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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1925年10月生于湖南省芷江县，14岁被抓当了壮丁，21岁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解放后供职于武汉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的个人命运仿佛是新旧中国的微缩版，随着社会的更替而跌宕起伏。尤其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历经劫波，受尽磨难，最终苦尽甘来。不过直到晚年，令这位远征军老兵一直念念不忘的却是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他说张含英不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更是以言传身教影响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个当初的壮丁是如何有幸结识并“高攀”上了张含英？他的命运产生逆转后、引发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罹病遇恩师
1939年春，按照当时“三丁抽一”的规定，马骏家必须有人去充壮丁。两个兄长已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于是，才14岁的他，就代替哥哥被抓走，当了壮丁。
当时交通不便，行军全靠步行。这一批次的200多个壮丁，由家乡从春天出发，一路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西安时，已是秋天了。很快，他们被送到教导团进行集训。马骏因为年纪小，连扛枪都困难，就被安排给连长当勤务兵。
一年以后，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前方战事紧张，马骏所在的部队要立即开赴前线。此时，马骏却病了，浑身浮肿，命悬一线。
连长见他可怜，就同情地说：“你能回湖南老家就回去，不能回就在这里学门手艺谋生吧。”
从古到今，都流传着“当兵吃粮”的说法。跟随队伍，至少还能混口饭吃。马骏虽不想离开，但身体已不容自己做出其他选择。这时，有老兵告诉马骏，说西安有个湖南会馆，是专门为一些遇到困难的湖南老乡提供帮助的。于是，他拖着病体找到了湖南会馆，央求老乡捎他回家。
会馆的老乡见小小年纪的马骏病情很重，就安顿他先住下来，一边给他治病一边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对马骏来说，干些轻微的杂活轻车熟路。早在他10岁的时候，家中曾遭土匪抢劫，父亲被打死。为了活命，母亲只好将他送到芷江城里一家店铺当了学徒。
由于马骏手脚麻利又勤快，病情稍有好转，好心的老乡就将他介绍到设在西安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当勤杂工，干些打扫卫生、收发文件、端茶倒水的活计。
在这里，马骏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人——张含英。
1941年的一天，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瘦骨嶙峋的马骏，送文件到张含英的办公室。当时，张含英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张看到眼前是一位未曾谋面、又瘦又小、与自己孩子年纪差不多的工勤人员，就好奇地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头次见到这么大的官，马骏心里直打鼓。因为先前他曾听人说过，张委员长的职位相当于省长。可是，面前的这位大官却丝毫没有架子，还非常和气地嘘寒问暖，他也就不再那么拘谨，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含英。
看到马骏小小年纪，就被迫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陕西且重病在身，张含英顿生恻隐之心，立即将他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做事。在得知他读过两年半私塾，学过《百家姓》《三字经》等识字读本后，就慈父般地嘱咐：“孩子，你还小，要一边养病一边抓紧时间多学点文化知识，以便打好基础，将来报考水利学校。”
长这么大，除了父母对自己关心体贴以外，还没有谁跟自己说过如此暖心暖肺的体己话。想到在这远离家人的异乡，非亲非故的张委员长如此关心自己，马骏感动得热泪盈眶……
马骏不知道，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不仅是一位水利方面的权威，更是留学美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在张含英的关怀下，马骏得到很好地治疗，身体慢慢康复。为了不辜负恩人期望，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尤其是不愿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白天利用工作之余读书，晚上与张含英的孩子一起上夜校，就连星期天也上补习课，遇到问题，还时不时地向张含英求教。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马骏掌握了绘图、测量、记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识字也大有长进。而且从张含英身上，马骏还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当时他不知道，张家聘请的家庭教师以及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不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他多年以后才知道的。这儿的生活氛围，和这些人的言行，毫无疑问对马骏以后的人生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含英替马骏设计的未来之路，是要他打好基础报考水利学校，以便将来为祖国的水利事业贡献力量。马骏没有辜负张含英期待，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由于勤奋好学，字也写得工整美观，张含英将他提为会计员，负责管理档案资料。这些，无疑都为马骏以后参加“青年远征军”编简报、写小说、任会计书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再从戎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骏日渐进步。然而，当时的战局却不容人们过安稳的日子。
