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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很多国外的孩子看起来纯净、自然得像天使，中国孩子的脸上却较少从心底深处、由内而外绽放的微笑和丰富、生动、自然的表情。偶尔地，有些小童星表现出了可爱、灵动、聪明，但我们又能感觉到，他们的优秀分明带上了成人雕琢的痕迹，说出的话也是在刻意迎合什么，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失去了孩子本该有的天真无邪。
为什么？中国孩子们的表情去了哪里？孩子们的自然、天真、生动去了哪里？
什么样的成功？
孩子的表情也是教育成果的一种展现，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教育，让孩子没有孩子该有的表情？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某地醒目的房屋销售广告提示下，我找到了答案。社会的、学校的、家庭的……我们植根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教育观念造就了畸形扭曲的教育，我们都无奈地生活在顽固的传统之下。成功的模式和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个“唯一”扼杀了多少孩子的天性、个性和兴趣，使多少孩子的自信、自尊都被沉重地扼杀在自己的心里，仅仅因为分数。
我们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关注远远多于对他们心灵和精神的关注；我们对于他们工作、成就、成功的期待远远大于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感受和幸福，所以，我们才不在乎他们的童年是否绽放过天真、灿烂的笑脸，也不在乎辅导班是否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才让他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为这个社会都认可的成功的目标而奋斗。
我们对于成功的追索，对于孩子的功利的要求，已掠走了他们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反应。当父母渴求的约定俗成的成功转化成压力，功利便蒙蔽、掠走了孩子的纯真；当扭曲的教育绑架了孩子，孩子便成为对于生活和他人没有热情的知识机器，而且当人人——从教育官员到普通家长——都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孩子有长久而深刻的危害，这样的教育必须改变，却谁也不愿意孩子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以卵击石的牺牲品，只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清醒地顺从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哀。
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文化
2010年1月8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枪击民主党议员的事件。五天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向全国的父母们发出一封公开信，希望父母给孩子讲述这起枪击案时，教他们学会宽容：“我们要教他们宽容的价值观……要教给他们，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宁愿相信别人说的是实话，特别是那些和我们看法不一致的人。”米歇尔还说，孩子们可能问，该如何帮助遇难者，“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们，在危急时刻，我们要互相拥抱，互相支持。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无论是用一封信，还是一个祈祷。”
我们不能不承认，很多时候，是其他国家处理重大公共事件透出的信任、仁爱、宽容的人道主义让我们自惭形秽，反躬自问：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文化环境和教育？
浏览新闻时，很多时候，对于有的新闻只看标题，便匆匆一掠而过。很多人都很关注身边的世界，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新闻看世界，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一场场这样的灾难在身边发生：拆迁被打死、上访被碾死、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帮助了老人反而被诬赖、毒奶粉等各种不把人当人的食品安全事件……时间久了，我在内心逼迫自己承认，这样的躲避，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敢。我害怕自己知道得越多，越详细，越失望。在这些事情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公平、公正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更不要说友爱、善良、温情和宽容。我不愿意多看这样的新闻，是因为害怕对于文化和人性的绝望，侵蚀我的信心和勇气……虽然我也知道，这种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有点自欺欺人。
因为害怕孩子吃亏，有的父母甚至不惜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现身说法地教孩子如何打架，训练孩子的生存本能和本领，让他们从小学会在竞争的决绝、生存的残酷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幼小的心灵在丛林法则中熏染，被鼓励着去竞争、去抢夺、去防范、去敌视、去斗争，而不是去尊重、去关怀、去仁爱、去信任。很多父母在潜意识中不约而同、不言自明地一致相信：在现在的中国，“按照《弟子规》、《三字经》的标准培养出来的有道德的孩子，到社会上90%是吃亏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奢望孩子们能够舒展纯净得如天使般的微笑？而那些原本没有被污染的孩子应该个个是天使。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能够绽放出纯真、自然的微笑，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给了孩子应该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能带给我们荣耀的资本，不是让他们替我们实现自己未竟的心愿。
