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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四十岁的男人焦虑、纠结。更多是面对诱惑和机会的恐惧，因为已不像年少时心高气傲、勇往直前，如今对明天的责任和思考要比从前重了很多！因此，摆脱困惑很重要。
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经历了常人以数倍的经历，焦虑了常人以数倍的焦虑和困惑了常人以数倍的困惑，吴丹说自己“如孔夫子所示，进入了不惑的状态”。
1969年出生的吴丹属于典型的草根出身、奋力向上的创业者。
年轻时多些焦虑、多些挫折好
吴丹师范学校毕业，早早步入社会。同龄人大学毕业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他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兜兜转转、摸爬滚打了一圈，既有撞破头角时，也体会过小有所成的喜悦。
他当过老师，做过公务员，在政府机构精简改革的时候“被下了岗”。在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不多久，他“怀揣着梦想和欠款勇敢地下了海”。
他心态极好，总能在最无望的时候嗅到好的时机，并能当机立断转换方向，从不在原地兜兜转转，自怨自艾。
1997年，28岁的他买了一张飞机票从厦门到了北京，开始从事钢结构设备、钢结构建筑行业。在这个“利润单薄到只有6%-7%”的行业，他拿下数家知名品牌的代理，并极力扩张市场占有率，最终完成到了资本原始积累。
但他也认识到：“成功是一个没有标准的境界，永远没有止境，永远有人比你更有成就。所以，想要困惑和焦虑少一些，平和一些，对自己的期望低一些。只要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状态，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成功。未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未来可能有的机会和挫折更是无法预测。做好心理和大方向上的准备、做好当下，其他的皆可以留待时间和未来去解决。”
或许正是因为站上了这样的高度，同时拥有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人届中年而愈发不惑。
又或许跟人品一样，人生的焦虑和困惑是守恒的。年轻的时候多经历、多迷茫、多焦虑一些，等到风景都看透，困惑、焦虑和迷茫就会少一些。
对“商人”的理解
尽管大家在说到“商人”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语气”。但是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商人”，一个“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履行国家公民责任”的商人。
他说的话跟他对自己的定位一样直白。“社会上各行各业，只有赚钱是最简单的行业”。“资本和商业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碰到外星人，我也会和他做生意。”
吴丹眼下正同时在若干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领域里谋求发展，但是他却并不忙乱。他说在30岁的末尾几年，他开始寻求让生活简单的新招式。而在事业上，他采用的新招式就是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在大多数领域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把具体的事务都交由他们打理。正是善于给生活做减法，不停地筛选，舍弃，吴丹才得以轻装上阵，简装出行，才得以走得远、走得快。
“生活是需要不断地简单化的、不断取舍，人才可能越来越通透。”吴丹说。
作为一个在商场打拼多年的商人，吴丹呈现出的是40岁商人的样子，虽然随和，但是并不易接近，但是他说自己“坚持对纯真的缅怀和坚守”，虽然自己可能不易做到，但是他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些纯真的人、纯真的事、纯真的物。
曾经的吴丹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到现在还有一手好文笔，只是已基本不再提笔。他说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他很难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还是当年初出茅庐、热情洋溢的那个小青年。他的心底、他的性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他依然最怀念自己还是“文学青年”的年纪。他依然最珍视友谊，最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吴丹对自己身上的硬伤看得很清楚，他坦言自己草根出身，多年来也只是专注在一件或几件事情上。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他认为这正是他青年坎坷、人到中年却基本不惑的原因，因为“人生是庞大而繁复的，但是只有几件事、几步路是紧要的”。
有人曾说“大学是间坏公司”，也许正是少了高等教育这件坏公司的“伤害”，他也少了许多如你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蛋疼”的困惑。
吴丹把工商业者分为三个阶段：个体、商人、企业家。他把自己定位为商人，他觉得自己为员工、社会做的还太少，企业还在发展阶段，还在爬坡！他定义的能称为企业家的应该是：他所创办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对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文明的推动、商业文明的创新起到重要作用。企业本身有自己的灵魂、性格、已经成为员工的企业、社会的企业！吴丹谦虚的说“他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这是他矢志不渝的目标，坚定前行的动力源泉”。
