在三千多米的空中用目视侦察下面岛屿、港口附有没有大陆的渔船集结。因为那时大陆的海军力量很薄弱，没有多少军用登陆舰艇，如果要发动对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登陆作战，必然要征用大量的渔船，所以说如果发现下面有很多大陆渔船，有可能就是大陆军方攻台作战的征候。 类似的侦察飞行，我在P-47N上一共飞行过700多小时，说实在话，没有发现过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其实在19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大陆似乎放弃了对台澎金马地区的登陆作战，后来我听说是想从苏俄那里买来现代化的军舰和登陆艇后，再总攻台湾，由于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大陆以武力攻台的计划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一带的岛屿，如一江山岛、大陈岛等都被大陆收复了。虽然我驾驶P-47没遭遇过大陆的空中打击，但是其它部队的P-47还是有损失的。1953年7月25日，台湾空军的P-47被大陆空军的米格-15击落击伤各一架。1954年6月3日，我们5大队的两架P-47在大陈岛上空被大陆空军的苏制拉沃奇金-11型螺旋桨战斗机击落击伤各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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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P-47的一系列战损，再加上大陆空军此时的力量正渐趋强大，其战斗机除了少量的螺旋桨式之外，绝大部份都换成了米格-15和性能更加优异的米格-15比斯。另外一大批经过韩战锻练的飞行员和指挥官也成为大陆空军的中坚力量。还有在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大陆方面也紧急抢修了多处前线机场。面对如此态势，再整些二战的P-47武装台湾空军是不行了，所以在韩战将结束时，美国就把在战争中用过的F-84“电闪”和F-86“佩刀”等型号的喷气式战斗机提供给台湾空军，用以对抗大陆的米格-15系列战机。我是从P-47直接转到F-86上了。F-86是台湾空军当时的顶级战斗机，驾驶员自然也是“天之骄子”中的骄子了，当时，我感觉还是很自豪的。
F-86及其改型不仅在台湾，就是在美国和其盟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是当家的主力战斗机。
F-86的原型机于1945年开始设计、1947年10月首次试飞，1949年装备部队，到1961年北美航空公司关闭其生产线，各型F-86总共生产了11400余架，其中F型最多，约有2100架。其它主要型别有A型(最初生产型)，D、K型(全天候截击型)，E型(昼间战斗型)及H型(战斗轰炸型)等。
F-86“佩刀”的首飞时间为1952年3月19日，试飞成功后即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并有不小数量的F-86F出现在韩战之中，其性能相当于志愿军装备的米格-15比斯。“佩刀”乘员1人，机长11.45米，机高4.50米，翼展11.90米，最大起飞重量9350千克，使用过载7.0g，最大速度964千米／小时。“佩刀”的武备是6挺12.7毫米机枪，射速1200发／分钟，后期的“佩刀”改装美国制造的第一代红外制导的空对空导弹，这种飞机曾与大陆空军多次交锋，胜负都有，在浙东上空的一次作战中，“佩刀”所携带的“响尾蛇”空空导弹坠入海中，后来听说被大陆军方捞起，送给苏俄，他们仿制了“环礁”空对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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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佩刀”时，正是“8·23”炮战前后，台海双方战事频繁，局势很紧，那时我们觉着大陆可能真要攻打台湾了。当时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侦察大陆的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其中飞到大陆的一次是掩护李南屏(他就是后来在1964年7月7日被大陆用苏制萨姆-2地空导弹击落的U-2的那个驾驶员，他曾经驾驶U-2十二次进入大陆侦察都没事，可后来还是被打了下来，那时，每当有飞机被击落都会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引起很大的波动)的侦察。
我驾驶F-86F的时间最长达4000多小时，后来我升任分队长。我虽然在好几种机型上飞过多次，但并没有正经打过仗，这既不是我临阵怯战，也不是故意不向大陆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开火，而确实是没有机会，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升迁。后来调到台南的机场，台湾又从美国引进F-5轻型战斗机时，我就申请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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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飞行员在台湾是所谓的“天之骄子”，上司也比较重视，如蒋介石就多次接见所谓的“克难英雄”之类的台军飞行人员。我们的待遇也比较优厚，每月有200多美元，其它方面补助也不少。但部分飞行人员的思想都是比较苦闷的，这其中既有对远在大陆故乡热土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有对台湾前途未知吉凶的担忧，还有对当时老蒋“政府”对飞行人员搞的那种欺骗宣传和手段产生的厌恶与不满。如叶常棣和张立义，都因驾驶U-2飞机在大陆上空被击落后遭擒。而台湾方面却说他们都以“殉国捐躯”，并大张旗鼓地予以表彰。后来，大陆方面把他们释放后，台湾方面又不承认，弄得他们有家难回。更有甚者，张立义的家属知道他“死”了，就改嫁他人，可后来张立义又“活”了，他夫人的第二个丈夫又主动解除婚约送她与张立义破镜重圆，闹了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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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如上述的主客观因素，再加上大陆方面的宣传，所以在那段两岸关系针锋相对激烈对抗的年代时，有不少台湾飞行员驾机飞回大陆，如较早的黄天明、徐廷泽，后来的黄植诚等人，至于他们飞回去的真正原因，我不知道，但与双方的宣传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我自己来讲，同样也遇到这种情况，那时我母亲在大陆对台广播中也多次劝我“弃暗投明立功(驾机)归降”。