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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一座石牌楼，就走进了贵州省习水县的千年古镇——土城镇。它地处川黔渝交界处的枢纽地带，依山沿河而建，著名的赤水河绕镇而过。
镇上有两条一长一短、呈丁字形的古街，一色的长条石板路，两边都是二层的房子。其中一条短街大约有二三十户，每家的门楣上分别挂着“蔡畅住居”、“邓颖超住居”、“贺子珍住居”、“刘英住居”、“李坚真住居”等标牌。
从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至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为止，红军指战员在土城逗留了6天时间。被编在中央纵队休养连的女红军们就居住在这条街上。因此，土城人民把这条街亲切地称之为“女红军街”。
1古街清楚记得：中央纵队休养连的女红军情况不一样，分工也不同——
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先、金维映、丘一涵、杨厚珍等人，因体弱有病或怀有身孕，以休养和行军为主；
李伯钊、钱希均、钟月林、廖似光、萧月华等人，负责宣传红军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等工作；
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等人，主要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工作；
原红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担任休养连连长，李坚真担任休养连指导员，吴仲廉担任休养连秘书；
还有两位女红军，一是刘英，被派到中央纵队任秘书长；二是康克清，经常在朱德身边工作，随军委行动。
女红军中的许多人，除了行军还要照顾伤员、宣传群众、寻找民夫、分派担架……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部队急行军时，常常一天要走100多华里路。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吴富莲等人，每人要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村庄找来的。许多担架员因为有顾虑而怠工，女红军们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饱睡好，有时还顶替他们抬担架。在粮食不多时，女红军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担架员吃饱。
此外，她们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彈在身前身后呼啸，她们也没扔下一个伤员。尽管她们是非战斗部队，可一点儿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
身着黑色长袍、戴着旧式毡礼帽的罗明先老人亲眼见过女红军，他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说，住在这条街上的女红军有好几十呀，她们和男红军一样，穿着青的、灰的，各种各样杂色的破旧衣服。她们很客气，向你借东西，你要是不借，也不强要。后来她们临走的时候，就把向我们买东西用的那些苏维埃票票，都给我们换成了打土豪后得来的东西。临走时，她们只拿了门前的晾衣竿作火把。
2古街清楚记得：休养连在土城刚一落脚，指导员李坚真便开始忙碌起来，因为她有个特殊任务——打土豪。
对此，她有一套经验。她先和同志们找个制高点观察，看看谁家的房子大，高楼多，砖瓦白灰院墙气派。然后听狗叫，有钱人的狗吃得好、叫得凶，底气十足，而且膘肥体壮，主动出击，正所谓狗仗人势。
接下来是看“三栏”：牛栏、猪栏、马栏。看它们的大小，存栏数多少。而后，穿堂入室，看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厨房，谁家的灶和锅大，谁家存的油多，必然很有钱。最后，还要走进书房或者卧室看公文和信件，如果信封上总是动不动就“老某某”、“先生某某”的，那就更有了把握。
经过看房、看狗、看栏、看灶、看信的“五步走”后，李坚真再到老百姓家去问。老百姓见这位女红军比较了解情况，自然也不会说假话，于是李坚真干脆利落，一抓一个准儿。
在土城，李坚贞、王泉媛等照样没有落空，她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既有不少家产、又有很大民愤的土豪罗义甫，便把他抓了起来，没收了他家的浮财。随后召集当地的群众开大会，批斗了罗义甫。还把盐巴、烟巴等浮财摆在会场上，分给老百姓。同时，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人民当运输队或者参加红军。
3古街清楚记得：当年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上百名青年看了演出后当场报名参加红军。
那天，李伯钊首先登台表演《红军家属王二嫂》，她这样唱道：
“瑞金有个王二嫂，亲呀爱的呦！她是红军家属的模范，我来讲你听。亲呀爱的呦！鼓动老公当红军，亲呀爱的呦！自己在家把田耕……”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很多从江西来的红军战士备受鼓舞。
被誉为女红军中的“二号山歌手”吴富莲，演唱了她最拿手的《妇女解放歌》：
“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遇到风霜又有谁人知。……劝我妇女们，快快跟我去，我们妇女热心加入工农兵。”
顿时，台上台下，一片掌声。
