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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伧（1887～1946年）是江苏吴县人，南社著名诗人，后弃文从政，官至国民党中常委、江苏省省长、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等要职。在政府高官中，叶楚伧是典型的士人，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的平易风格，宽以待人，博得一片清声。
南人北相 兼具内敛与豪放
叶楚伧是典型的“南人北相”，出生在吴侬软语的温柔之乡，却长着一副北方人的伟岸仪容。有人曾谓：“吴中得山水之秀，士多文弱，决鲜如叶先生之风采雄俊，有若关西大汉，河朔健儿也。”叶楚伧的诗文秀丽清逸，其笔名“小凤”宛若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实难与他的形象吻合。难怪胡朴安曾戏称：“以貌求之，不愧楚伧，以文求之，不愧小凤。”诵此数语，确有几分神似，叶楚伧之性情容貌跃然纸上。不过若是剥茧抽丝，不难发现叶楚伧的为人之道则兼具豪放与内敛、激进和温良，既契合他的相貌，又与其内在十分贴切。
早年叶楚伧在苏州求学时，因警察调戏良家妇女，他曾痛殴该警以示不平，结果遭警局拘捕二日。后被校方知悉，反责其多事，并记大过。可见，叶楚伧少时即有豪杰之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叶楚伧在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时写下不少诗文，表达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以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之句凸显其忧愤国事之燕赵侠士之概。而《中华新报》更是锋芒毕露，口诛笔伐，直指清王朝。黄花岗起义后，四川保路风潮继起，叶楚伧做社论题曰“新七杀碑”，斥责当局杀戮无行。“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封禁其报，叶楚伧不屈不挠，将报纸更名为《新中华报》重又出版，其持论愈益亢激，声震朝野，他的大丈夫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
1913年，叶楚伧入上海《民立报》主编副刊。他撰写社论，以灼灼之言抨击时弊，一时闻名遐迩。其后，宋教仁被暗杀以及二次革命爆发，他接连发表讨袁檄文，痛斥其篡权阴谋和陷害民党的伎俩。在《祭黄花岗诸烈士》一文中，他痛骂袁世凯“狐鼠充位，当路杀人，贤俊殂丧，国基摇落”，决心“秉此以战诸魔不幸不胜，行来侍诸烈士……一矢还庙，以告成功”。
其后，叶楚伧在主持《民国日报》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与主张，大笔如椽，使该报社论极具鼓动性。他本人则以一种豪迈明达之风范，白酒一杯，稿纸满桌，雪茄一支，边饮边写边吸，精彩华章即刻呈现。其形象哪有半点江南士人的情调，活脱脱一个“大快朵颐”的“北相”之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叶楚伧为之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声势。那一段时间，他备尝艰辛，“尤绌于资”，往往“晨须出刊，先夕尚无一钱购报纸”，只能四处筹措，不足时则告急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以度难关。在这种艰困之下，《民国日报》却无一日中断。曾与叶楚伧共事的老报人成舍我后来回忆说，“楚伧先生领导有方，无长官僚属之隔，大家打成一片，有如一个大家庭”，故“全体同仁均能咬紧牙关，奋斗不懈”。他特别谈到一件小事：是时，报社同仁常撰写小说以换取生活费，但稿酬因人而异，叶楚伧名气大，1000字可以拿到3块银元，而他们则为一块或两块，于是便“投机取巧”，往往请叶先生签个名，既好投稿，又可博得高酬。“对于能予社中同仁帮助，楚伧先生均乐而为之，不以为意。”橘皮脸、酒糟鼻的叶楚伧，看相未必至善，但其内心绝对是一个“好好先生”。