四十不惑，四十也惑
社会的转型、骚动、时刻变化，给身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带来了无数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转型的潜在受益者。吴丹对社会有极好的适应能力，他从旧有的价值体系中出生，但它又极好地衔接上了新的价值观念。
吴丹认可自己是“受益者”。与此同时，吴丹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遭遇了社会转型给自己带来的机会丧失和伤害，但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吴丹仍然表现出对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的感谢。没有人才的自由流动和双向选择机制，没有向市场飞速转型中涌现出的无数机会，没有社会提供的相对公平的回报机制，他可能仍然在小乡村当小学老师，又或者仍然在经营饭店，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每个年代都会给相应的人群赋以历史的使命。而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坚，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就是社会对我们这个年龄群的要求。
社会运转的模式日新月异，一个决定，今晚没有做，明天一大早这个机会就没有了。一个很好的行业，等你犹犹豫豫半天，最终决定进去的时候，行业布局早就完成了，你根本不可能在里面谋得任何机会。这些现实的状况都逼得人时刻保持高度紧张。吴丹说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赶鸭子上架，但正是得益于时刻提醒自己、提高自我、保持敏感性、接受新思想，才得以最终做成这些事。
但是他仍在担忧政府的政策连贯性、社会对富人财富的理解，并期待户籍政策有进一步的改变。这些都是单个的个体无能为力的。
对于家人和孩子，他常觉愧疚，虽然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事业跟家庭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平衡是他目前比较不安的事情。他也愧疚于没有更多时间匀给年幼的孩子。虽然她们都乖巧聪明，成绩优异。
除此之外，健康是吴丹目前最担忧的。他说非常明显地，今年身体的状况就明显不如去年，将军肚也明显比去年大多了。应酬太多、喝酒、熬夜，没有时间锻炼都是原因，“但是即使知道原因所在，我也无力自拔。”这或许是人在江湖的困惑。
为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接下来要做的是进一步放慢生活的脚步，更多地照顾自身健康和家人幸福，延长工作的年限。
四十岁男人，每天遇到新的诱惑也很多，有些诱惑尤其诱人，吴丹认为关键是甄别、并知道自己是谁，机会和诱惑有时呈现出的差别很小，但是接受诱惑却要付出巨大成本。
“人的一生无非做到年轻时让父母觉得有希望、到老了‘开始流口水、说胡话’的时候还受人尊重。而中年也就是现在，我希望自己被家人、朋友、合作伙伴和员工信任。”
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经历了常人以数倍的经历，焦虑了常人以数倍的焦虑和困惑了常人以数倍的困惑，吴丹说自己“如孔夫子所示，进入了不惑的状态”。
1969年出生的吴丹属于典型的草根出身、奋力向上的创业者。
年轻时多些焦虑、多些挫折好
吴丹师范学校毕业，早早步入社会。同龄人大学毕业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他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兜兜转转、摸爬滚打了一圈，既有撞破头角时，也体会过小有所成的喜悦。
他当过老师，做过公务员，在政府机构精简改革的时候“被下了岗”。在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不多久，他“怀揣着梦想和欠款勇敢地下了海”。
他心态极好，总能在最无望的时候嗅到好的时机，并能当机立断转换方向，从不在原地兜兜转转，自怨自艾。
1997年，28岁的他买了一张飞机票从厦门到了北京，开始从事钢结构设备、钢结构建筑行业。在这个“利润单薄到只有6%-7%”的行业，他拿下数家知名品牌的代理，并极力扩张市场占有率，最终完成到了资本原始积累。
但他也认识到：“成功是一个没有标准的境界，永远没有止境，永远有人比你更有成就。所以，想要困惑和焦虑少一些，平和一些，对自己的期望低一些。只要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状态，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成功。未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未来可能有的机会和挫折更是无法预测。做好心理和大方向上的准备、做好当下，其他的皆可以留待时间和未来去解决。”
或许正是因为站上了这样的高度，同时拥有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人届中年而愈发不惑。
又或许跟人品一样，人生的焦虑和困惑是守恒的。年轻的时候多经历、多迷茫、多焦虑一些，等到风景都看透，困惑、焦虑和迷茫就会少一些。
对“商人”的理解
尽管大家在说到“商人”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语气”。但是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商人”，一个“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履行国家公民责任”的商人。
他说的话跟他对自己的定位一样直白。“社会上各行各业，只有赚钱是最简单的行业”。“资本和商业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碰到外星人，我也会和他做生意。”
