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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 作家、文化学者。出版《盛世：中国2013》、《裸命》、《城市九章》、《我们这一代》等诸多作品。
陈冠中的1964年只发生了一件事。1963年，披头士在英国发行第一张唱片，风靡世界。1964年6月8日，披头士第一次到访香港。12岁的陈冠中与大一岁的姐姐、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不止十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电影里，四个英国青年将平凡的一天变成独特的一天，由音乐迷恋者跳脱为音乐天才，用摇滚制造了一场革命。电影被定义为一代年轻人的反叛原则，他们由此进入了崭新时代。
陈冠中的新时代从头开始。受披头士的影响，他留长了头发，穿上牛仔裤，弹起吉他，和青春期少年们手拉手唱英文歌反战。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谁都能够接受平等和参与性民主，哪怕是父母。
十年后，香港股市在狂升后陷入“股灾”。陈冠中长成青年。股市强震给初入社会的青年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投资课。“上课铃”一响，钱没了。钱没了，与父母间的代沟也没了。原来，反叛与平等，并没有必然关联，仅凭自己说了算。
2013年，61岁的陈冠中走在北京的菜市场里，长发落肩，和12岁时没有两样，除去黑色被岁月漂染成灰白色。菜市场里人挤人、人挡人、人吆喝人，走在菜市场的感觉特别实在，想不“触地儿“都难。没事的时候，陈冠中喜欢来这儿逛逛。
“1945年时，香港有50万人，1949年一年，将近90万人从内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达到了200万。我赶上了香港‘婴儿潮’。”
好多年前，陈冠中无法想像60岁的自己会走在北京的菜市场里，因为他是“香港人”。1952年在上海出生，四岁被带到香港，祖籍栏填着浙江鄞县（今宁波） 。在家里，同父母讲宁波版上海话，跟佣人聊番禺白话。在幼儿园里，迅速学会了香港粤语。自然而然，陈冠中把它当作母语。
迁居香港后的生活，是陈冠中一代人对童年最清晰的记忆。父母千锤百炼出高超的谋生本事，对物质积累有一种本能需求。到了香港，地道的中国人都这样做。对上海的记忆越来越淡，家里的唯一目标是勤俭，赚钱，再赚钱。陈冠中永远记得这样的节奏。在父辈的基础上，挤在人口激增的高峰里，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搭上了香港经济高速跃进的早班车。
作为第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华人，陈冠中一代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进入社会，占据了企业和政府的众多岗位。尽管如此，英国人并不认同这批披头士的狂热追随者，而由于完全与内地迥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结构，他们对出生地也没有任何认同感。 唯一的情感归属在于香港，这座他们成长的城市。“在一种文化杂糅，强烈碰撞与对差异性的发觉与反思中，一种地区性的特殊身份区间被构建出来—‘ 香港人’。”多年后，作为“区域主义者”的陈冠中这样认为。
“美国人说，聪明而有雄心的人去纽约，不聪明但有雄心的去洛杉矶，聪明但没有雄心的在旧金山（在硅谷新贵进占该市之前）。在中国，或许有雄心的在北京，聪明的在广州。”
2012年，陈冠中选择了北京。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只是这次，打算长驻。
40岁之前，陈冠中大部分时间在香港。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从100点飙至1700点，三年后跌回。繁荣的香港，一时充满了过山车一样疯狂的故事。1974年，陈冠中大学毕业。三十多名同学被同一家外资银行录用，在香港大学念完社会学和政治学，陈冠中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主修新闻学。1976年，陈冠中回到香港，创办杂志《号外》，以另一种方式进入。
《号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纽约邀请造型师，启用刘德华、周星驰、张曼玉上封面；挖掘不被主流媒体认同的金庸、倪匡、王家卫和亦舒；亦用大体量报道尚未跻身主流的商人政客。三十多年过去，它至今 依然被称为香港唯一一本雅皮杂志。陈冠中和《号外》是香港的见证者，见证了经济迅猛腾飞的香港如何成为“香港”。亦是参与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号外》稳居香港中文月刊第一名十多年。 陈冠中坚持《号外》不做主流， 理由是“对现实呐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金钱的填充感太满了，满到心灵没有空间。当功利主义对精神世界的损害触动了陈冠中的神经，他选择了一个空白角落。
