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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革命根据地如何创建、何以“硕果仅存”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共早期在陕北如何活动等议题，学界的讨论或见仁见智、经久不衰，或鲜有涉及、亟待研究。赵通儒撰写、魏建国整理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是一部展现陕北早期党组织历史面相的力作。该成果既为中共党史尤其是陕北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又拓展了研究视域，是研究陕北早期党史的基础性资料。笔者认为，该书有三大亮点：
一、填补了史料空白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挖掘史料，考证史实，还原历史本真，是史家的追求与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官学两界陆续汇编出版了一批陕北地区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献，但主要集中在1935—1948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的这段时期，专门反映中共早期陕北党组织活动的史料汇编却乏善可陈，据笔者目力所及，也仅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这些史料推动了陕北早期党史的研究，但仍有缺憾。一方面，同质性较大;另一方面，缺少陕北早期党组织实际负责人对革命活动的记录。《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该书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一方面，正如本书的整理者魏建国所言，赵通儒是当时陕北特委真正的、直接的负责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长期在陕北坚持革命斗争，对这一时期党在陕北的活动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书中描绘的当时陕北社会的诸多问题，比如哥老会横行、二流子多、烟赌嫖成风等，这也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展改造哥老会、禁烟禁毒、改造二流子、废娼等运动的原因，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书的真实性。
二、勾勒了党组织的运作图景
重制度而轻实践，是中共党史著作的常见缺陷。既有的建党史著作、党史资料汇编多数以党的上层组织为中心，对中央层面的制度变迁、机构演变、人事更替、政策主张等着墨颇多，对中层、基层党组织的运作实践关注较少。中共早期就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组织原则，已有的著述也往往循着“中下层贯彻的政策就是上层的意图”这一思路展开。中共植根于乡村社会，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在不少地方处于秘密状态，再加之条件有限，党内信息传递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下级究竟能否坚决贯彻上级指令？能否实现中央政令统一？日本学者高桥伸夫通过对抗战前湖北、河南两省的中共党员入党和脱党情形、党内上下级沟通、党与群众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原有的组织散漫性，到大革命结束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大陆学者王奇生研究了中共早期广东地下党组织的运作实态，应星研究了中央苏区时期地方党内的组织矛盾，李里峰以山东革命根据地为对象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李秉奎研究了抗戰时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农村党组织。这些研究均表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并非官修史学描述的那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而是存在入党脱党随意、党员不明党的主义和党的政策、地方主义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央旨意难以贯彻等问题。《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与上述学者对其它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活动的考察有契合之处。一方面，该书没有停留在阐述制度变迁的层面，而是寓机构沿革、人事嬗递于革命活动之中，全方位展示了中共党组织在陕北创建的过程，勾勒了一副早期陕北党组织的实践运作图景。通读该书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中共确实在陕北建立健全了基层组织，仅考察党支部的设立，各县均不同程度建立了基层党支部，比如米脂县委下设城区区委、东校支部、教育局支部、二中教员支部、二中学生支部、工会支部、东关支部、班家沟支部、姜新庄支部;榆林地委下设教员支部、榆中支部、女三师支部、职中支部、平民夜校支部、兵工厂支部;安定（子长）特别支部下设谢连支部、王连支部、县城支部、瓦市二高支部、代王庙三高支部、湫裕沟五高支部、蟠龙四高支部、杨家园子支部。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总能迅速恢复重建。另一方面，该书也反映出，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其他根据地面临的问题，陕北也存在，比如杨国栋、韩之佩、冯文江、李登霄等脱离革命队伍、宜川党组织涣散、延川党组织不健强、佳县有的党员不愿过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干部不愿吃苦最终叛党、栾本朴与党组织谈条件、有的党员不知地委为何物等。该书提出：在当时党内左倾盲动路线的指引下，赵通儒反对公开党员的错误主张，坚持隐秘作战，使党组织未遭破坏，这成为陕北党组织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恰好说明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并非简单“按电钮”的关系。总之，该书在实践层面为我们展示了陕北早期党组织活动复杂、多元的面相。笔者认为，与同类著述相比，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三、新史学的写作手法
旧史学关注英雄人物的政治活动，认为历史是王侯将相创造的，舍英雄几无历史。长期以来，传统的党史、革命史写作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只有政治，无社会、文化和生活;二是只有革命领导者尤其是高层领导者，无基层革命者和普通民众。新史学从单一的政治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科技史、艺术史、城市史、边疆史、医疗史、环境史等，开拓了历史的研究领域;从君史转向民史，从帝王将相转向社会下层，扩大了历史的书写群体。《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是一部典型的新史学著作。就内容而言，作者在书写陕北建党史、政治史，记录陕北早期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又不同程度地涉及陕北各县的地形地貌、地名缘起、建置沿革、交通位置、街道布局、土地分配、地租标准、工业生产、农业种植、集市贸易、赋税等级、姓氏构成、人口分布、婚嫁风俗、语言习惯、丧葬礼仪、庙宇文化、物产矿藏、文人举子、历史人物、教育情况、宗教传播等;就人物群体而言，作者除了记录陕北早期党组织上层领导者的活动，还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他们的婚姻状况、职业类别、生活来源、柴米油盐、行为习惯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绚丽多彩的陕北画卷。总之，该书跳出了传统党史的写作藩篱，实现了党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的融通，拓展了党史资料编撰的领域。
