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近“南欧猪国”（媒体把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以及西班牙Spain这几个南欧国家依照其国名首字母组合调侃为“Piigs”）的葡萄牙又让人捏了一把汗：该国最大的上市银行BES圣灵银行爆发危机，其母公司圣灵金融集团延迟对部分短期债务的利息付款，大股东提出债务重组并暂停公司股票交易。由此造成投资者的恐慌，进而引发欧洲股市“抛售潮”——7月10日收盘，葡萄牙PSI指数大跌4.18%，收于6105.24点，是2013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也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葡萄牙10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同期大涨21个基点，至3.97%。同时引起“金融传染”效应，不但连累美股，欧股市场金融板块也普跌：意大利大众银行跌2.87%，锡耶纳银行跌4.29%，西班牙萨瓦德尔银行跌2.40%，德国商业银行跌2%。
后来尽管虚惊一场，但也反映出久而未决的欧债危机，实际上并没有远去。那么，为何欧盟的经济依旧难以走出危机、迈上复苏之路呢？在笔者看来，实际上要归咎于欧盟经济结构中的“工业竞争力”这个软肋。
笔者从人工、技术、资本和消费这4个变量，来考察欧盟经济体的“工业竞争力”构架。
首先是人工。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北部国家，劳动力成本之高是出了名的。尽管2008年以来一直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失业率高企，但劳动力的价格仍居高不下。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欧盟平均劳动力成本为23.7欧元/小时，成本最高的是瑞典（40.1欧元/小时）、丹麦（38.4欧元/小时）、比利时（38欧元/小时）、卢森堡（35.7欧元/小时）和法国（34.3欧元/小时）。人工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过高，也是导致欧盟发达经济体成员国的企业纷纷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和东欧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要不大刀阔斧地对薪资进行改革，人工这个变量的贡献业绩就难以改观。而实际上，由于西欧“福利”社会的历史，以及例如在法国工会力量的强大，笔者将其称为法国政治力量中除了常规的“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还有相对独立、却受收视率或受众率左右的“第五权”的媒体，任何对薪资的下调尝试，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危机，因而政客们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次是技术。在“后工业化”的时代，人工固然重要，但生产的核心实际上已经由人工转向技术，尤其是能够一两拨千斤的“核心技术”。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国家或企业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从下表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研发支出百分比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到2012年，欧洲从24.8降到24.1个百分点，美洲、日本分别从37.8降到36.0、从11.8降到11.2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则分别从12.0升到14.2、从2.6升到2.9个百分点，亚洲从34.3升到36.7个百分点。
不难发现，从研发和GDP占比而言，发达经济体两者都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则两者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占比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有关联。欧盟经济体对研发投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其实已经直接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处于劣势，也就间接导致欧债危机久而未决、欧盟的经济复苏原地踏步。
第三是资本。根据美国顾问业者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公布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信心指数调查，中国FDI信心指数排名当仁不让地还是第一，美国则从自2005年被超越的印度手中拿回亚军的宝座。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有：中、美、印、巴、德、波、澳、墨、加、英。
根据该调查，只有德国和英国两个欧盟成员国位居前十之列，而作为三大金砖国的中国、印度与巴西，2010年首次同时挤入前四名。将近1/3的投资人对中国（32%）和印度（31%）的前景，持比前一年更乐观态度，22%认为巴西前景改善。欧盟国家吸引投资的势头赶不上新兴经济体。
最后是消费。由于消费者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未来的预期值。如果预期乐观，就会放开手脚消费；反之，就会注重对预算的约束，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不利。
前不久欧洲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從宏观上看，欧元区其实除了德国，其他国家还没有真正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尤其是“南欧猪国”。前不久葡萄牙的银行危机，尽管惊险过滩，但也凸显了欧盟经济的结构软肋。微观上，由于宏观经济让人堪忧，因而欧盟各国银行对放贷业务，大部分实际上采取的都是“惜贷”的做法。由此导致欧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频频告急。除了德国和奥地利，欧洲大陆国家的企业业绩平平，企业裁员日增，进而引起诸多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不可否认，欧央行启用负利率的初衷是好的。但实施近一个月来，效果不甚理想。由于央行负利率的带动效应，欧盟成员国的银行确实被注入了不小的流动性，该流动性的分配基本与各国的实力份额相当。但由于流动性的“传导效应”中间环节还有很多，欧央行的美好愿景经过来回一传导，实际上能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总之，欧盟经济的“软肋”已经清晰，那就是工业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而要提高经济体的竞争力，人工、技术、资本和消费是四大关键变量。基于“虽慢犹稳”的观点，就下半年的欧洲经济形势，笔者认为经济效率会比上半年略好，但经济总量仍会呈持平态势。如果欧央行不出台更为切实的刺激措施，欧盟经济恐难有大的起色。