规矩与顺从
有老师布置小学生写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人们期待、习惯的春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一个孩子笔下的春天却是尘暴飞扬，昏天暗地。结果大家都能想到，老师给他的作文不及格。
我们的文化崇尚“听话”，乖巧、顺从、不惹麻烦的孩子更容易被认可，做父母的，也都希望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子女乖巧懂事。耶鲁大学的校长谈及中国学生的缺点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
在“听话”文化的背后，其实是绝对权威的单一的准则和标准，好孩子、好百姓、好下属的“好”，都指的是顺从的乖巧、听话；权威的背后也势必有过多的要求、规矩和禁忌；在把个人意志当作标准的背后，也势必缺乏对不同和多元的接纳和尊重。因为规矩多，批评就多；因为要求、意愿多，欣赏、鼓励就会少。中国人和孩子得到的更多的是不满、批评、打击而不是尊重、鼓励、欣赏，这样的文化很容易让身处其中的人觉得自己总是错的，怎么样都不对，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压抑，而不是舒展。
家长的权威同样也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中国式家长说一不二，强行决定孩子应该怎么样，还习惯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以亲情的名义，以“都是为了你好”的名义，代替孩子做决定。家长因为害怕给予孩子过多的自由而紧张，紧张使我们剥夺孩子的自由：做选择的自由、交朋友的自由，所有的剥夺都源自于我们心目中的“成功”的驱使：只能赢，不能输；只能对，不能错。
专制的教育如同专制的制度一样，教育者、统治者自己最省事，成本最小，可以不受阻挠地为所欲为，从他们的角度，表面地看，能够最高效地保证结果符合他的心意。而那些有违孩子天性的标准、规矩，慢慢地会磨蚀孩子的生动与生气，直至扼杀他们的创造力。耶鲁的校长说“耶鲁很多考卷的题目，都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学生应该有批判性的思维，能不断创新，而不仅是依靠记忆学习”。其实，在美国，何止耶鲁这样；在中国，何止是教育和学习这么简单？
创新的前提是怀疑、批判和挑战现有的规则，创新与自由、宽容的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很难想象，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甚或稍有主见的人，会时刻很听话。然而，我们的“听话”文化，扼杀了这种精神。
教育植根于文化，只有顺着文化的脉络爬梳，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教育反思如果不是从文化反思入手；文化反思如果不从政治文化的反思入手，基本徒劳无功。功利、专制和不人道，是我们在文化之源上找到的教育的痼疾。文化建设更多地依赖制度，超脱、多元、宽容是一种基于制度的文化，也是个人可以掌控的自我修养，但在文化的大氛围里，个人的超越总是有限和无力的。一个民族，几代人，渴求的教育的改变，该从哪里下手？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中国孩子们的表情去了哪里？孩子们的自然、天真、生动去了哪里？
什么样的成功？
孩子的表情也是教育成果的一种展现，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教育，让孩子没有孩子该有的表情？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某地醒目的房屋销售广告提示下，我找到了答案。社会的、学校的、家庭的……我们植根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教育观念造就了畸形扭曲的教育，我们都无奈地生活在顽固的传统之下。成功的模式和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个“唯一”扼杀了多少孩子的天性、个性和兴趣，使多少孩子的自信、自尊都被沉重地扼杀在自己的心里，仅仅因为分数。
我们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关注远远多于对他们心灵和精神的关注；我们对于他们工作、成就、成功的期待远远大于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感受和幸福，所以，我们才不在乎他们的童年是否绽放过天真、灿烂的笑脸，也不在乎辅导班是否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才让他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为这个社会都认可的成功的目标而奋斗。
我们对于成功的追索，对于孩子的功利的要求，已掠走了他们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反应。当父母渴求的约定俗成的成功转化成压力，功利便蒙蔽、掠走了孩子的纯真；当扭曲的教育绑架了孩子，孩子便成为对于生活和他人没有热情的知识机器，而且当人人——从教育官员到普通家长——都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孩子有长久而深刻的危害，这样的教育必须改变，却谁也不愿意孩子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以卵击石的牺牲品，只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清醒地顺从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哀。
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文化