叶楚伧早年的道德文章深得时人赞赏。他本人天性笃厚，待人谦抑恳切，虽跻身显位，却恂恂儒雅，一仍书生本色，未尝有骄矜之态，更无官场习气；惟作文章则大异，挺劲疾厉，尝谓：“做人不可露锋芒，做文章却不可不露锋芒。”此言不虚，文雅是他的一面，豪迈则是他的另一面。他的小说从形式上看文笔艳丽，富于女性美，用南社王大觉的话来说叫做“不脱吴儿山温水软之习”，这和他“关西大汉”般的外貌恰成鲜明对照；但他的作品绝非仅限儿女哀情，不乏颇具“激情”之作，或赋予音在弦外的寄寓，而他主持报社笔政，其文其论更是笔走雷霆、气凝山岳，有跃马横刀之概。
弃文从政 为官清廉且尽职
叶楚伧在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一次，蒋介石遣差役送一要函给他，差役叩门后，叶亲自开门，差役曰此信须投交叶主席亲收，叶答本人即是。差役大惊，以为省长必有华贵气派，如此节俭清操，似乎不类，乃熟视良久，于狐疑间交出要函而返。1928年，叶楚伧在南京监造中山陵，负责陵园工程采石的工程队从太湖西山返回南京之际，其领队特意安排运输船路经叶楚伧的故乡周庄，并为他留下一对石蜡烛、一只石台和两只石凳，想给叶为其父母做新坟之用。叶得知后力拒，并按价与采石队结清钱款。
叶楚伧嗜酒是出了名的，蒋介石曾特许他于开会时以酒代茶，但须杯上加盖，以免酒气冲人。曾追随叶楚伧共事多年的魏绍徵谈起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时追思不已：“楚老雍容豁达，是最令我心折的气度”，“他处人处世的涵养，曾给我们许多省悟与警惕”。最令他佩服的是：“楚老从未替自己打算过，纯粹为公服务，经年一袭蓝布长衫，重庆到了夏季很热，就换一件夏布的，到了冬天，就将蓝布衫罩在棉袍外面。他淡泊怡然，未尝丝毫有得失之心。”叶楚伧嗜酒虽堪称海量，但也有醉时，但他醉则温醇自克，从未发过酒疯。他有诗句云：“酒中人是性中人，豪放恬祥各有真。”友人汪旭初谓：“恬祥二字，是楚伧写照。”叶楚伧常说：“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人能为而争为者，我不必为；人不为而不愿为者，我为之。有所不取，然后有所取，若有所取，必先与之。”他有权位而不争权，更不轻言利，这在官场上十分少见。
1938年，叶楚伧再度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到任时，刘炳藜等几位秘书和处长照例辞职，但他一概慰留。诚如刘炳藜所言：“楚伧先生是个纯朴的有道义气与才气的中国学者。没有一点儿官气，平易近人。”“有时到了下班时分，他亦会到属下的桌边来，拿一把椅子坐下闲聊，或者问一些应问的事体，可是这些询问并不是长官对僚属的样子，而是家庭兄弟父子间或亲戚朋友间讨论家常或友朋之间的事体一样。”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特派叶楚伧、钮永建为“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代表中央政府进行宣慰安抚。初到上海他就“约法三章”：此行目的在于体察民情，所以郑重宣布，除了接受一次钱大钧市长为他们的洗尘宴之外，其余任何官方人员的应酬一概谢绝。最初，叶楚伧他们被安排住在金门大饭店，可没几日他就执意搬回绍兴路自己家中，虽然比不上饭店豪华，但合乎其心意。有人在中午时分发现，叶楚伧几次去二马路的老正兴吃饭，他没忘江南家乡风味，所以每每总是叫上一个咸肉豆腐汤下饭。去时，既非驷马高车，亦无近身侍从。在饭店里，谁都当他是一个普通食客，绝没想到此人竟是中央宣慰大员。当时，苏州与周庄一些好事者为趋奉叶楚伧，竟将周庄镇改名为“楚伧镇”，并在苏州设立“楚伧公园”。叶楚伧知道后大为不悦，责令立即收回成议，恢复旧名。