说实话，当时我确实也产生过动摇，但军人以忠诚军队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念，使我没有这么干，当然，那时台湾军方看管得也是很严的，要想驾机出逃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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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记者您提到的大陆空军的作战指挥各个方面的看法，我讲的是以前，不是现在啊，如今大陆空军的驾驶员都是大学生，素质很高，而且飞机也有了苏-27、苏-30、歼-10，甚至还有歼-20，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比台湾现在的空军要略胜一筹了。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我认为并不是这样。首先谈飞机员本身素质，那时大陆空军的飞行员，首先强调是政治上绝对可靠，要苦出身，战场上敢于刺刀见红。但是这些人往往文化素质较差。而一些出身于有钱人家，有高学历和素质的飞行人员往往得不到重用，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挤出空军，有的人结局很不好，而在当时的台湾空军则不存在这种问题。
还有在空中作战方面，我认为也有一些问题，台军的作战方法是从韩战中的美国空军那里学来的，临场比较灵活，而那时大陆空军从上到下完全照搬苏俄空军那一套，比较呆板。举个小例子，在空中作战双机编队，僚机先发现敌机，要报告长机，然后掩护长机攻击。这样做的弊端是很明显的，空中作战战机转瞬即逝，怎么容得你报来报去的呢?而台湾空军的做法是，如果僚机率先发现敌机，他就立即自动转成长机。一面报告，一面转入攻击，而其它友机则提供掩护。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全对，况且在前些年双方兵戎相见时，大陆空军战机也打下了不少台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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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军退役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南亚泰国、老挝、柬埔寨一带 去谋生了。我筹钱买了两架印度航空公司退役的C-47运输机，专门为这些国家跑运输，黑道白道都有，也替美国中央情报局贩运过武器，我只是挣个运费，至于运的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当时那边也很乱老打仗，那时我把家安在金边，花六百美元一个月租了套花园别墅，有多个佣人。我跑运输，一个月就能赚两三千美元，当时美元很值钱，那段生活特快乐，大把挣钱大把花钱。当然，并不只是我这样，许多台军飞行员都在那儿发财。当时柬埔寨是朗诺掌权。但好景不长，红色高棉开始进攻金边，他们见人就杀，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攻陷金边的那个凌晨，我逃离了柬埔寨，飞机也扔了，家也扔了，等我们升到空中往下一看，金边下面已经是烈火熊熊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恐怖之夜。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捡了一条命，和我相识的几位台军的退役飞行员和一位南韩人都死于非命了，连骨灰都没处找呀!
我逃到了泰国，那里比较安定，加上我手头还有一些积蓄，又在泰国买了一架美国驻泰使馆的退役公务机，从事运输和人工降雨等工作。
后来大陆改革开放了，我也动了回北京看望老娘的念头。1978年曼谷亚运会时，大陆方面派了一个很多人的代表团，他们在一个旅馆包了半个楼。我到了那里和他们说明了情况，大陆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于是我当场写了封信，托他们带回北京，交给了我母亲。
我母亲叫王辉，解放前就一直做地下工作，当过刘仁(原北京市委副书记)的下属。由于我们家庭在北京也有房产所以母亲就倾其所有资助了那些搞革命的同事们。1949年中共建国后，我母亲是北京市第一个女性派出所所长，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虽然在以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她也没少受冲击，但都没出什么大事。
母亲接到信后，很快就回了信，于是在大陆方面的关照下，我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北京，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娘，这样总算了却了我的心愿。不料这事后来却给我带来了“麻烦”，我探亲回到泰国后，朋友们从美国来信儿，让我去那边重操旧业，那我就得去办签证啊，台湾在曼谷有个办事处，当我去办赴美签证时，他们说我去过北京，不给我办，由此我们发生激烈的争吵，气得我当场把我的“中华民国”的护照撕了。后来我通过其它手续到了美国，又干了十几年老本行。现在我执大陆外交部颁发的华侨探亲护照，凭它来往世界名国。我主要居住在北京，政府对我还挺好。
目前我所倾全力干的事是想建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民航学院，专门培养高水平的在国内国外都能用得上的民航飞行员。现在大陆发展很快，民航飞行员缺口很大。但这件事需要巨额的投资、人员、场地及许多方面的问题，要办成绝非易事，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办成这件大事!
记者从事“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以来，先后见过几十位具有不平几经历的涉及军事方面的典型人物，而张老则是最特殊的一位，相信朋友们在看完本文后一定也会有些新的感受。
开国中将韩练成之子韩竞先生为本文的采访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谨致深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