1944年初，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的日军，如秋后的蚊子，虽然没有多少时日的活头，但仍然会疯狂叮人，气焰愈加嚣张。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日军对豫湘桂发动了猛烈攻击，造成豫湘桂战场吃紧，衡阳失守。之后日军又相继攻占了桂林、柳州、南宁，迫近贵阳，直接威胁到陪都重庆。
为了收复失地，缓和舆论压力，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来华参战，各部队急需大批翻译人员。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发起知识青年参军运动，凡18岁至35岁、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均鼓励入伍，服役期限为两年，有单位的可以带职入伍，服役期满后仍可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作为热血青年，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马骏想再次投军。这一次，与第一次被迫从军不同，马骏心甘情愿地要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政府的征兵命令一下达，他便把想法跟恩师张含英说了。对此，张含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爱国青年的积极响应，全国报名人数多达12.55万人，编为10个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时年21岁的马骏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单位的6名同事一同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当年年底，马骏等人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运送至昆明，马骏被编入207师迫击炮连，进入会计班培训以后，任会计书记。 207师是“青年远征军”10个师之一，该师1945年1月在云南曲靖由防守司令杜聿明筹划成立。作为独立师，隶属陆军总部，系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该师后来编入新六军，军长是廖耀湘。新六军也是抗日战争中屡创强敌、战功显赫、誉满中外的英雄部队，是国民政府的五大王牌军之一。
“青年远征军”的士兵，除来自云南本土2000余名、来自西北9000余名外，还有湖南、安徽及西南各省的不少青年。为了配合对日反攻作战，这些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应征入伍以后，于1945年2月初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还优先配齐了美式装备。
本来，马骏他们这批青年军训练完成以后，就应开赴缅越边境作战。谁知，没等部队开拔，好消息传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
弃暗投光明
抗战胜利后，马骏随207师开赴东北，担任接收和安抚工作。他们从昆明乘汽车赶往长沙，再改换轮船由水路抵长江口，取道海上到达秦皇岛时，已过去了大半年。
到达东北以后，内战即将爆发。由于地下党的宣传，加上耳边时常回荡着恩师的教诲，马骏意识到，自己如果是为了抗日而牺牲，是无尚光荣的事，但像现在这样为国民党卖命、为内战充当炮灰而死，就一文不值。这时，马骏已成家，在对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后，他坚决要求复员回单位。因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官的也怕这样的人扰乱军心，干脆让他“滚蛋”了事。1946年7月，马骏退伍，却又被强行留在兵站工作了一个月，担任新兵押运员，一个月后，马骏才返回到原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
如果说当年进入“黄河水利委员会”是张含英直接给了他重生的机会，那么这次马骏主动脱离国民党军队，则得益于张含英对他的教诲。
这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已迁至开封，张含英也已离开了这里。后来，国民党政府见大势已去，便将“黄河水利委员会”彻底解散。就这样，加之战乱，马骏始终没能与张含英联系上。
失业的马骏只得携妻辗转回到长沙，奔赴老家，不料，回芷江的公路却因战乱中断了，他们就暂住在之前的同事张健家。张曾在湖南省建设厅工作过，因单位工资无着落，便辞了工作自己做生意。马骏无处可去，就利用火车贩运货物到驻马店。几趟下来，也小赚了一笔。马骏滞留长沙期间，一天偶然遇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袁雅山，袁当时也因生活窘迫，靠摆地摊度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安慰马骏说，等到解放了就会好的。其时，袁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已经挂上了钩。他告诉马骏，山东流亡学校的校长，正带着从山东流亡过来的教员和一批学生撤往衡阳，说可以介绍他去做事。