陈冠中打理着《号外》，在香港开办名噪一时的独立书店“一山书屋”，一边写电影剧本、排舞台剧。电影剧本《等待黎明》捧红了周润发，《不是冤家不聚头》助使萧芳芳摘得金马影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先勇的《谪仙记》被陈冠中改编成话剧，至今依然是香港话剧团的保留剧目。1994年，台湾开禁允许外资办电视台，陈冠中立时筹资办了一家“超级电视台”。
“香港在1997年大团圆结局，一夜无话，今后都不会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回归仪式时，陈冠中在台北家中看着电视。灯火辉煌中的台北，“是个被低估的城市”—在台北的六年是陈冠中生活最适宜的六年。而恰好是这种“最适宜”，让他的注意力被北京吸引。去台北做电视台之前，陈冠中在北京住过近三年。当时的内地没有任何文化产业可言，文化商品化刚刚开始。在台北，陈冠中想着北京的“新鲜”：几乎找不到一家电影院，却像他中学时看过的欧洲小众写实电影。换句话说，“闲人、文人、艺人、雅嬉痞、布波士，各种稀奇的次文化人，城市游牧时代的南北东西京沪漂、鸟世代和漂一代，让他们各有空间，接受他们成为大叙事的一部分，或因此解构了原来较狭的大叙事，才能显示一个城市已近伟大。”陈冠中在城市间游走，正是因为总想成为其中一份子。
“我明白最终一切是幻象，不可能永久，不需要眷恋，时间一到我可以什么都抛弃。但当我有的时候，不想作践自己。心智上，我如出家僧，行为上，我是享乐主义者。 ”
再度回到北京，是在2000年。五六年过去，北京已经翻天覆地。“按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北京的文化产业照着资本逻辑在运行了。”陈冠中被请去指导杂志。“世纪初，全北京只有几个摄影师能拍时尚大片，2003年，北京的杂志制作水准已经超过了香港和台湾。”这个过程《号外》用了十年，北京用了不到三年。1992年，陈冠中在北京做大地唱片公司，推一名叫艾敬的歌手，请媒体人吃了饭发了几篇稿，已经红得不得了。2003年，三里屯南街的娱乐圈子遍及后海。陈冠中在这时却选择推掉所有工作，开始专注于一件事情—写作。 青春期，陈冠中经常去一家香港的盗版书店买台湾小说。大学时，陈冠中尝试写短篇小说，没有攒到足够的信心以此为业。但从编剧到文化评论，一直没有停过笔。对于小说，陈冠中有额外偏好。用小说写作当前，能把现实穿透一下。铆了六年劲，2009年，陈冠中终于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盛世：中国2013》。小说中，陈冠中虚构了一个魔幻现实，描写了金融海啸后，全球格局进入冰河时期，中国却安然避过劫难，开始步入千年一遇的盛世。时代充满了矛盾，而小说是表达和处理矛盾的最好载体。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曾说“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陈冠中用小说作为丈量矛盾的脚步，“长着脚，可以走很远很长……”
50岁的年纪，同龄人正在忙事业，退居书桌的陈冠中开始为写作焦虑。十年过去了，陈冠中终于轻松了。 媒体人、文化人、评论家……这些曾经扮演的角色，陈冠中如今都不要了，北京的生活让他非常满足。朋友从香港来，陈冠中习惯聆听，对“港人港事”极少评议，“身在事外，听听就好”。
为了改掉以前做娱乐圈时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习惯，他每天早起坐在电脑前，什么都不干。“能写点就写点，写不出来也是应该的。这个世界哪里那么多人看得了那么多字，更遑论，看我写那么多字。 而北京天气不好时，做个宅男就是了。”陈冠中已经很少去香港，最近一次去是参加第24届香港书展。作为第四位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陈冠中说：“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也是很适合谈杂种和世界主义的城市。”
[对话陈冠中]
但愿能用美学态度对待世界？
记者：你强调自己是“香港人中的本土派”，近几年香港书展火热，香港文学本身呢？
陈冠中：言情小说界现在有个天后，香港人，叫张小娴。张小娴基本写港男港女的事情。我没想到现在这么受欢迎。她两年前开始做微博，每天发一条男女关系的警句，或一条心灵鸡汤。每一个微博有3000多万条评论粉丝。类似的食经界有蔡澜和欧阳应霁。梁文道的政论也有畅销书的意思。但这些都是个案，无法替代。下一个出版热潮肯定在内地，而不是香港。
记者：从文化至社会，你怎么看近几年兴起的“台湾热”？