叶楚伧是一介文人，后来做了官，中断了文字生涯，成了“功名之士”，“不复能一志于文”，这对他个人或文坛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但另一方面，叶楚伧士而仕，仕而显，显而依然有文人之风，不脱书生本色，实为难得。
南人北相 兼具内敛与豪放
叶楚伧是典型的“南人北相”，出生在吴侬软语的温柔之乡，却长着一副北方人的伟岸仪容。有人曾谓：“吴中得山水之秀，士多文弱，决鲜如叶先生之风采雄俊，有若关西大汉，河朔健儿也。”叶楚伧的诗文秀丽清逸，其笔名“小凤”宛若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实难与他的形象吻合。难怪胡朴安曾戏称：“以貌求之，不愧楚伧，以文求之，不愧小凤。”诵此数语，确有几分神似，叶楚伧之性情容貌跃然纸上。不过若是剥茧抽丝，不难发现叶楚伧的为人之道则兼具豪放与内敛、激进和温良，既契合他的相貌，又与其内在十分贴切。
早年叶楚伧在苏州求学时，因警察调戏良家妇女，他曾痛殴该警以示不平，结果遭警局拘捕二日。后被校方知悉，反责其多事，并记大过。可见，叶楚伧少时即有豪杰之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叶楚伧在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时写下不少诗文，表达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以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之句凸显其忧愤国事之燕赵侠士之概。而《中华新报》更是锋芒毕露，口诛笔伐，直指清王朝。黄花岗起义后，四川保路风潮继起，叶楚伧做社论题曰“新七杀碑”，斥责当局杀戮无行。“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封禁其报，叶楚伧不屈不挠，将报纸更名为《新中华报》重又出版，其持论愈益亢激，声震朝野，他的大丈夫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
1913年，叶楚伧入上海《民立报》主编副刊。他撰写社论，以灼灼之言抨击时弊，一时闻名遐迩。其后，宋教仁被暗杀以及二次革命爆发，他接连发表讨袁檄文，痛斥其篡权阴谋和陷害民党的伎俩。在《祭黄花岗诸烈士》一文中，他痛骂袁世凯“狐鼠充位，当路杀人，贤俊殂丧，国基摇落”，决心“秉此以战诸魔不幸不胜，行来侍诸烈士……一矢还庙，以告成功”。
其后，叶楚伧在主持《民国日报》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与主张，大笔如椽，使该报社论极具鼓动性。他本人则以一种豪迈明达之风范，白酒一杯，稿纸满桌，雪茄一支，边饮边写边吸，精彩华章即刻呈现。其形象哪有半点江南士人的情调，活脱脱一个“大快朵颐”的“北相”之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叶楚伧为之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声势。那一段时间，他备尝艰辛，“尤绌于资”，往往“晨须出刊，先夕尚无一钱购报纸”，只能四处筹措，不足时则告急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以度难关。在这种艰困之下，《民国日报》却无一日中断。曾与叶楚伧共事的老报人成舍我后来回忆说，“楚伧先生领导有方，无长官僚属之隔，大家打成一片，有如一个大家庭”，故“全体同仁均能咬紧牙关，奋斗不懈”。他特别谈到一件小事：是时，报社同仁常撰写小说以换取生活费，但稿酬因人而异，叶楚伧名气大，1000字可以拿到3块银元，而他们则为一块或两块，于是便“投机取巧”，往往请叶先生签个名，既好投稿，又可博得高酬。“对于能予社中同仁帮助，楚伧先生均乐而为之，不以为意。”橘皮脸、酒糟鼻的叶楚伧，看相未必至善，但其内心绝对是一个“好好先生”。