不过除了袁雅山，当时马骏身边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有些熟人邀请马骏去台湾，还说可以帮助他在台湾找工作。这些，马骏都不为所动。因为他心系家乡，挂念着亲人。1946年那次随队伍从云南上前线途经芷江时，他曾回家看望过母亲。家已破烂不堪，然而母亲却不知从哪儿借来钱买了肉和鸡蛋，一家人哭成一团，泡着眼泪吃了一顿饭。年迈的祖父问他：“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马骏想到战事还未结束，怎能就此作罢？于是，他毅然告别亲人返回了队伍。当年他离不开队伍，是因为战事；而这一次，是想远离战事，渴望过安宁的日子。
滞留长沙期间，想到家人，他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每天都到车站打听回家的路是否已恢复通行。终于有一天，从贴出的布告上，马骏看到已有回芷江的汽车，他急忙购买了回乡的车票……
回到家乡后，马骏以做小生意为生，直到1949年10月2日家乡解放。1950年的一天，他意外收到了原在“青年远征军”服役、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四野卫生部工作的一位同事的信，要他出去工作。经那人引荐，他先到长沙做事，然后再被介绍到武汉蔡森记营造厂（武汉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前身，公私合营以后，转为国营）工作，直到退休。
含冤被批斗
马骏参加工作以后，从媒体上得知恩师在水利部工作，还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他不忘恩师，想写信联系，却阴差阳错，始终未能联系上。这时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一次绘图时，他描错了数据，给单位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部门的有些领导认为，马骏是从旧军队解放过来的，这肯定是蓄意破坏。于是，马骏被判刑，坐了几年牢——多年以后，才查实是有人暗中作梗。后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他也都没能躲过。1966年，就在他重新工作后第一次返乡时，看到家门被贴满了大字报，吓得他连家也没敢进，只到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了武汉。很快，他再次失去了自由，保存的于右任手迹、历届美国总统像邮票等，全被抄走。在40多度的高温下，他被五花大绑，头戴铁皮高帽，胸挂写有“反革命分子”的铁牌，光着脚板，由造反派牵着在武昌长街游斗……游完回来，两脚掌全是豆大的泡，双脚已不能落地走路，还需跪在瓷渣上请罪，膝下一片血色……1966年8月，母亲去世，马骏却不能奔丧。
文革十年，马骏被整了八年。十年间，他常常想与恩师取得联系，但又担心连累恩师，他只好把感恩之心埋藏心底。后来，如果不是马骏家乡珍藏的那册《中国青年远征军207师通讯录》，以及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了的照片，使笔者通过他的老家亲人联系上了他，也许他曾受到过张含英特别关照的经历，就只能永远被封存了。
改革开放以后，有关部门给马骏老人平了反，单位对他也非常照顾。晚年，老人疾病缠身，想回家一趟已显得力不从心，但这念头却一直不断。还能够行动的他，有时会写些回忆性文章，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恩师教诲。当笔者将张含英已于2002年去世的消息告诉马骏老人时，电话那边传来了啜泣声……
老人说，第二次从军以后，再无缘聆听恩师教诲，也未能当面感谢恩师，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注：马骏夫妇已于2008年先后去世）
（责编：孙笑岩）
这个当初的壮丁是如何有幸结识并“高攀”上了张含英？他的命运产生逆转后、引发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罹病遇恩师
1939年春，按照当时“三丁抽一”的规定，马骏家必须有人去充壮丁。两个兄长已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于是，才14岁的他，就代替哥哥被抓走，当了壮丁。
当时交通不便，行军全靠步行。这一批次的200多个壮丁，由家乡从春天出发，一路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西安时，已是秋天了。很快，他们被送到教导团进行集训。马骏因为年纪小，连扛枪都困难，就被安排给连长当勤务兵。
一年以后，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前方战事紧张，马骏所在的部队要立即开赴前线。此时，马骏却病了，浑身浮肿，命悬一线。
连长见他可怜，就同情地说：“你能回湖南老家就回去，不能回就在这里学门手艺谋生吧。”
从古到今，都流传着“当兵吃粮”的说法。跟随队伍，至少还能混口饭吃。马骏虽不想离开，但身体已不容自己做出其他选择。这时，有老兵告诉马骏，说西安有个湖南会馆，是专门为一些遇到困难的湖南老乡提供帮助的。于是，他拖着病体找到了湖南会馆，央求老乡捎他回家。
会馆的老乡见小小年纪的马骏病情很重，就安顿他先住下来，一边给他治病一边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对马骏来说，干些轻微的杂活轻车熟路。早在他10岁的时候，家中曾遭土匪抢劫，父亲被打死。为了活命，母亲只好将他送到芷江城里一家店铺当了学徒。
由于马骏手脚麻利又勤快，病情稍有好转，好心的老乡就将他介绍到设在西安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当勤杂工，干些打扫卫生、收发文件、端茶倒水的活计。
在这里，马骏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人——张含英。
1941年的一天，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瘦骨嶙峋的马骏，送文件到张含英的办公室。当时，张含英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张看到眼前是一位未曾谋面、又瘦又小、与自己孩子年纪差不多的工勤人员，就好奇地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头次见到这么大的官，马骏心里直打鼓。因为先前他曾听人说过，张委员长的职位相当于省长。可是，面前的这位大官却丝毫没有架子，还非常和气地嘘寒问暖，他也就不再那么拘谨，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含英。