陈冠中：台湾热某种程度上是民国热，但我不觉得大家真的能回到民国，因为两者相似度很小。对民国的追求被转嫁到了台湾，台湾风不是民国风，它是十几年慢慢建立起来的台湾。台湾修成正果，结合了很多东西，有小清新部分、市民部分、日本部分，民国部分并不占最大比重，而且它更等同于蒋家风格。不光内地，香港人也迷恋这种风格。而作为一种生活美学，台湾正在发挥它超大的影响力。所有文化都是在慢慢误读中建构起来的，我们对古代的想像也不见得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没有什么对错，对自己的立场留一点怀疑。从这点上说，我就只写小说。写小说不用表态，模棱两可即可 。
记者：你在《号外》合作过的摄影师描述你—“一个真正的陈冠中在他心里埋藏着，那是一个喜欢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的他，一个幻想着波西米亚中国的他，也是一个怀恋着七十年代香港文坛复兴的他。”这种幻想和怀恋是你在城市之间切换，专注文学的理由吗？
陈冠中：我现在能在家呆着就呆着，有时候朋友从别的城市来，听他们聊聊天。我做的另一件最多的事是去三四线城市旅行，从四川到东北。去了超过一百个城市，我发现很多地方都很雷同，这是我最深的印象。新的现象是有些地方的年轻人回流了，但城市之间差异越来越小了。在北京和广州看到的景象，在很多三线城市同样能够看到。年轻人的形态很像，一线城市该有的他们都有。以前我看内地文学作品中的“小镇姑娘”，现在已经没有了。中国一个县市的人口一般都在五十万以上，按世界标准都是大城市。贾樟柯电影里的状态已经变了。我这样见证着中国，或者它已经停顿了，或许往后的变化会更大。这就是真正的波西米亚中国。五年、十年之后，也许我会把它们写出来。
记者：今年正好是2013年，是你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故事发生的年份。你形容这是个“黄金时代”，但它同时也被称为“最坏的时代”。
陈冠中：我40岁到了北京，在香港算是关注内地的人，到了之后发现是纸上谈兵。1992年第一次到北京时，我调整了很久，不可以，才回到台北。“盛世”和“最坏”，是一个态度。 乔治·奥威尔说，面对世界的不堪，不能用美学的态度去面对它。 但能用美学态度对待世界？我的答案是不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有人强制用美学态度， 我不敢叫他们把两只眼睛都打开。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不要太政治化，不要抱怨生活，而往往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自己的生活唯美地看，没问题。如果我没有看欧洲、法国电影，我也不会对美学有所着笔。在北京生活，有趣的人和事却远比它带给我的障碍要好玩很多。如同汉字，最大的灾难被认为是繁体简化。繁体字是好看，但让中国内地回到繁体不现实。总之，我不主张以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
陈冠中的1964年只发生了一件事。1963年，披头士在英国发行第一张唱片，风靡世界。1964年6月8日，披头士第一次到访香港。12岁的陈冠中与大一岁的姐姐、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不止十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电影里，四个英国青年将平凡的一天变成独特的一天，由音乐迷恋者跳脱为音乐天才，用摇滚制造了一场革命。电影被定义为一代年轻人的反叛原则，他们由此进入了崭新时代。
陈冠中的新时代从头开始。受披头士的影响，他留长了头发，穿上牛仔裤，弹起吉他，和青春期少年们手拉手唱英文歌反战。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谁都能够接受平等和参与性民主，哪怕是父母。
十年后，香港股市在狂升后陷入“股灾”。陈冠中长成青年。股市强震给初入社会的青年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投资课。“上课铃”一响，钱没了。钱没了，与父母间的代沟也没了。原来，反叛与平等，并没有必然关联，仅凭自己说了算。
2013年，61岁的陈冠中走在北京的菜市场里，长发落肩，和12岁时没有两样，除去黑色被岁月漂染成灰白色。菜市场里人挤人、人挡人、人吆喝人，走在菜市场的感觉特别实在，想不“触地儿“都难。没事的时候，陈冠中喜欢来这儿逛逛。
“1945年时，香港有50万人，1949年一年，将近90万人从内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达到了200万。我赶上了香港‘婴儿潮’。”
好多年前，陈冠中无法想像60岁的自己会走在北京的菜市场里，因为他是“香港人”。1952年在上海出生，四岁被带到香港，祖籍栏填着浙江鄞县（今宁波） 。在家里，同父母讲宁波版上海话，跟佣人聊番禺白话。在幼儿园里，迅速学会了香港粤语。自然而然，陈冠中把它当作母语。
迁居香港后的生活，是陈冠中一代人对童年最清晰的记忆。父母千锤百炼出高超的谋生本事，对物质积累有一种本能需求。到了香港，地道的中国人都这样做。对上海的记忆越来越淡，家里的唯一目标是勤俭，赚钱，再赚钱。陈冠中永远记得这样的节奏。在父辈的基础上，挤在人口激增的高峰里，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搭上了香港经济高速跃进的早班车。
