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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资源被浪费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人民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时，写了一长段批语，批语中在批评和分析一些劳动模范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严重错误时，并没有将责任都归咎于个人，而是从全局的意义上深刻指出：“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上到下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上到下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党中央的这段评语，实际上是对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对待劳动模范上的不正确、不恰当做法的深刻反思，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使是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本来，劳动模范（也包括体育明星、文艺明星等可以视作各自领域中的劳动模范）受到格外的尊重，用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褒奖，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相当一些劳动模范，动辄就委予各种代表、委员及领导职务，“劳而优则仕”，固然有激励、表彰及向社会彰显劳模价值的一些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则利少弊多。当年党中央批语就深刻揭示了其弊端。从历史上看，“文革”中把一大批劳动模范安排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岗位上，但他们非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因风云际会，备尝“高处不胜寒”的尴尬与折磨，有的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从现实来看，一些担任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劳动模范，并没有在参政议政中表现出杰出才能；甚至因为缺乏应有的参政议政能力，只能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还有的因为本职工作繁忙而难以参加必要的政治活动，无法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对此，社会各界早有各种批评之声。至于一批劳动模范被破格提升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真正有所作为的也不多。而且，不少劳动模范由于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本职工作，因而也就无法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起到劳动模范的作用。这样做，不仅浪费和损害了全社会宝贵的政治资源，从长远看也是对劳动模范的不负责任。
实际上，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社会的分工也细致有别。“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早已被人们广泛地认同。从总体上讲，劳动模范的生命力，其实并不在官场、也不在各种代表和委员忙碌活动的场所，而在自己本来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一旦离开了这个领域，劳动模范的影响力、作用力就会大打折扣。在许多发达国家，一些明星“劳动模范”的参政（如著名影星施瓦辛格曾任美国加州州长），都必须一律平等地参与竞争和选举的程序。这其中蕴含的民主理念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价值。
“官本位”破除是关键
“劳而优则仕”的现象，从根源上讲，是受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官本位”制度使得整个社会以官为贵，唯官是尊，“官阶”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引导人们把作官作为唯一的“正途”。由于“官本位”意识几千年的巨大惯性，就使得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包括党内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从某些特权泛滥现象中看到“官本位”的影子，还可以从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和制度安排中感觉到“官本位”的种种痕迹，例如以官位作奖赏、激励、安撫的现象。因此，下决心持之以恒地破除“官本位”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就是破解“劳而优则仕”困境的必由之路。
其实，要表彰、激励劳动模范和向全社会彰显劳动伟大、劳动光荣的崇高价值，除了对劳动模范进行各种精神鼓励之外，还需要作出类似功勋褒奖制的国家性的制度安排，用切实可行的制度来规定和保障劳动模范在包括物质奖励、就学、就医、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从优待遇。这不仅可以免除一部分劳动模范的后顾之忧，也是向全社会表达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人民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时，写了一长段批语，批语中在批评和分析一些劳动模范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严重错误时，并没有将责任都归咎于个人，而是从全局的意义上深刻指出：“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上到下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上到下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党中央的这段评语，实际上是对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对待劳动模范上的不正确、不恰当做法的深刻反思，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使是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本来，劳动模范（也包括体育明星、文艺明星等可以视作各自领域中的劳动模范）受到格外的尊重，用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褒奖，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相当一些劳动模范，动辄就委予各种代表、委员及领导职务，“劳而优则仕”，固然有激励、表彰及向社会彰显劳模价值的一些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则利少弊多。当年党中央批语就深刻揭示了其弊端。从历史上看，“文革”中把一大批劳动模范安排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岗位上，但他们非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因风云际会，备尝“高处不胜寒”的尴尬与折磨，有的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从现实来看，一些担任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劳动模范，并没有在参政议政中表现出杰出才能；甚至因为缺乏应有的参政议政能力，只能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还有的因为本职工作繁忙而难以参加必要的政治活动，无法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对此，社会各界早有各种批评之声。至于一批劳动模范被破格提升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真正有所作为的也不多。而且，不少劳动模范由于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本职工作，因而也就无法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起到劳动模范的作用。这样做，不仅浪费和损害了全社会宝贵的政治资源，从长远看也是对劳动模范的不负责任。
实际上，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社会的分工也细致有别。“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早已被人们广泛地认同。从总体上讲，劳动模范的生命力，其实并不在官场、也不在各种代表和委员忙碌活动的场所，而在自己本来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一旦离开了这个领域，劳动模范的影响力、作用力就会大打折扣。在许多发达国家，一些明星“劳动模范”的参政（如著名影星施瓦辛格曾任美国加州州长），都必须一律平等地参与竞争和选举的程序。这其中蕴含的民主理念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价值。
“官本位”破除是关键
“劳而优则仕”的现象，从根源上讲，是受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官本位”制度使得整个社会以官为贵，唯官是尊，“官阶”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引导人们把作官作为唯一的“正途”。由于“官本位”意识几千年的巨大惯性，就使得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包括党内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从某些特权泛滥现象中看到“官本位”的影子，还可以从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和制度安排中感觉到“官本位”的种种痕迹，例如以官位作奖赏、激励、安撫的现象。因此，下决心持之以恒地破除“官本位”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就是破解“劳而优则仕”困境的必由之路。
其实，要表彰、激励劳动模范和向全社会彰显劳动伟大、劳动光荣的崇高价值，除了对劳动模范进行各种精神鼓励之外，还需要作出类似功勋褒奖制的国家性的制度安排，用切实可行的制度来规定和保障劳动模范在包括物质奖励、就学、就医、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从优待遇。这不仅可以免除一部分劳动模范的后顾之忧，也是向全社会表达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