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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9
七世纪下半叶印度作者檀丁所著的集诗身、庄严、诗病等为一体的《诗镜》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时首先由萨迦班智达將其有选择性地翻译到了所著的《智者入门》中，他的著作中将《诗镜》中对所提到的诗德、风格和及个别的庄严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味，为十三世纪进一步将《诗镜》完全翻译到藏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八思巴执政时期藏族文人逐步认识了《诗镜》的重要性。并在尼泊尔的班智达勒金噶热的协助下最初由藏族译者雄顿多吉坚参翻译，其后由邦洛追单巴对译本作了简单的注释，并取名为《邦旨》（即：“帮”为作者姓氏，“旨”在古梵文中指注释的意思。）之后在西藏各教派中主要以《邦旨》为教材兴起一场学习印度《诗镜》的高潮，且由西藏各教派的知识分子以此为基础依照自己对《诗镜》的不同理解各自作了不同的注释。1526年由仁蚌巴阿旺吉扎著的《无畏狮孔》、1647年由五世达赖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曲》、1770年由康珠旦增曲吉尼玛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海》、1909年由米旁朗杰加措著的《诗镜注妙音戏说》等著名的《诗镜注》在西藏文学史上相继问世。在近四百余年西藏《诗镜注》的历史上产生了以萨班为代表的“庄严派”。他们认为《诗镜》里主要讲述的是诗的庄严而由此得名。另外是以仁蚌巴为代表的“诗理派”。他们认为《诗镜》主要讲述的是诗的相关理论而由此得名。此外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诗镜》里讲述的既有庄严也有诗学理论的，但主要有两大派的代表居多。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文学”和“文学理论”、“写作”等概念被现代藏文学界的学者所接纳，并结合这些相关知识对《诗镜》作了新的注释。《诗镜》也有从前简单的“庄严派”和“诗学派”的理解上升到了“文学理论”和“写作”等不同层次上的理解。从十二世纪末至今近八百余年的藏族文学历史长河中《诗镜》以不同层次的理解一直被西藏不同时代的学者、文人所重视和学习着。东噶洛桑赤来的《诗学明鉴》和次旦晓忡的《诗学通论》斯沧洛桑班单的《诗镜注》多识的《诗学要义通俗解说》桑达多吉的《诗学闻思智囊》等近一百多部对《诗镜》的不同解释。重点针对《诗镜》第一章进行阐述的由周毛吉的《诗学探析》和关却加的《诗学概论》洛追坚才的《诗学新光》贡嘎的《藏族文学理论注疏》等。
本文中本人对上述几个不同理解为依据主要以《诗镜》及整个古印度梵语诗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内外专家对《诗镜》的研究成果为参考资料，研究《诗镜》在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地位。
本文中首先以七世纪《诗镜》先后的古代印度诗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梵语文学的系统理论总结是从戏剧学开始的，婆落多的《舞论》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学著作。《舞论》重视戏剧艺术实践的具体经验，这是优点，美中不足的是，它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繁琐分析和归类，带有比较浓厚的经验注意色彩。在梵语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舞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味。后来的梵语文学批评家加以发展，运用与一切文学形式，使味论成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梵语文学批评原则之一。同时，《舞论》中对梵语诗歌理论的初步总结，也为后来梵语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舞论》中，诗歌被视为戏剧的辅助因素，归在“语言表演”类中论述。脱离戏剧学而独立的第一部梵语诗学著作是七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庄严指诗歌修辞。可分“音庄严”和“义庄严”两类，庄严论是一种探讨诗歌形式美中的修辞手法。这是一种很不很备的诗歌理论。但它作为最早出现的梵语诗歌理论，在自觉地探索诗歌艺术魅力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与婆摩诃同代的檀丁，在庄严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论。他的诗学著作《诗镜》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文学的分类、风格和诗德，第二章论述“义庄严”，第三章论述“音庄严”和诗病。九世纪和十世纪是梵语诗学发展的鼎盛期，产生了两位杰出的梵语诗学家欢增和新护。欢增著有《韵光》，新护著有《韵光注》和《舞论注》。他们两人的诗学以韵论和味论为核心。与庄严论相比，欢增和新护的韵论和味论显然触及诗歌审美因素的更深层次。