作为第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华人，陈冠中一代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进入社会，占据了企业和政府的众多岗位。尽管如此，英国人并不认同这批披头士的狂热追随者，而由于完全与内地迥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结构，他们对出生地也没有任何认同感。 唯一的情感归属在于香港，这座他们成长的城市。“在一种文化杂糅，强烈碰撞与对差异性的发觉与反思中，一种地区性的特殊身份区间被构建出来—‘ 香港人’。”多年后，作为“区域主义者”的陈冠中这样认为。
“美国人说，聪明而有雄心的人去纽约，不聪明但有雄心的去洛杉矶，聪明但没有雄心的在旧金山（在硅谷新贵进占该市之前）。在中国，或许有雄心的在北京，聪明的在广州。”
2012年，陈冠中选择了北京。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只是这次，打算长驻。
40岁之前，陈冠中大部分时间在香港。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从100点飙至1700点，三年后跌回。繁荣的香港，一时充满了过山车一样疯狂的故事。1974年，陈冠中大学毕业。三十多名同学被同一家外资银行录用，在香港大学念完社会学和政治学，陈冠中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主修新闻学。1976年，陈冠中回到香港，创办杂志《号外》，以另一种方式进入。
《号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纽约邀请造型师，启用刘德华、周星驰、张曼玉上封面；挖掘不被主流媒体认同的金庸、倪匡、王家卫和亦舒；亦用大体量报道尚未跻身主流的商人政客。三十多年过去，它至今 依然被称为香港唯一一本雅皮杂志。陈冠中和《号外》是香港的见证者，见证了经济迅猛腾飞的香港如何成为“香港”。亦是参与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号外》稳居香港中文月刊第一名十多年。 陈冠中坚持《号外》不做主流， 理由是“对现实呐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金钱的填充感太满了，满到心灵没有空间。当功利主义对精神世界的损害触动了陈冠中的神经，他选择了一个空白角落。
陈冠中打理着《号外》，在香港开办名噪一时的独立书店“一山书屋”，一边写电影剧本、排舞台剧。电影剧本《等待黎明》捧红了周润发，《不是冤家不聚头》助使萧芳芳摘得金马影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先勇的《谪仙记》被陈冠中改编成话剧，至今依然是香港话剧团的保留剧目。1994年，台湾开禁允许外资办电视台，陈冠中立时筹资办了一家“超级电视台”。
“香港在1997年大团圆结局，一夜无话，今后都不会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回归仪式时，陈冠中在台北家中看着电视。灯火辉煌中的台北，“是个被低估的城市”—在台北的六年是陈冠中生活最适宜的六年。而恰好是这种“最适宜”，让他的注意力被北京吸引。去台北做电视台之前，陈冠中在北京住过近三年。当时的内地没有任何文化产业可言，文化商品化刚刚开始。在台北，陈冠中想着北京的“新鲜”：几乎找不到一家电影院，却像他中学时看过的欧洲小众写实电影。换句话说，“闲人、文人、艺人、雅嬉痞、布波士，各种稀奇的次文化人，城市游牧时代的南北东西京沪漂、鸟世代和漂一代，让他们各有空间，接受他们成为大叙事的一部分，或因此解构了原来较狭的大叙事，才能显示一个城市已近伟大。”陈冠中在城市间游走，正是因为总想成为其中一份子。
“我明白最终一切是幻象，不可能永久，不需要眷恋，时间一到我可以什么都抛弃。但当我有的时候，不想作践自己。心智上，我如出家僧，行为上，我是享乐主义者。 ”
再度回到北京，是在2000年。五六年过去，北京已经翻天覆地。“按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北京的文化产业照着资本逻辑在运行了。”陈冠中被请去指导杂志。“世纪初，全北京只有几个摄影师能拍时尚大片，2003年，北京的杂志制作水准已经超过了香港和台湾。”这个过程《号外》用了十年，北京用了不到三年。1992年，陈冠中在北京做大地唱片公司，推一名叫艾敬的歌手，请媒体人吃了饭发了几篇稿，已经红得不得了。2003年，三里屯南街的娱乐圈子遍及后海。陈冠中在这时却选择推掉所有工作，开始专注于一件事情—写作。 青春期，陈冠中经常去一家香港的盗版书店买台湾小说。大学时，陈冠中尝试写短篇小说，没有攒到足够的信心以此为业。但从编剧到文化评论，一直没有停过笔。对于小说，陈冠中有额外偏好。用小说写作当前，能把现实穿透一下。铆了六年劲，2009年，陈冠中终于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盛世：中国2013》。小说中，陈冠中虚构了一个魔幻现实，描写了金融海啸后，全球格局进入冰河时期，中国却安然避过劫难，开始步入千年一遇的盛世。时代充满了矛盾，而小说是表达和处理矛盾的最好载体。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曾说“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陈冠中用小说作为丈量矛盾的脚步，“长着脚，可以走很远很长……”