看到马骏小小年纪，就被迫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陕西且重病在身，张含英顿生恻隐之心，立即将他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做事。在得知他读过两年半私塾，学过《百家姓》《三字经》等识字读本后，就慈父般地嘱咐：“孩子，你还小，要一边养病一边抓紧时间多学点文化知识，以便打好基础，将来报考水利学校。”
长这么大，除了父母对自己关心体贴以外，还没有谁跟自己说过如此暖心暖肺的体己话。想到在这远离家人的异乡，非亲非故的张委员长如此关心自己，马骏感动得热泪盈眶……
马骏不知道，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不仅是一位水利方面的权威，更是留学美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在张含英的关怀下，马骏得到很好地治疗，身体慢慢康复。为了不辜负恩人期望，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尤其是不愿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白天利用工作之余读书，晚上与张含英的孩子一起上夜校，就连星期天也上补习课，遇到问题，还时不时地向张含英求教。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马骏掌握了绘图、测量、记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识字也大有长进。而且从张含英身上，马骏还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方面的经验。当时他不知道，张家聘请的家庭教师以及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不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他多年以后才知道的。这儿的生活氛围，和这些人的言行，毫无疑问对马骏以后的人生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含英替马骏设计的未来之路，是要他打好基础报考水利学校，以便将来为祖国的水利事业贡献力量。马骏没有辜负张含英期待，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由于勤奋好学，字也写得工整美观，张含英将他提为会计员，负责管理档案资料。这些，无疑都为马骏以后参加“青年远征军”编简报、写小说、任会计书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再从戎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骏日渐进步。然而，当时的战局却不容人们过安稳的日子。
1944年初，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的日军，如秋后的蚊子，虽然没有多少时日的活头，但仍然会疯狂叮人，气焰愈加嚣张。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日军对豫湘桂发动了猛烈攻击，造成豫湘桂战场吃紧，衡阳失守。之后日军又相继攻占了桂林、柳州、南宁，迫近贵阳，直接威胁到陪都重庆。
为了收复失地，缓和舆论压力，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来华参战，各部队急需大批翻译人员。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发起知识青年参军运动，凡18岁至35岁、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均鼓励入伍，服役期限为两年，有单位的可以带职入伍，服役期满后仍可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作为热血青年，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马骏想再次投军。这一次，与第一次被迫从军不同，马骏心甘情愿地要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政府的征兵命令一下达，他便把想法跟恩师张含英说了。对此，张含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爱国青年的积极响应，全国报名人数多达12.55万人，编为10个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时年21岁的马骏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单位的6名同事一同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当年年底，马骏等人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运送至昆明，马骏被编入207师迫击炮连，进入会计班培训以后，任会计书记。 207师是“青年远征军”10个师之一，该师1945年1月在云南曲靖由防守司令杜聿明筹划成立。作为独立师，隶属陆军总部，系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该师后来编入新六军，军长是廖耀湘。新六军也是抗日战争中屡创强敌、战功显赫、誉满中外的英雄部队，是国民政府的五大王牌军之一。
“青年远征军”的士兵，除来自云南本土2000余名、来自西北9000余名外，还有湖南、安徽及西南各省的不少青年。为了配合对日反攻作战，这些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应征入伍以后，于1945年2月初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还优先配齐了美式装备。
