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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作家
工人村到了。班宇走下车，一排棕红色俄式建筑立在眼前。外墙新漆过，有几栋换了铝合金窗户。一个凹进去的台子摆了两盆假红花，颜色挺艳。“看外边色儿还行哈，你进楼洞里边瞅。”班宇转头说。
走进楼洞，光迅速暗淡，一股骚味往人鼻子里钻。里头又闷又热，让人喘不上气。住户的门都半掩，墙壁剥落，随处印着小广告。
班宇笑了笑，“这是50年代的楼，当时这楼相当突出，作为工人村，都是先进标兵来住。”他说话很快，操一口纯正东北腔，看上去也像个典型的东北爷们儿——人中缝有颗显眼的肉痣，个头不高，有些胖，习惯穿黑色T恤，抽“中南海”的烟。
现在，179栋红砖房大多没了。剩下的32栋，改名为省级文物，不知都是些什么人住在里头。班宇的第一篇小说，写的就是这儿。
2016年的一天，朋友发来微信，邀请他参加豆瓣阅读的征文比赛。那时候，班宇快30岁，本职工作是沈阳一家出版社的古文编辑，日常工作细碎，没有多少乐趣。往前的10年，他通过业余时间撰写摇滚乐评来获得自我实现。但媒体飞速变化，音乐杂志接连倒闭，班宇无稿可写。现在，他站在了文学的门外。
班宇应了下来。下班后，他坐在单位的电脑前，想起前几天刚在一个工人村朋友开的小饭馆聚会，可以从最熟悉的工人村开始写起。一落笔，班宇就写了四五千字，“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
“住在工人村里的，老弱病残居多，这些落后于时代半个世纪的人们是天然的钉子户。比起那些离开的，仍住在这里的人们，想得到的要更多一些，毕竟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这幢老房子，这是最后的底牌，不打得惊天动地一点儿，是没办法翻身的。”
他写一位在工人村开古董店的退伍军人，名为老孙。老孙下乡收古董，被村里干部逼着收了“传家宝”：一个腌咸菜的陶土罐子。“时代变了”，老孙说。故事的结尾，老孙做了一个相似的骗局，老孙也变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很难指责这种低劣”，班宇说。他又写了四五篇工人村群像，下笔很快，一两天就能来上一篇。
工人村系列拿了豆瓣征文喜剧组的首奖。去北京领奖，班宇站上领奖台，说起“脱口秀”：得奖之后，家庭地位有所提升，最近半个月不怎么刷碗了。演讲结束，他收起玩笑话，认认真真地说，自己以后会接着写。
回到沈阳，班宇兑现了诺言。他写被印厂机器卷走胳膊的工人、追债的年轻人和生疏的赌徒，文章接连在《收获》《当代》上发表。文坛的认可很快传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花地文学傍“年度短篇小说”，收获文学排行榜年度短篇第一。在班宇家的书柜里，七八座奖杯随处摆放着。
去年年底，班宇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冬泳》。“理想国”的编辑罗丹妮说，《冬泳》卖得很好，算是今年纯文学市场上的一匹黑马，“他同时得到了严肃文学圈和更普通大众的关注和认可。”
就连明星易烊千玺也在Ins上发了《冬泳》的书封—一这直接导致了《冬泳》的又一次加印。
问起《冬泳》，易烊千玺说，他偶然从一个读书公号上看到《冬泳》，便网购买来。阅读体验‘很奇妙”，“（书）里面的人很不一样。”他最喜欢同名篇目《冬泳》：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年轻人，忍了一路羞辱，直到最后才想起什么，捡了块砖头，追回去拍死对方。“反正他拿砖头打那个男人的时候，我是没想到。”
班宇电很意外会与一位“顶级流量”产生联系。他发了条微博：谢谢易烊千玺，祝大家早日拥有今冬最后一款时尚单品。
现在，班宇成了一名作家——一名有些名气的纯文学作家。《沈阳日报》采访班宇后，岳父专门买了5份报纸，塑封好，整整齐齐送来：你们好好留着。朋友也开玩笑，说现在走街上都能听见他名儿一下馆子，隔壁俩大哥唠嗑：听说现在什么班宇火了。咱们也来写，又懂文学，又懂市场，又懂营销，肯定比他强！
没有来由的力量
路过“工人村浴池”，班宇停下脚步，看了看。“小学经常来这儿，洗个澡，搓个背。”玻璃门上贴着“十元一次”的标价，座椅孤零零立着，门被铁链锁上了。
“（这店）应该还在”，班宇也说不准。
他本来想去生活馆，不巧参观时间已过。工人村剩下的32栋里，有7栋围成了半圈，组成工人村生活馆，对外开放，算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的集体生活做了纪念。馆里摆了五六百件过去的旧玩意儿，木床、电视、手风琴。在“工人村老年超市”，钩子上还挂着塑料做的猪头肉——工厂最欣欣向荣的时候，到了冬天，工人村每家窗户上都挂着猪头。
生活馆的一位保安说，馆里有一半被改成了老年活动中心，一天见不着几个游客。“现在没什么人愿意看这些。”偶尔来了人，他便热情地领着参观。
班宇也有小半年没来工人村附近转悠了。这期间，他第一次频繁离开沈阳。为了宣传新书，他连着跑了七八个南方城市：上海、广州、长沙、南昌……每一个地方也没停留太久，坐车，写稿，对谈，再赶往另一个地方。