它们代表了梵语诗学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直至十六世纪古代印度诗学家对诗的各种理论加以注释和补充，整个诗学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世主的《味海》的出现，标志着梵语诗学的终结。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上别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评概念或术语，如味、情、庄严、诗德、诗病、风格、韵等。就梵语诗学达到的最终成就而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可以说是以韵和味为核心，以庄严、风格、诗德为外围。它对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综归上述，我们可以得知檀丁的《诗镜》总结了七世纪前的诗学理论知识，论述了“诗德、风格”等重要的诗学理论概念，为七世纪以后的诗学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性的铺垫。
《诗镜》被介绍到藏族社会后，藏族上层社会的学者随之而学习运用，形成了作家诗中的又一流派。历代学者注释《诗镜》时所写的例诗，实际是新的诗歌创作，只是限于为原文定义服务，难免有些刻板效颦之嫌，且其内容多涉宗教。因此，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兼优者，为数不多。长篇巨著而出之以《诗镜》之指导这，则以五世达赖之《王臣史》和次仁旺杰的《青年达美》、《青颈鸟的故事》为最著名的代表。这种文体，注意修辞技巧的运用和词藻的雕篆，讲究形式，提倡“雅语”，鄙弃所谓的“粗俗俚语”，即群众语言，发展了唯美主义的文风，与民间创作的朴素自然，充满劳动生活气息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当然，作为理论性的著作，《诗镜》丰富了藏族的文艺理论和修辞学理论，增添了文学艺术领域中新的学科，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方面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当然对于早在七世纪的一部理论性著作，我们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去看的话，还会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任何智者想创建完整的藏族文学理论体系，必须以《诗镜》作为基础加以论述，所以说，《诗镜》是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处于基础的地位。
七世纪下半叶印度作者檀丁所著的集诗身、庄严、诗病等为一体的《诗镜》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时首先由萨迦班智达將其有选择性地翻译到了所著的《智者入门》中，他的著作中将《诗镜》中对所提到的诗德、风格和及个别的庄严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味，为十三世纪进一步将《诗镜》完全翻译到藏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八思巴执政时期藏族文人逐步认识了《诗镜》的重要性。并在尼泊尔的班智达勒金噶热的协助下最初由藏族译者雄顿多吉坚参翻译，其后由邦洛追单巴对译本作了简单的注释，并取名为《邦旨》（即：“帮”为作者姓氏，“旨”在古梵文中指注释的意思。）之后在西藏各教派中主要以《邦旨》为教材兴起一场学习印度《诗镜》的高潮，且由西藏各教派的知识分子以此为基础依照自己对《诗镜》的不同理解各自作了不同的注释。1526年由仁蚌巴阿旺吉扎著的《无畏狮孔》、1647年由五世达赖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曲》、1770年由康珠旦增曲吉尼玛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海》、1909年由米旁朗杰加措著的《诗镜注妙音戏说》等著名的《诗镜注》在西藏文学史上相继问世。在近四百余年西藏《诗镜注》的历史上产生了以萨班为代表的“庄严派”。他们认为《诗镜》里主要讲述的是诗的庄严而由此得名。另外是以仁蚌巴为代表的“诗理派”。他们认为《诗镜》主要讲述的是诗的相关理论而由此得名。此外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诗镜》里讲述的既有庄严也有诗学理论的，但主要有两大派的代表居多。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文学”和“文学理论”、“写作”等概念被现代藏文学界的学者所接纳，并结合这些相关知识对《诗镜》作了新的注释。《诗镜》也有从前简单的“庄严派”和“诗学派”的理解上升到了“文学理论”和“写作”等不同层次上的理解。从十二世纪末至今近八百余年的藏族文学历史长河中《诗镜》以不同层次的理解一直被西藏不同时代的学者、文人所重视和学习着。东噶洛桑赤来的《诗学明鉴》和次旦晓忡的《诗学通论》斯沧洛桑班单的《诗镜注》多识的《诗学要义通俗解说》桑达多吉的《诗学闻思智囊》等近一百多部对《诗镜》的不同解释。重点针对《诗镜》第一章进行阐述的由周毛吉的《诗学探析》和关却加的《诗学概论》洛追坚才的《诗学新光》贡嘎的《藏族文学理论注疏》等。