吴丹眼下正同时在若干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领域里谋求发展，但是他却并不忙乱。他说在30岁的末尾几年，他开始寻求让生活简单的新招式。而在事业上，他采用的新招式就是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在大多数领域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把具体的事务都交由他们打理。正是善于给生活做减法，不停地筛选，舍弃，吴丹才得以轻装上阵，简装出行，才得以走得远、走得快。
“生活是需要不断地简单化的、不断取舍，人才可能越来越通透。”吴丹说。
作为一个在商场打拼多年的商人，吴丹呈现出的是40岁商人的样子，虽然随和，但是并不易接近，但是他说自己“坚持对纯真的缅怀和坚守”，虽然自己可能不易做到，但是他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些纯真的人、纯真的事、纯真的物。
曾经的吴丹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到现在还有一手好文笔，只是已基本不再提笔。他说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他很难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还是当年初出茅庐、热情洋溢的那个小青年。他的心底、他的性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他依然最怀念自己还是“文学青年”的年纪。他依然最珍视友谊，最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吴丹对自己身上的硬伤看得很清楚，他坦言自己草根出身，多年来也只是专注在一件或几件事情上。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他认为这正是他青年坎坷、人到中年却基本不惑的原因，因为“人生是庞大而繁复的，但是只有几件事、几步路是紧要的”。
有人曾说“大学是间坏公司”，也许正是少了高等教育这件坏公司的“伤害”，他也少了许多如你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蛋疼”的困惑。
吴丹把工商业者分为三个阶段：个体、商人、企业家。他把自己定位为商人，他觉得自己为员工、社会做的还太少，企业还在发展阶段，还在爬坡！他定义的能称为企业家的应该是：他所创办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对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文明的推动、商业文明的创新起到重要作用。企业本身有自己的灵魂、性格、已经成为员工的企业、社会的企业！吴丹谦虚的说“他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这是他矢志不渝的目标，坚定前行的动力源泉”。
四十不惑，四十也惑
社会的转型、骚动、时刻变化，给身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带来了无数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转型的潜在受益者。吴丹对社会有极好的适应能力，他从旧有的价值体系中出生，但它又极好地衔接上了新的价值观念。
吴丹认可自己是“受益者”。与此同时，吴丹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遭遇了社会转型给自己带来的机会丧失和伤害，但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吴丹仍然表现出对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的感谢。没有人才的自由流动和双向选择机制，没有向市场飞速转型中涌现出的无数机会，没有社会提供的相对公平的回报机制，他可能仍然在小乡村当小学老师，又或者仍然在经营饭店，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每个年代都会给相应的人群赋以历史的使命。而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坚，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就是社会对我们这个年龄群的要求。
社会运转的模式日新月异，一个决定，今晚没有做，明天一大早这个机会就没有了。一个很好的行业，等你犹犹豫豫半天，最终决定进去的时候，行业布局早就完成了，你根本不可能在里面谋得任何机会。这些现实的状况都逼得人时刻保持高度紧张。吴丹说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赶鸭子上架，但正是得益于时刻提醒自己、提高自我、保持敏感性、接受新思想，才得以最终做成这些事。
但是他仍在担忧政府的政策连贯性、社会对富人财富的理解，并期待户籍政策有进一步的改变。这些都是单个的个体无能为力的。
对于家人和孩子，他常觉愧疚，虽然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事业跟家庭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平衡是他目前比较不安的事情。他也愧疚于没有更多时间匀给年幼的孩子。虽然她们都乖巧聪明，成绩优异。
除此之外，健康是吴丹目前最担忧的。他说非常明显地，今年身体的状况就明显不如去年，将军肚也明显比去年大多了。应酬太多、喝酒、熬夜，没有时间锻炼都是原因，“但是即使知道原因所在，我也无力自拔。”这或许是人在江湖的困惑。
为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接下来要做的是进一步放慢生活的脚步，更多地照顾自身健康和家人幸福，延长工作的年限。
四十岁男人，每天遇到新的诱惑也很多，有些诱惑尤其诱人，吴丹认为关键是甄别、并知道自己是谁，机会和诱惑有时呈现出的差别很小，但是接受诱惑却要付出巨大成本。
“人的一生无非做到年轻时让父母觉得有希望、到老了‘开始流口水、说胡话’的时候还受人尊重。而中年也就是现在，我希望自己被家人、朋友、合作伙伴和员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