叶楚伧早年的道德文章深得时人赞赏。他本人天性笃厚，待人谦抑恳切，虽跻身显位，却恂恂儒雅，一仍书生本色，未尝有骄矜之态，更无官场习气；惟作文章则大异，挺劲疾厉，尝谓：“做人不可露锋芒，做文章却不可不露锋芒。”此言不虚，文雅是他的一面，豪迈则是他的另一面。他的小说从形式上看文笔艳丽，富于女性美，用南社王大觉的话来说叫做“不脱吴儿山温水软之习”，这和他“关西大汉”般的外貌恰成鲜明对照；但他的作品绝非仅限儿女哀情，不乏颇具“激情”之作，或赋予音在弦外的寄寓，而他主持报社笔政，其文其论更是笔走雷霆、气凝山岳，有跃马横刀之概。
弃文从政 为官清廉且尽职
叶楚伧在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一次，蒋介石遣差役送一要函给他，差役叩门后，叶亲自开门，差役曰此信须投交叶主席亲收，叶答本人即是。差役大惊，以为省长必有华贵气派，如此节俭清操，似乎不类，乃熟视良久，于狐疑间交出要函而返。1928年，叶楚伧在南京监造中山陵，负责陵园工程采石的工程队从太湖西山返回南京之际，其领队特意安排运输船路经叶楚伧的故乡周庄，并为他留下一对石蜡烛、一只石台和两只石凳，想给叶为其父母做新坟之用。叶得知后力拒，并按价与采石队结清钱款。
叶楚伧嗜酒是出了名的，蒋介石曾特许他于开会时以酒代茶，但须杯上加盖，以免酒气冲人。曾追随叶楚伧共事多年的魏绍徵谈起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时追思不已：“楚老雍容豁达，是最令我心折的气度”，“他处人处世的涵养，曾给我们许多省悟与警惕”。最令他佩服的是：“楚老从未替自己打算过，纯粹为公服务，经年一袭蓝布长衫，重庆到了夏季很热，就换一件夏布的，到了冬天，就将蓝布衫罩在棉袍外面。他淡泊怡然，未尝丝毫有得失之心。”叶楚伧嗜酒虽堪称海量，但也有醉时，但他醉则温醇自克，从未发过酒疯。他有诗句云：“酒中人是性中人，豪放恬祥各有真。”友人汪旭初谓：“恬祥二字，是楚伧写照。”叶楚伧常说：“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人能为而争为者，我不必为；人不为而不愿为者，我为之。有所不取，然后有所取，若有所取，必先与之。”他有权位而不争权，更不轻言利，这在官场上十分少见。
1938年，叶楚伧再度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到任时，刘炳藜等几位秘书和处长照例辞职，但他一概慰留。诚如刘炳藜所言：“楚伧先生是个纯朴的有道义气与才气的中国学者。没有一点儿官气，平易近人。”“有时到了下班时分，他亦会到属下的桌边来，拿一把椅子坐下闲聊，或者问一些应问的事体，可是这些询问并不是长官对僚属的样子，而是家庭兄弟父子间或亲戚朋友间讨论家常或友朋之间的事体一样。”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特派叶楚伧、钮永建为“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赴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代表中央政府进行宣慰安抚。初到上海他就“约法三章”：此行目的在于体察民情，所以郑重宣布，除了接受一次钱大钧市长为他们的洗尘宴之外，其余任何官方人员的应酬一概谢绝。最初，叶楚伧他们被安排住在金门大饭店，可没几日他就执意搬回绍兴路自己家中，虽然比不上饭店豪华，但合乎其心意。有人在中午时分发现，叶楚伧几次去二马路的老正兴吃饭，他没忘江南家乡风味，所以每每总是叫上一个咸肉豆腐汤下饭。去时，既非驷马高车，亦无近身侍从。在饭店里，谁都当他是一个普通食客，绝没想到此人竟是中央宣慰大员。当时，苏州与周庄一些好事者为趋奉叶楚伧，竟将周庄镇改名为“楚伧镇”，并在苏州设立“楚伧公园”。叶楚伧知道后大为不悦，责令立即收回成议，恢复旧名。
叶楚伧是一介文人，后来做了官，中断了文字生涯，成了“功名之士”，“不复能一志于文”，这对他个人或文坛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但另一方面，叶楚伧士而仕，仕而显，显而依然有文人之风，不脱书生本色，实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