王泉媛等女红军表演的《歼灭王家烈》活报剧，使演出达到了高潮。王泉媛戴着礼貌、墨镜，手持文明棍，扮演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她边演边唱，丑态百出，老百姓在笑声中理解了红军的主张，坚定了跟红军走的决心。
4古街清楚记得：中国唯一的女红军纪念馆于2009年在原红三军团旧址建成。
纪念馆上下两层都有南方常见的能够避雨的回廊，再加上青灰色的砖瓦，很富有当地的建筑特色。
进入纪念馆大厅，只见迎面墙上挂满了女红军的照片。纪念馆以图片与实物方式，展出了2000多位女红军中具有代表性的45位女红军的事迹，其中红一方面军30位，红二方面军5位，红四方面军8位，红二十五军2位。
从照片上看，吴富莲大眼睛、方脸盘，目光坚定而刚毅。她原是红一方面军的政治战士，后来在长征途中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女红军团的团政委，随西路军转战在河西走廊，不幸被俘。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曾玉是在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女红军。那天，女红军们刚刚爬上老山界峰顶，还来不及喘口气，又接到赶快下山的命令。这时，曾玉肚子疼得厉害，好像要生了。几个女红军找来一副担架让她躺了上去。可刚走不远，遇到敌人袭击。曾玉低头一看，孩子的头已经探了出来。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把曾玉围了起来，在一把枯草上生出孩子。而后，将孩子留在了出生的地方，继续赶路……
杨厚珍是个只有“三寸金莲”的小脚女红军。她的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长龙般的队列中……然而，她竟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这不能不说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桂兰是死过一回的女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她抬着伤员走，一步两滑，你陷下去她爬上来。这样走了三四天后，她的肩头磨破处化脓感染,高烧不退，到了宿营地一头栽倒再也没爬起来。战友们从草地里搬些泥块、草墩子，垒成一个坟包，算是安葬了她。谁知，后半夜下起一场暴雨，雨水夹着雪粒灌进了坟包，又把她浇醒了，她挣扎着坐了起来……而好多女红军就这样留在了茫茫草地上，坟茔上面只放着军帽，没有墓碑、没有姓名。
女红军是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所经历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她们可歌可泣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古镇土城因有她们的红色记忆而积淀愈发厚重。
（责任编辑：王锦慧）
镇上有两条一长一短、呈丁字形的古街，一色的长条石板路，两边都是二层的房子。其中一条短街大约有二三十户，每家的门楣上分别挂着“蔡畅住居”、“邓颖超住居”、“贺子珍住居”、“刘英住居”、“李坚真住居”等标牌。
从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至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为止，红军指战员在土城逗留了6天时间。被编在中央纵队休养连的女红军们就居住在这条街上。因此，土城人民把这条街亲切地称之为“女红军街”。
1古街清楚记得：中央纵队休养连的女红军情况不一样，分工也不同——
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先、金维映、丘一涵、杨厚珍等人，因体弱有病或怀有身孕，以休养和行军为主；
李伯钊、钱希均、钟月林、廖似光、萧月华等人，负责宣传红军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等工作；
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等人，主要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工作；
原红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担任休养连连长，李坚真担任休养连指导员，吴仲廉担任休养连秘书；
还有两位女红军，一是刘英，被派到中央纵队任秘书长；二是康克清，经常在朱德身边工作，随军委行动。
女红军中的许多人，除了行军还要照顾伤员、宣传群众、寻找民夫、分派担架……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部队急行军时，常常一天要走100多华里路。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吴富莲等人，每人要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村庄找来的。许多担架员因为有顾虑而怠工，女红军们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饱睡好，有时还顶替他们抬担架。在粮食不多时，女红军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担架员吃饱。
此外，她们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彈在身前身后呼啸，她们也没扔下一个伤员。尽管她们是非战斗部队，可一点儿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