本文中本人对上述几个不同理解为依据主要以《诗镜》及整个古印度梵语诗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内外专家对《诗镜》的研究成果为参考资料，研究《诗镜》在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地位。
本文中首先以七世纪《诗镜》先后的古代印度诗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梵语文学的系统理论总结是从戏剧学开始的，婆落多的《舞论》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学著作。《舞论》重视戏剧艺术实践的具体经验，这是优点，美中不足的是，它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繁琐分析和归类，带有比较浓厚的经验注意色彩。在梵语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舞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味。后来的梵语文学批评家加以发展，运用与一切文学形式，使味论成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梵语文学批评原则之一。同时，《舞论》中对梵语诗歌理论的初步总结，也为后来梵语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舞论》中，诗歌被视为戏剧的辅助因素，归在“语言表演”类中论述。脱离戏剧学而独立的第一部梵语诗学著作是七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庄严指诗歌修辞。可分“音庄严”和“义庄严”两类，庄严论是一种探讨诗歌形式美中的修辞手法。这是一种很不很备的诗歌理论。但它作为最早出现的梵语诗歌理论，在自觉地探索诗歌艺术魅力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与婆摩诃同代的檀丁，在庄严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论。他的诗学著作《诗镜》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文学的分类、风格和诗德，第二章论述“义庄严”，第三章论述“音庄严”和诗病。九世纪和十世纪是梵语诗学发展的鼎盛期，产生了两位杰出的梵语诗学家欢增和新护。欢增著有《韵光》，新护著有《韵光注》和《舞论注》。他们两人的诗学以韵论和味论为核心。与庄严论相比，欢增和新护的韵论和味论显然触及诗歌审美因素的更深层次。它们代表了梵语诗学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直至十六世纪古代印度诗学家对诗的各种理论加以注释和补充，整个诗学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世主的《味海》的出现，标志着梵语诗学的终结。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上别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评概念或术语，如味、情、庄严、诗德、诗病、风格、韵等。就梵语诗学达到的最终成就而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可以说是以韵和味为核心，以庄严、风格、诗德为外围。它对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综归上述，我们可以得知檀丁的《诗镜》总结了七世纪前的诗学理论知识，论述了“诗德、风格”等重要的诗学理论概念，为七世纪以后的诗学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性的铺垫。
《诗镜》被介绍到藏族社会后，藏族上层社会的学者随之而学习运用，形成了作家诗中的又一流派。历代学者注释《诗镜》时所写的例诗，实际是新的诗歌创作，只是限于为原文定义服务，难免有些刻板效颦之嫌，且其内容多涉宗教。因此，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兼优者，为数不多。长篇巨著而出之以《诗镜》之指导这，则以五世达赖之《王臣史》和次仁旺杰的《青年达美》、《青颈鸟的故事》为最著名的代表。这种文体，注意修辞技巧的运用和词藻的雕篆，讲究形式，提倡“雅语”，鄙弃所谓的“粗俗俚语”，即群众语言，发展了唯美主义的文风，与民间创作的朴素自然，充满劳动生活气息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当然，作为理论性的著作，《诗镜》丰富了藏族的文艺理论和修辞学理论，增添了文学艺术领域中新的学科，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方面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当然对于早在七世纪的一部理论性著作，我们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去看的话，还会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任何智者想创建完整的藏族文学理论体系，必须以《诗镜》作为基础加以论述，所以说，《诗镜》是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处于基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