2010年1月8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枪击民主党议员的事件。五天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向全国的父母们发出一封公开信，希望父母给孩子讲述这起枪击案时，教他们学会宽容：“我们要教他们宽容的价值观……要教给他们，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宁愿相信别人说的是实话，特别是那些和我们看法不一致的人。”米歇尔还说，孩子们可能问，该如何帮助遇难者，“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们，在危急时刻，我们要互相拥抱，互相支持。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无论是用一封信，还是一个祈祷。”
我们不能不承认，很多时候，是其他国家处理重大公共事件透出的信任、仁爱、宽容的人道主义让我们自惭形秽，反躬自问：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文化环境和教育？
浏览新闻时，很多时候，对于有的新闻只看标题，便匆匆一掠而过。很多人都很关注身边的世界，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新闻看世界，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一场场这样的灾难在身边发生：拆迁被打死、上访被碾死、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帮助了老人反而被诬赖、毒奶粉等各种不把人当人的食品安全事件……时间久了，我在内心逼迫自己承认，这样的躲避，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敢。我害怕自己知道得越多，越详细，越失望。在这些事情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公平、公正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更不要说友爱、善良、温情和宽容。我不愿意多看这样的新闻，是因为害怕对于文化和人性的绝望，侵蚀我的信心和勇气……虽然我也知道，这种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有点自欺欺人。
因为害怕孩子吃亏，有的父母甚至不惜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现身说法地教孩子如何打架，训练孩子的生存本能和本领，让他们从小学会在竞争的决绝、生存的残酷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幼小的心灵在丛林法则中熏染，被鼓励着去竞争、去抢夺、去防范、去敌视、去斗争，而不是去尊重、去关怀、去仁爱、去信任。很多父母在潜意识中不约而同、不言自明地一致相信：在现在的中国，“按照《弟子规》、《三字经》的标准培养出来的有道德的孩子，到社会上90%是吃亏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奢望孩子们能够舒展纯净得如天使般的微笑？而那些原本没有被污染的孩子应该个个是天使。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能够绽放出纯真、自然的微笑，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给了孩子应该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能带给我们荣耀的资本，不是让他们替我们实现自己未竟的心愿。
规矩与顺从
有老师布置小学生写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人们期待、习惯的春天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一个孩子笔下的春天却是尘暴飞扬，昏天暗地。结果大家都能想到，老师给他的作文不及格。
我们的文化崇尚“听话”，乖巧、顺从、不惹麻烦的孩子更容易被认可，做父母的，也都希望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子女乖巧懂事。耶鲁大学的校长谈及中国学生的缺点说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
在“听话”文化的背后，其实是绝对权威的单一的准则和标准，好孩子、好百姓、好下属的“好”，都指的是顺从的乖巧、听话；权威的背后也势必有过多的要求、规矩和禁忌；在把个人意志当作标准的背后，也势必缺乏对不同和多元的接纳和尊重。因为规矩多，批评就多；因为要求、意愿多，欣赏、鼓励就会少。中国人和孩子得到的更多的是不满、批评、打击而不是尊重、鼓励、欣赏，这样的文化很容易让身处其中的人觉得自己总是错的，怎么样都不对，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压抑，而不是舒展。
家长的权威同样也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中国式家长说一不二，强行决定孩子应该怎么样，还习惯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以亲情的名义，以“都是为了你好”的名义，代替孩子做决定。家长因为害怕给予孩子过多的自由而紧张，紧张使我们剥夺孩子的自由：做选择的自由、交朋友的自由，所有的剥夺都源自于我们心目中的“成功”的驱使：只能赢，不能输；只能对，不能错。
专制的教育如同专制的制度一样，教育者、统治者自己最省事，成本最小，可以不受阻挠地为所欲为，从他们的角度，表面地看，能够最高效地保证结果符合他的心意。而那些有违孩子天性的标准、规矩，慢慢地会磨蚀孩子的生动与生气，直至扼杀他们的创造力。耶鲁的校长说“耶鲁很多考卷的题目，都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学生应该有批判性的思维，能不断创新，而不仅是依靠记忆学习”。其实，在美国，何止耶鲁这样；在中国，何止是教育和学习这么简单？
创新的前提是怀疑、批判和挑战现有的规则，创新与自由、宽容的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很难想象，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甚或稍有主见的人，会时刻很听话。然而，我们的“听话”文化，扼杀了这种精神。
教育植根于文化，只有顺着文化的脉络爬梳，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教育反思如果不是从文化反思入手；文化反思如果不从政治文化的反思入手，基本徒劳无功。功利、专制和不人道，是我们在文化之源上找到的教育的痼疾。文化建设更多地依赖制度，超脱、多元、宽容是一种基于制度的文化，也是个人可以掌控的自我修养，但在文化的大氛围里，个人的超越总是有限和无力的。一个民族，几代人，渴求的教育的改变，该从哪里下手？什么时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