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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越来越多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在南欧、东南欧、东欧以及东亚的部分国家，生育率则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研究人员指出，总和生育率的极低（低于1.5）或超低（低于1.3）现象是全球生育率转型进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也正是因此，决策者和公众普遍担心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公共财政、养老金体系、社会保障和卫生事业的巨大压力。
但“生不生”的确不只是个“偏好”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的一份工作论文同时指出，即使是在生育率极低的国家，父母们一般也希望能生两个孩子，只是是否生育往往不能加以“选择”。低生育率由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因素所致。如：社会危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程度、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等等。
韩国的候鸟父亲
美国宾州大学的Anderson与Konler曾留意到东亚剧烈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现象，特别关注韩国的低生育率。他们指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与欧洲地区不太一样。欧洲地区统计学意义上的生育率下降多是由青年人推迟婚育的行为所带来，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其在他们婚育后可得到部分弥补。但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一般无法挽回。在研究韩国个案时，他们指出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国的“教育热”现象。
Anderson与Konler口中的教育热与时下媒体激烈讨论的教育焦虑现象非常相似。它是指父母看重教育帮助子女实现个人提升、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流动的功用，视子女教育为他们自己不可避免的责任，尽力和想办法为他们寻求适当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取竞争力。由于年轻人所处经济环境竞争激烈，要获得一份高薪有保障的工作，进入韩国最负盛名的精英“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大学和延世大学）变得至关重要。为了将孩子送进这三所高校，韩国的老父母们也是百般武艺都用上，一般都会在孩子们正常上课时间后再安排他们参加课外补习，接受数学、写作、音乐、科学、英语等所有科目的额外培训。
按照赛思在《教育热：南韩的社会、政治以及教育追求》一书中的提法，送孩子参加课外培训已经成为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据统计，到2009年，超过75%的韩国儿童有过上课外补习班的经历。未能送子女上这些额外课程的父母甚至要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
例如，说英语不单是一个别致的地位象征，更是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因此，“英语热”现象一直困扰着韩国，越来越多的韩国父亲将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送到英语国家学习，而自己则留在韩国工作，通常选择每年拜访妻子和儿女，自己则被称为候鸟父亲（按照有关资料的统计，目前韩国总共有大约20万候鸟父亲）。
由于父母通常认为孩子的成功背后反映的是自己的努力程度，所以相互竞争，让孩子参加最好的补习班、英语课程或日托中心，竞争性的养育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大部分家庭声称只敢要一两个孩子——毕竟，孩子越多提供给每个孩子的经济资源就越少，如此，孩子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
高强度育儿
Anderson与Konler所讲的韩国故事并不孤立。普通家庭面临的教养压力也不只是韩国现象，即便在少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美国和英国，父母的养育责任及其影响亦已广受关注。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森的说法，在全球范围，“做父母”的社会意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观念层面，我们这代家长大概比任何年代的家长都更加坚信“父母决定论”的观点——孩子的生活是由他们能得到的养育质量决定的。
在实践层面，美国皮尤中心的一项数据更是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头10年，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两倍，母亲则更多——因为她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仍是父亲的两倍。请不要忘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才刚刚获得稍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但短短40年，新时代的育儿又在重新召唤她们重返家庭“战场”。研究指出，现在全职工作的“老母亲”陪同孩子的时间与20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几无二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一项针对西方11个富裕国家的比较研究甚至显示，在2012年，母亲们平均用于教孩子的时间较之于1965年长了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全职工作的“老母亲”，既要主外又要主内。
在我们这个年代，高强度育儿已是主流的育儿模式，一切转向子女的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
养育质量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否有工作，最好能够花更长时间陪伴孩子，能与他们一起游戏就更好;还要创造机会对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加以系统引导，最好能够投入大量的金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学习课外知识;购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订购专家咨询则是上佳选择。父母还都要立志成为最好的儿童发展专家，撸着袖子亲自上阵，自学儿童心理发展知识;总之，需要自学成才，哪怕再学一遍语数外数理化。大约可以把新时代育儿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
竞争性养育
我们社会的总体趋势是接受父母决定论。这预示了对儿童发展认识的根本转变——从社会学的解释到道德的解释。孩子发展得好与不好通常被用来认定父母是否职称。这样对父母养育行为也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快，要力争做全能父母，要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因为他们需要为一个竞争的年代做好充足的准备。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沃德福嘉（Waldfogel）的一项研究，标题耸动：“坏父母的能力差距在扩大”。言下之意，影响孩子学习的是父母的“质量”。但儿童发展的道德解释和父母决定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忽视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儿童的影响。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阶层化的世界中，儿童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发展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影响。
高强度育儿已是主流的育儿模式，一切转向子女的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提及，社会经济条件对育儿规范和何为良好教养方式的认识有着重要影响，父母总是尽可能地想要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揭示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趋势逐渐开始并加剧。在这个赢者通吃的社会，父母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子女落后于人，在他们很小时便想办法使他们赢得人生的主动权。父母们，尤其是中上产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我们的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正是逐步加深的经济不平等、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以及学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这个时代的养育实践为何更加“高强度”。如果教育系统高度分层，选拔性强，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能预先确定自己的经济未来，那么这个系统更容易引发“育儿战争”。如果教育系统强调公平和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长就会有更多放松的余地。
回到生与不生的话题，Anderson与Konler使用了韩国私立教育调查数据，开展分析并验证了父母的教育负担与生育愿望。他们发现，课外补习上的教育支出的确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关联，亦即前者的增加与后者的减少有关，花费更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更少的孩子。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的工作报告也指出，在双职工家庭模式不断扩张、经济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强度育儿”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此，推进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统的选拔和竞争，通过减税等形式补贴教育，建设均衡高质量的公立教育系统支持儿童发展便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
◎ 来源|微信公众号“发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