后来尽管虚惊一场，但也反映出久而未决的欧债危机，实际上并没有远去。那么，为何欧盟的经济依旧难以走出危机、迈上复苏之路呢？在笔者看来，实际上要归咎于欧盟经济结构中的“工业竞争力”这个软肋。
笔者从人工、技术、资本和消费这4个变量，来考察欧盟经济体的“工业竞争力”构架。
首先是人工。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北部国家，劳动力成本之高是出了名的。尽管2008年以来一直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失业率高企，但劳动力的价格仍居高不下。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欧盟平均劳动力成本为23.7欧元/小时，成本最高的是瑞典（40.1欧元/小时）、丹麦（38.4欧元/小时）、比利时（38欧元/小时）、卢森堡（35.7欧元/小时）和法国（34.3欧元/小时）。人工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过高，也是导致欧盟发达经济体成员国的企业纷纷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和东欧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要不大刀阔斧地对薪资进行改革，人工这个变量的贡献业绩就难以改观。而实际上，由于西欧“福利”社会的历史，以及例如在法国工会力量的强大，笔者将其称为法国政治力量中除了常规的“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还有相对独立、却受收视率或受众率左右的“第五权”的媒体，任何对薪资的下调尝试，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危机，因而政客们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次是技术。在“后工业化”的时代，人工固然重要，但生产的核心实际上已经由人工转向技术，尤其是能够一两拨千斤的“核心技术”。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国家或企业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从下表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研发支出百分比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到2012年，欧洲从24.8降到24.1个百分点，美洲、日本分别从37.8降到36.0、从11.8降到11.2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则分别从12.0升到14.2、从2.6升到2.9个百分点，亚洲从34.3升到36.7个百分点。
不难发现，从研发和GDP占比而言，发达经济体两者都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则两者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占比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有关联。欧盟经济体对研发投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其实已经直接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处于劣势，也就间接导致欧债危机久而未决、欧盟的经济复苏原地踏步。
第三是资本。根据美国顾问业者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公布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信心指数调查，中国FDI信心指数排名当仁不让地还是第一，美国则从自2005年被超越的印度手中拿回亚军的宝座。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有：中、美、印、巴、德、波、澳、墨、加、英。
根据该调查，只有德国和英国两个欧盟成员国位居前十之列，而作为三大金砖国的中国、印度与巴西，2010年首次同时挤入前四名。将近1/3的投资人对中国（32%）和印度（31%）的前景，持比前一年更乐观态度，22%认为巴西前景改善。欧盟国家吸引投资的势头赶不上新兴经济体。
最后是消费。由于消费者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未来的预期值。如果预期乐观，就会放开手脚消费；反之，就会注重对预算的约束，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不利。
前不久欧洲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從宏观上看，欧元区其实除了德国，其他国家还没有真正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尤其是“南欧猪国”。前不久葡萄牙的银行危机，尽管惊险过滩，但也凸显了欧盟经济的结构软肋。微观上，由于宏观经济让人堪忧，因而欧盟各国银行对放贷业务，大部分实际上采取的都是“惜贷”的做法。由此导致欧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频频告急。除了德国和奥地利，欧洲大陆国家的企业业绩平平，企业裁员日增，进而引起诸多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不可否认，欧央行启用负利率的初衷是好的。但实施近一个月来，效果不甚理想。由于央行负利率的带动效应，欧盟成员国的银行确实被注入了不小的流动性，该流动性的分配基本与各国的实力份额相当。但由于流动性的“传导效应”中间环节还有很多，欧央行的美好愿景经过来回一传导，实际上能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总之，欧盟经济的“软肋”已经清晰，那就是工业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而要提高经济体的竞争力，人工、技术、资本和消费是四大关键变量。基于“虽慢犹稳”的观点，就下半年的欧洲经济形势，笔者认为经济效率会比上半年略好，但经济总量仍会呈持平态势。如果欧央行不出台更为切实的刺激措施，欧盟经济恐难有大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