50岁的年纪，同龄人正在忙事业，退居书桌的陈冠中开始为写作焦虑。十年过去了，陈冠中终于轻松了。 媒体人、文化人、评论家……这些曾经扮演的角色，陈冠中如今都不要了，北京的生活让他非常满足。朋友从香港来，陈冠中习惯聆听，对“港人港事”极少评议，“身在事外，听听就好”。
为了改掉以前做娱乐圈时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习惯，他每天早起坐在电脑前，什么都不干。“能写点就写点，写不出来也是应该的。这个世界哪里那么多人看得了那么多字，更遑论，看我写那么多字。 而北京天气不好时，做个宅男就是了。”陈冠中已经很少去香港，最近一次去是参加第24届香港书展。作为第四位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陈冠中说：“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也是很适合谈杂种和世界主义的城市。”
[对话陈冠中]
但愿能用美学态度对待世界？
记者：你强调自己是“香港人中的本土派”，近几年香港书展火热，香港文学本身呢？
陈冠中：言情小说界现在有个天后，香港人，叫张小娴。张小娴基本写港男港女的事情。我没想到现在这么受欢迎。她两年前开始做微博，每天发一条男女关系的警句，或一条心灵鸡汤。每一个微博有3000多万条评论粉丝。类似的食经界有蔡澜和欧阳应霁。梁文道的政论也有畅销书的意思。但这些都是个案，无法替代。下一个出版热潮肯定在内地，而不是香港。
记者：从文化至社会，你怎么看近几年兴起的“台湾热”？
陈冠中：台湾热某种程度上是民国热，但我不觉得大家真的能回到民国，因为两者相似度很小。对民国的追求被转嫁到了台湾，台湾风不是民国风，它是十几年慢慢建立起来的台湾。台湾修成正果，结合了很多东西，有小清新部分、市民部分、日本部分，民国部分并不占最大比重，而且它更等同于蒋家风格。不光内地，香港人也迷恋这种风格。而作为一种生活美学，台湾正在发挥它超大的影响力。所有文化都是在慢慢误读中建构起来的，我们对古代的想像也不见得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没有什么对错，对自己的立场留一点怀疑。从这点上说，我就只写小说。写小说不用表态，模棱两可即可 。
记者：你在《号外》合作过的摄影师描述你—“一个真正的陈冠中在他心里埋藏着，那是一个喜欢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的他，一个幻想着波西米亚中国的他，也是一个怀恋着七十年代香港文坛复兴的他。”这种幻想和怀恋是你在城市之间切换，专注文学的理由吗？
陈冠中：我现在能在家呆着就呆着，有时候朋友从别的城市来，听他们聊聊天。我做的另一件最多的事是去三四线城市旅行，从四川到东北。去了超过一百个城市，我发现很多地方都很雷同，这是我最深的印象。新的现象是有些地方的年轻人回流了，但城市之间差异越来越小了。在北京和广州看到的景象，在很多三线城市同样能够看到。年轻人的形态很像，一线城市该有的他们都有。以前我看内地文学作品中的“小镇姑娘”，现在已经没有了。中国一个县市的人口一般都在五十万以上，按世界标准都是大城市。贾樟柯电影里的状态已经变了。我这样见证着中国，或者它已经停顿了，或许往后的变化会更大。这就是真正的波西米亚中国。五年、十年之后，也许我会把它们写出来。
记者：今年正好是2013年，是你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故事发生的年份。你形容这是个“黄金时代”，但它同时也被称为“最坏的时代”。
陈冠中：我40岁到了北京，在香港算是关注内地的人，到了之后发现是纸上谈兵。1992年第一次到北京时，我调整了很久，不可以，才回到台北。“盛世”和“最坏”，是一个态度。 乔治·奥威尔说，面对世界的不堪，不能用美学的态度去面对它。 但能用美学态度对待世界？我的答案是不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有人强制用美学态度， 我不敢叫他们把两只眼睛都打开。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不要太政治化，不要抱怨生活，而往往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自己的生活唯美地看，没问题。如果我没有看欧洲、法国电影，我也不会对美学有所着笔。在北京生活，有趣的人和事却远比它带给我的障碍要好玩很多。如同汉字，最大的灾难被认为是繁体简化。繁体字是好看，但让中国内地回到繁体不现实。总之，我不主张以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