南方城市的读者好奇班宇所描绘的东北。有人问：为什么你還不逃离东北？还有年轻的读者问：我每天过得已经很难受了，为什么还要读你这让我更难受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想到东北就很难受，”班宇坐在店里，吃下一块锅包肉，再喝了两口金纯啤酒，“就好像在上帝面前，一个人说我有病，上帝就让他赶紧滚掉。” 的确有许多人在“逃离东北”。光是去年，班宇就送走了3位好友，有去北京互联网公司的，也有去海南做房地产的。《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东北作家”的专栏，采访了班宇、双雪涛、郑执、贾行家——他们同样将东北作为写作的土壤。可除了班宇，另外3位都常住北京了。
不逃离的班宇像是个异类。他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的意愿。高考时，他想考沈阳的大学，志愿填报没对路。大学一毕业，他就回来了，在此工作，结婚，成家。
问到最重视中国过去10年发生的什么变化时，班宇回答：
人在故乡里漂泊。
他解释说，“城市的精神与面貌，变得比人更快，偶尔会有很强烈的失措感。”
他目睹了成片的工厂消失，再看一座座商业住宅和商场拔地而起。朋友来沈阳，班宇总会带着去趟中国工业博物馆——那儿有沈阳铸造厂的原厂。巨大的、黑暗的管道和机器仍在散发焦油的气味。地上伫立着一些工人的模型，它们手持旗子，等风吹过，旗子啪嗒啪嗒地响动。偶尔野猫闯入厂房，钢筋还会发出关节摩擦的声音。
小时候，班宇也常去工厂玩儿，他父母是变压器厂的双职工。印象中，工人们在下岗前早就无昕事事。记者来采访班宇，也常会问起父母下岗的故事。他一遍遍回答，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会把孩子保护得很好。比如上重点中学要交九千元，父母能准时交上。“我的生活受影响不大。”
但还是能在他的叙述中发现一些历史的痕迹。过往的一次采访，班宇提起，2000年春节家族聚会的饭桌上，他突然发现，家族十几口人，只有14岁的他和父亲两人在为“四化”作贡献，其他人都领着退休金、低保金、失业金。
“那时内心有一点儿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择校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
少年班宇的出口是摇滚乐。那些父辈的故事，比如被工厂机器卷掉胳膊的姑父（后来班宇以此为原型写了《盘锦豹子》），下岗后迷恋“扑克机”的舅舅，暂时都被封存在了记忆里。
放学了，班宇骑上6分钟的自行车，抵达一个离工人村不远的铁皮房子。房子有三面墙摆着一排排的唱片，任由顾客挑选，简装盗版的、精装的、打口的。去上三五次，班宇才能攒够钱买一张碟。第一次是偶然逛进去的。老板说，随便选10首歌，他能帮着录碟。班宇没凑齐10首，就让老板随便录。等回家用音响放，有Pink Floyd、Nirvana、Guns N’Roses，他听完实在喜欢。后来，班宇几乎把所有身家都拿去买碟了。
他至今还记得一句歌词：孩子，你是在挖金矿吗？不，我是在挖掘地下的火焰。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这相当震撼”。
班宇还买来许多音乐杂志，对上边的乐队介绍和故事视若珍宝《我爱摇滚乐》的后半部分，常登载一些没有版权的小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乔治·奥威尔。他读到《一九八四》：过去决定未来，现在决定过去。又看“垮掉的一代”、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知道这和摇滚乐相通，是同一套“反叛和自由的逻辑”。那时班宇相信这种“没有来由的力量”，“并为之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
在大学的时候，他念了不喜欢的计算机专业，整日逃课、喝酒、听摇滚乐，自个儿琢磨着写摇滚乐乐评。他家里至今还留存两大摞摇滚杂志：《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多数现在已经停刊。翻开其中一期，班宇化名“病雨”，写一支香港小众乐队：摇滚，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生命执着的态度，摇滚为人民发声的本质远比炫技来得重要多了！
等毕业，稿费不足以支撑生活，班宇仍需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回到沈阳，去一家出版社做古文编辑，整理书稿。后来分派了沟通上的事务，一待就是十年。
“做得熟练了，”班宇说。他把工作当作“活儿”，家里从不摆公司出版的书籍。“我已经不求一份喜欢的工作，只求这工作别让我每天有那么强烈的反感情绪。”出版社氛围舒服，有人读亨利·米勒，也有人读《明朝那些事儿》，至少都是爱读书的人，每天能见到好几个书的包裹。
老板也管得轻松。做完活儿，时间就交由自己安排。下班后，班宇习惯一个人留在工位上，开始写作。戴上耳机，播放音乐，他便进入了另一个身份——从前是乐评人“病雨”，豆瓣上的“坦克手贝吉塔”——现在是作家班宇。
回到工人村
第一次和班宇见面，是在北京一家日料馆。去了才知道，他喊上了在摩登天空工作的兄弟马加，以前也写摇滚乐乐评。酒过一轮，聊起为什么现在不写乐评，马加和班宇对视了一下。