身着黑色长袍、戴着旧式毡礼帽的罗明先老人亲眼见过女红军，他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说，住在这条街上的女红军有好几十呀，她们和男红军一样，穿着青的、灰的，各种各样杂色的破旧衣服。她们很客气，向你借东西，你要是不借，也不强要。后来她们临走的时候，就把向我们买东西用的那些苏维埃票票，都给我们换成了打土豪后得来的东西。临走时，她们只拿了门前的晾衣竿作火把。
2古街清楚记得：休养连在土城刚一落脚，指导员李坚真便开始忙碌起来，因为她有个特殊任务——打土豪。
对此，她有一套经验。她先和同志们找个制高点观察，看看谁家的房子大，高楼多，砖瓦白灰院墙气派。然后听狗叫，有钱人的狗吃得好、叫得凶，底气十足，而且膘肥体壮，主动出击，正所谓狗仗人势。
接下来是看“三栏”：牛栏、猪栏、马栏。看它们的大小，存栏数多少。而后，穿堂入室，看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厨房，谁家的灶和锅大，谁家存的油多，必然很有钱。最后，还要走进书房或者卧室看公文和信件，如果信封上总是动不动就“老某某”、“先生某某”的，那就更有了把握。
经过看房、看狗、看栏、看灶、看信的“五步走”后，李坚真再到老百姓家去问。老百姓见这位女红军比较了解情况，自然也不会说假话，于是李坚真干脆利落，一抓一个准儿。
在土城，李坚贞、王泉媛等照样没有落空，她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既有不少家产、又有很大民愤的土豪罗义甫，便把他抓了起来，没收了他家的浮财。随后召集当地的群众开大会，批斗了罗义甫。还把盐巴、烟巴等浮财摆在会场上，分给老百姓。同时，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人民当运输队或者参加红军。
3古街清楚记得：当年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上百名青年看了演出后当场报名参加红军。
那天，李伯钊首先登台表演《红军家属王二嫂》，她这样唱道：
“瑞金有个王二嫂，亲呀爱的呦！她是红军家属的模范，我来讲你听。亲呀爱的呦！鼓动老公当红军，亲呀爱的呦！自己在家把田耕……”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很多从江西来的红军战士备受鼓舞。
被誉为女红军中的“二号山歌手”吴富莲，演唱了她最拿手的《妇女解放歌》：
“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遇到风霜又有谁人知。……劝我妇女们，快快跟我去，我们妇女热心加入工农兵。”
顿时，台上台下，一片掌声。
王泉媛等女红军表演的《歼灭王家烈》活报剧，使演出达到了高潮。王泉媛戴着礼貌、墨镜，手持文明棍，扮演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她边演边唱，丑态百出，老百姓在笑声中理解了红军的主张，坚定了跟红军走的决心。
4古街清楚记得：中国唯一的女红军纪念馆于2009年在原红三军团旧址建成。
纪念馆上下两层都有南方常见的能够避雨的回廊，再加上青灰色的砖瓦，很富有当地的建筑特色。
进入纪念馆大厅，只见迎面墙上挂满了女红军的照片。纪念馆以图片与实物方式，展出了2000多位女红军中具有代表性的45位女红军的事迹，其中红一方面军30位，红二方面军5位，红四方面军8位，红二十五军2位。
从照片上看，吴富莲大眼睛、方脸盘，目光坚定而刚毅。她原是红一方面军的政治战士，后来在长征途中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女红军团的团政委，随西路军转战在河西走廊，不幸被俘。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曾玉是在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女红军。那天，女红军们刚刚爬上老山界峰顶，还来不及喘口气，又接到赶快下山的命令。这时，曾玉肚子疼得厉害，好像要生了。几个女红军找来一副担架让她躺了上去。可刚走不远，遇到敌人袭击。曾玉低头一看，孩子的头已经探了出来。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把曾玉围了起来，在一把枯草上生出孩子。而后，将孩子留在了出生的地方，继续赶路……
杨厚珍是个只有“三寸金莲”的小脚女红军。她的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长龙般的队列中……然而，她竟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这不能不说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桂兰是死过一回的女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她抬着伤员走，一步两滑，你陷下去她爬上来。这样走了三四天后，她的肩头磨破处化脓感染,高烧不退，到了宿营地一头栽倒再也没爬起来。战友们从草地里搬些泥块、草墩子，垒成一个坟包，算是安葬了她。谁知，后半夜下起一场暴雨，雨水夹着雪粒灌进了坟包，又把她浇醒了，她挣扎着坐了起来……而好多女红军就这样留在了茫茫草地上，坟茔上面只放着军帽，没有墓碑、没有姓名。
女红军是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所经历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她们可歌可泣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古镇土城因有她们的红色记忆而积淀愈发厚重。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