本来，马骏他们这批青年军训练完成以后，就应开赴缅越边境作战。谁知，没等部队开拔，好消息传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
弃暗投光明
抗战胜利后，马骏随207师开赴东北，担任接收和安抚工作。他们从昆明乘汽车赶往长沙，再改换轮船由水路抵长江口，取道海上到达秦皇岛时，已过去了大半年。
到达东北以后，内战即将爆发。由于地下党的宣传，加上耳边时常回荡着恩师的教诲，马骏意识到，自己如果是为了抗日而牺牲，是无尚光荣的事，但像现在这样为国民党卖命、为内战充当炮灰而死，就一文不值。这时，马骏已成家，在对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后，他坚决要求复员回单位。因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官的也怕这样的人扰乱军心，干脆让他“滚蛋”了事。1946年7月，马骏退伍，却又被强行留在兵站工作了一个月，担任新兵押运员，一个月后，马骏才返回到原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
如果说当年进入“黄河水利委员会”是张含英直接给了他重生的机会，那么这次马骏主动脱离国民党军队，则得益于张含英对他的教诲。
这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已迁至开封，张含英也已离开了这里。后来，国民党政府见大势已去，便将“黄河水利委员会”彻底解散。就这样，加之战乱，马骏始终没能与张含英联系上。
失业的马骏只得携妻辗转回到长沙，奔赴老家，不料，回芷江的公路却因战乱中断了，他们就暂住在之前的同事张健家。张曾在湖南省建设厅工作过，因单位工资无着落，便辞了工作自己做生意。马骏无处可去，就利用火车贩运货物到驻马店。几趟下来，也小赚了一笔。马骏滞留长沙期间，一天偶然遇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袁雅山，袁当时也因生活窘迫，靠摆地摊度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安慰马骏说，等到解放了就会好的。其时，袁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已经挂上了钩。他告诉马骏，山东流亡学校的校长，正带着从山东流亡过来的教员和一批学生撤往衡阳，说可以介绍他去做事。
不过除了袁雅山，当时马骏身边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有些熟人邀请马骏去台湾，还说可以帮助他在台湾找工作。这些，马骏都不为所动。因为他心系家乡，挂念着亲人。1946年那次随队伍从云南上前线途经芷江时，他曾回家看望过母亲。家已破烂不堪，然而母亲却不知从哪儿借来钱买了肉和鸡蛋，一家人哭成一团，泡着眼泪吃了一顿饭。年迈的祖父问他：“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马骏想到战事还未结束，怎能就此作罢？于是，他毅然告别亲人返回了队伍。当年他离不开队伍，是因为战事；而这一次，是想远离战事，渴望过安宁的日子。
滞留长沙期间，想到家人，他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每天都到车站打听回家的路是否已恢复通行。终于有一天，从贴出的布告上，马骏看到已有回芷江的汽车，他急忙购买了回乡的车票……
回到家乡后，马骏以做小生意为生，直到1949年10月2日家乡解放。1950年的一天，他意外收到了原在“青年远征军”服役、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四野卫生部工作的一位同事的信，要他出去工作。经那人引荐，他先到长沙做事，然后再被介绍到武汉蔡森记营造厂（武汉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前身，公私合营以后，转为国营）工作，直到退休。
含冤被批斗
马骏参加工作以后，从媒体上得知恩师在水利部工作，还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他不忘恩师，想写信联系，却阴差阳错，始终未能联系上。这时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一次绘图时，他描错了数据，给单位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部门的有些领导认为，马骏是从旧军队解放过来的，这肯定是蓄意破坏。于是，马骏被判刑，坐了几年牢——多年以后，才查实是有人暗中作梗。后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他也都没能躲过。1966年，就在他重新工作后第一次返乡时，看到家门被贴满了大字报，吓得他连家也没敢进，只到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了武汉。很快，他再次失去了自由，保存的于右任手迹、历届美国总统像邮票等，全被抄走。在40多度的高温下，他被五花大绑，头戴铁皮高帽，胸挂写有“反革命分子”的铁牌，光着脚板，由造反派牵着在武昌长街游斗……游完回来，两脚掌全是豆大的泡，双脚已不能落地走路，还需跪在瓷渣上请罪，膝下一片血色……1966年8月，母亲去世，马骏却不能奔丧。
文革十年，马骏被整了八年。十年间，他常常想与恩师取得联系，但又担心连累恩师，他只好把感恩之心埋藏心底。后来，如果不是马骏家乡珍藏的那册《中国青年远征军207师通讯录》，以及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了的照片，使笔者通过他的老家亲人联系上了他，也许他曾受到过张含英特别关照的经历，就只能永远被封存了。
改革开放以后，有关部门给马骏老人平了反，单位对他也非常照顾。晚年，老人疾病缠身，想回家一趟已显得力不从心，但这念头却一直不断。还能够行动的他，有时会写些回忆性文章，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恩师教诲。当笔者将张含英已于2002年去世的消息告诉马骏老人时，电话那边传来了啜泣声……
老人说，第二次从军以后，再无缘聆听恩师教诲，也未能当面感谢恩师，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注：马骏夫妇已于2008年先后去世）
（责编：孙笑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