一、填补了史料空白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挖掘史料，考证史实，还原历史本真，是史家的追求与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官学两界陆续汇编出版了一批陕北地区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献，但主要集中在1935—1948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的这段时期，专门反映中共早期陕北党组织活动的史料汇编却乏善可陈，据笔者目力所及，也仅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这些史料推动了陕北早期党史的研究，但仍有缺憾。一方面，同质性较大;另一方面，缺少陕北早期党组织实际负责人对革命活动的记录。《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该书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一方面，正如本书的整理者魏建国所言，赵通儒是当时陕北特委真正的、直接的负责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长期在陕北坚持革命斗争，对这一时期党在陕北的活动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书中描绘的当时陕北社会的诸多问题，比如哥老会横行、二流子多、烟赌嫖成风等，这也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展改造哥老会、禁烟禁毒、改造二流子、废娼等运动的原因，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书的真实性。
二、勾勒了党组织的运作图景
重制度而轻实践，是中共党史著作的常见缺陷。既有的建党史著作、党史资料汇编多数以党的上层组织为中心，对中央层面的制度变迁、机构演变、人事更替、政策主张等着墨颇多，对中层、基层党组织的运作实践关注较少。中共早期就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组织原则，已有的著述也往往循着“中下层贯彻的政策就是上层的意图”这一思路展开。中共植根于乡村社会，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在不少地方处于秘密状态，再加之条件有限，党内信息传递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下级究竟能否坚决贯彻上级指令？能否实现中央政令统一？日本学者高桥伸夫通过对抗战前湖北、河南两省的中共党员入党和脱党情形、党内上下级沟通、党与群众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原有的组织散漫性，到大革命结束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大陆学者王奇生研究了中共早期广东地下党组织的运作实态，应星研究了中央苏区时期地方党内的组织矛盾，李里峰以山东革命根据地为对象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李秉奎研究了抗戰时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农村党组织。这些研究均表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并非官修史学描述的那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而是存在入党脱党随意、党员不明党的主义和党的政策、地方主义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央旨意难以贯彻等问题。《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与上述学者对其它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活动的考察有契合之处。一方面，该书没有停留在阐述制度变迁的层面，而是寓机构沿革、人事嬗递于革命活动之中，全方位展示了中共党组织在陕北创建的过程，勾勒了一副早期陕北党组织的实践运作图景。通读该书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中共确实在陕北建立健全了基层组织，仅考察党支部的设立，各县均不同程度建立了基层党支部，比如米脂县委下设城区区委、东校支部、教育局支部、二中教员支部、二中学生支部、工会支部、东关支部、班家沟支部、姜新庄支部;榆林地委下设教员支部、榆中支部、女三师支部、职中支部、平民夜校支部、兵工厂支部;安定（子长）特别支部下设谢连支部、王连支部、县城支部、瓦市二高支部、代王庙三高支部、湫裕沟五高支部、蟠龙四高支部、杨家园子支部。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总能迅速恢复重建。另一方面，该书也反映出，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其他根据地面临的问题，陕北也存在，比如杨国栋、韩之佩、冯文江、李登霄等脱离革命队伍、宜川党组织涣散、延川党组织不健强、佳县有的党员不愿过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干部不愿吃苦最终叛党、栾本朴与党组织谈条件、有的党员不知地委为何物等。该书提出：在当时党内左倾盲动路线的指引下，赵通儒反对公开党员的错误主张，坚持隐秘作战，使党组织未遭破坏，这成为陕北党组织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恰好说明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并非简单“按电钮”的关系。总之，该书在实践层面为我们展示了陕北早期党组织活动复杂、多元的面相。笔者认为，与同类著述相比，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三、新史学的写作手法
旧史学关注英雄人物的政治活动，认为历史是王侯将相创造的，舍英雄几无历史。长期以来，传统的党史、革命史写作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只有政治，无社会、文化和生活;二是只有革命领导者尤其是高层领导者，无基层革命者和普通民众。新史学从单一的政治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科技史、艺术史、城市史、边疆史、医疗史、环境史等，开拓了历史的研究领域;从君史转向民史，从帝王将相转向社会下层，扩大了历史的书写群体。《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是一部典型的新史学著作。就内容而言，作者在书写陕北建党史、政治史，记录陕北早期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又不同程度地涉及陕北各县的地形地貌、地名缘起、建置沿革、交通位置、街道布局、土地分配、地租标准、工业生产、农业种植、集市贸易、赋税等级、姓氏构成、人口分布、婚嫁风俗、语言习惯、丧葬礼仪、庙宇文化、物产矿藏、文人举子、历史人物、教育情况、宗教传播等;就人物群体而言，作者除了记录陕北早期党组织上层领导者的活动，还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他们的婚姻状况、职业类别、生活来源、柴米油盐、行为习惯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绚丽多彩的陕北画卷。总之，该书跳出了传统党史的写作藩篱，实现了党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的融通，拓展了党史资料编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