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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撰述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为人生的追求。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浙江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六十三岁（1672年）时，将《姚江逸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传于世。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祯（1634—1711年）成名甚早，然而终身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十二岁，任户部侍郎，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辞世前一年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可见，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
以上诸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其一，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他们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也很难经常进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这种人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年），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十八岁休致，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他游遍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
满洲旗人麟庆（1791-1846年），官至南河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游”，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并求田问舍，为娱亲之计”，建成半亩园。麟庆到京，命长子夫妇主祭，自己表示不理家政，以颐养为事。同时，“访多年老友，相约游山”。携带二子东之蓟县盘山，历经上中下三盘，趁行宫除草之机，得领略其风光一二；北游居庸关，观览明十三陵，到汤山洗温泉浴；西游西山诸名刹和名胜，碧云寺、大觉寺、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处；西南去丰台，观赏芍药，再前行至房山，拜谒金朝皇陵。但是他也用心，每到一地，就探其历史和特点，并且记录下来。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之处，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前述麟庆不关心家务，是老年官绅的一种类型。另有一批人热衷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訓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较多出现。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四十八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五十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六十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但也有另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遂生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蒋攸铦（1766-1830年），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宫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1830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病死在山东平原县。
林则徐（1785-1850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
（摘自《北京日报》2016.8.29）B③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为人生的追求。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浙江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六十三岁（1672年）时，将《姚江逸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传于世。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祯（1634—1711年）成名甚早，然而终身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十二岁，任户部侍郎，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辞世前一年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可见，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
以上诸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其一，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他们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也很难经常进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这种人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年），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十八岁休致，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他游遍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
满洲旗人麟庆（1791-1846年），官至南河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游”，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并求田问舍，为娱亲之计”，建成半亩园。麟庆到京，命长子夫妇主祭，自己表示不理家政，以颐养为事。同时，“访多年老友，相约游山”。携带二子东之蓟县盘山，历经上中下三盘，趁行宫除草之机，得领略其风光一二；北游居庸关，观览明十三陵，到汤山洗温泉浴；西游西山诸名刹和名胜，碧云寺、大觉寺、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处；西南去丰台，观赏芍药，再前行至房山，拜谒金朝皇陵。但是他也用心，每到一地，就探其历史和特点，并且记录下来。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之处，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前述麟庆不关心家务，是老年官绅的一种类型。另有一批人热衷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訓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较多出现。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四十八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五十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六十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但也有另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遂生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蒋攸铦（1766-1830年），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宫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1830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病死在山东平原县。
林则徐（1785-1850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
（摘自《北京日报》2016.8.29）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