“2015年，好多都黄了。要不然稿费特低，我2007年写的时候千字60，2015年变千字50了。”班宇说。“对，没法写了。”马加附和。
“后来太不讲理，”班宇说，一次有家杂志许久没打稿费，他去找编辑，编辑说你为什么找我呢？“我不找你，我找谁呀，你和我约的稿。他说你找我们主编啊，我说你们主编刚刚脑溢血，你让我找他，你们不欺负人嘛。”他当笑话说起，又喝了口扎啤。
外界的迅速变化或许是一个诱因。班宇感到写乐评成了件疲惫的事儿，就连听摇滚的愉悦感也下滑了。有时上音乐播放器Spotify，“推荐里基本上把后半生该听的音乐都安排好了，可怕，每一个都优秀，听不完的，下载不完的。”以前听到一张新专辑，他会循环着放，现在是一遍过，“感到麻木”。
班宇试着转换方向，先写球评，写体育精神和政策，总感觉不对路。豆瓣来签约，让他写专栏“东北疯食录”。他每周写一篇，写东北的野烤玉米、锅包肉、排骨土豆炖豆角，尝试写人的乡愁。连载人气挺高。但写到第十篇，他就不愿写了。妻子说，有时班宇一个人在房间里寫，写完出来会抱怨，有些躁。
直到朋友发来比赛邀请，班宇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工人村。“感到可以用文学来确认自我的价值。”可写完工人村系列，班宇又有些不甘心。“工人村是个很轻的作品”，这是比赛，要考虑阅读形式，考虑载体，总还算一个命题作文。那之后呢？ 那阵子碰上世界杯，班宇“哐哐”地熬了许多个大夜。一个夜晚，班宇坐在客厅的桌前，对着电脑，开了音响，忽然有了写小说的“动机”：一个年轻人进入快要倒闭的工厂。工厂结构崩溃之后，这个人的尾声该如何延续？他写年轻人帮助工厂讨债成功，领导和秘书却将债款卷走逃去——“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者恩慈，但我回答不出，便意味着无法离开。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班宇把这篇命名为《洪水之年》（后改名为《梯形夕阳》）。他觉得找到了写作的一个母题，“有一个巨大的历史阴影在推动它前进”：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起来。
过往的记忆浮现出来，后来的几篇顺当了。他写《盘锦豹子》，主角孙旭庭被命运一路挤压，最后一刻终于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嘶喊《肃杀》中，下岗的父亲被朋友骗去了用以谋生的摩托。评论家周河说，小说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朝向更尖锐的刺去：历史的不幸没有到孙旭庭这一代为止，他们的后代还在持久地承受历史的阵痛《枪墓》中，父亲孙少军被处以极刑，儿子孙程带着记忆四处漂泊，“在所有人醒来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只能独自走完。”
拿到這些书稿，罗丹妮一口气读完了，感到“不大像是一个新手写的”。她从这些文字里读出了一种情感：我接受这儿，我和这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关注他们，书写他们。“班宇是真正关心身边人的生活。”
班宇最喜欢的一篇是《冬泳》，也将书名定为此。写《冬泳》的时候，班宇正在经历一个不怎么愉快的冬天——书的出版并不算顺利。那时下过几场雪，风很大，飞沙走石，仿佛要将人和脏雪、灰尘卷在一起。他走在道路上，“每天都在骂”，想做出一点儿抵抗来，于是创作了《冬泳》。
“《冬泳》的结尾，主角从河里上了岸。你之前说，一个人经历自我的逃逸和出走，输给很多事物，才能赢回一点点儿自我。你是想表达主角最终得到了某种逃逸吗？”
班宇摇头，“逃逸是我不太认可的一个套话，只是这个话很安全。文学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逃掉的。永远是在这条线上翻来覆去地挣扎，无限地缠绕。”
他好奇的是，一个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内心有无数的印痕，印痕忽然加重加深，显现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家庭聚会上，班宇问起亲人对工厂生活的看法，他们展现了同样漠然的神情。“被时代抛上去、下来，抛上去、下来，变得习惯之后，看上去，人会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他想继续书写这种“被时代颠簸消解掉的困惑”。对班宇来说，这是“所有作品的出发点”。
写小说的时候，班宇逐渐确认，经历过的许多时刻，也许是为了落笔的那一瞬间而存在，“这种感觉十分美妙”。美妙过后，也有愧疚。他常在深夜里问自己：该如何去面对那些陷落在空白之处的人与事物？怎么回答都不完整，像在躲闪。
班宇说，只有继续写作，不断校正，尽管始终无法命中靶心。就像被印在《冬泳》封底的第二段话第一句所说的那样：“想象自己是在开一艘船，海风，灯塔，浪花，礁石，在黑暗的地方，正等待着他逐个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