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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我到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参与打印、装订和散发当时两党争论中就热点问题撰写的各种小册子，以及有关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九篇评论文章。当时两党两国之间的争论已公开化。我国留学生、使馆人员和途经莫斯科的中国旅客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都受到苏方的限制和干扰。
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言必骂中国
到1964年初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决定进一步强化赫鲁晓夫独断专行的经济政策和反华的政治路线；4月，根据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驻苏大使潘自立同志传达，我们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一致同意，提出“打倒赫鲁晓夫”的口号。可是大多数人都没料到，过了不到6个月，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从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到10月中旬赫鲁晓夫下台，这短短几个月是赫鲁晓夫的穷途末日和彻底自我暴露的最后阶段。那时候，他在台上仍然虚张声势，貌似强大，几乎必骂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但若仔细观察和分析这一时期赫氏的言论和表现，不难看出，他已黔驴技穷，党内外都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除了惑众取宠就是破口大骂，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也拿不出什么新花招，他已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端。
亲听反华怪论，及时向国内请示汇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交形势经常瞬息万变，有时局外人根本无法驾驭或判断其动向和发展趋势。我有幸在这段时间里亲自听取、记录、翻译和整理赫鲁晓夫的大量反华怪论并向国内主流媒体发回了相关报道。那时候公布苏方举办的活动是要时时向国内请示汇报的。对这类活动所持态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活动，原则上不出席，这是指苏修领导人纠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反华集会、外交活动或倡议；第二类是指一般的外交活动，这类活动中一旦听到有人发表反华言论，我方人员立即退场并根据其反华情节的轻重酌情进行澄清、反驳或抗议；第三类活动是指可以全程出席并听取其反华言论的活动，但事后要立即向国内报告，以便国内组织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为了准确无误地贯彻中央外交方针和路线，对某些外交活动的态度往往是在活动开始前最后一分钟才能决定或得到党中央的明确指示。
1964年2月到10月间我们对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信口开河，赫氏反华怪论汇总
赫鲁晓夫最后半年的执政表演突出反映在他在各次外宾来访时的讲话中。这一时期访问苏联的有乌布利希、铁托、西伦凯维兹、哥穆尔卡等等东欧国家领导人。按理说，依照惯例这是他们双边关系中的友好往来，与中国关系不大，但赫鲁晓夫却一反常态，常常离开秘书为他准备的讲稿，针对与双边活动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中国，破口大骂、大放厥词。这一阶段根据回忆，赫鲁晓夫离开事先准备的稿子，信口开河，即兴发挥或放肆发表反华怪论的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说苏联也有过穿草鞋喝清汤的日子。他说，要知道，穿草鞋喝清汤是上不了天，进不了宇宙空间的。
二、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曾陪同他和苏部长会议副主席扎维亚洛夫参观人民公社。午餐时送上了一盘鸡，赫鲁晓夫问周恩来：“鸡是谁家的？”周恩来说，“鸡是公社送来的。”赫鲁晓夫说，“既然是公社的，公家的，那就坐下来吃了吧！”由于俄语中“坐下”和“吃了”是谐音词，此语一出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不少人带着嘲笑和蔑视的眼光看着我们，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露出同情的眼神。
三、1964年6月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友好大会上，赫鲁晓夫说，有人想伤害我们的革命自尊心，把我们推向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对我们喋喋不休地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他们走的道路，可是要知道，向这个工人阶级胜利的目标前进的速度不取决于舌头的长度或舌头翻动的次数。
四、赫鲁晓夫影射中国说，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没有裤子穿。他污蔑赴汤蹈火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英雄主义太愚蠢，说丢了脑袋不用再哭头发。
五、赫鲁晓夫说，苏联不需要寻找冒险的道路，只有看不见生活前途的人（影射中国领导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自杀、跳河、上吊或发动世界战争——而现在这都是一回事。
见证一段历史
听了几次赫鲁晓夫反华演说后我受益匪浅。我的印象是，他在照本宣读讲稿时和离开讲稿即兴发言时判若二人。照本宣读时他看上去彬彬有礼三句不离仁义道德，即兴发言时满口粗话甚至脏话，对着全场群众胡言乱语，似乎只要引起全场轰动，哄堂大笑，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第二天党政喉舌报《真理报》《消息报》通常要全文刊登赫氏讲话。稿子里，编辑人员往往要加上许多现场反应，诸如：（全场活跃）（笑声）（哄堂大笑）（雷鸣般的掌声）等等。第二天，当我把报上刊登的全文与录音稿核改时发现，大量粗话、脏话，文理不通的土话，怪僻的字眼已被删改得无影无踪，代之以比较文雅的用语。我估计这大概要归功于他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效劳吧。这也使我联想起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鞋敲桌和同尼克松厨房辩论等一系列丑陋表演。难怪当时西方媒体中不少评论说，此公与其说是国家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小丑。
参加完这类活动后，我和当时驻苏使馆政务参赞张德群一般会稍稍提前一点退出会场，不参加会议结束后的起立和鼓掌，心里充满反感、气愤和说不出的不快。因为作为国家的外交代表，穿着整齐，仪表端正，却听到了如此放肆的胡言乱语，实在可恨。回忆中苏关系中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感到的不仅是气愤和痛苦，更多的是觉得可笑和无聊。
（作者為中央编译局译审，曾任中苏谈判办公室专家、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副代表）
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言必骂中国
到1964年初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决定进一步强化赫鲁晓夫独断专行的经济政策和反华的政治路线；4月，根据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驻苏大使潘自立同志传达，我们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一致同意，提出“打倒赫鲁晓夫”的口号。可是大多数人都没料到，过了不到6个月，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从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到10月中旬赫鲁晓夫下台，这短短几个月是赫鲁晓夫的穷途末日和彻底自我暴露的最后阶段。那时候，他在台上仍然虚张声势，貌似强大，几乎必骂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但若仔细观察和分析这一时期赫氏的言论和表现，不难看出，他已黔驴技穷，党内外都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除了惑众取宠就是破口大骂，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也拿不出什么新花招，他已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端。
亲听反华怪论，及时向国内请示汇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交形势经常瞬息万变，有时局外人根本无法驾驭或判断其动向和发展趋势。我有幸在这段时间里亲自听取、记录、翻译和整理赫鲁晓夫的大量反华怪论并向国内主流媒体发回了相关报道。那时候公布苏方举办的活动是要时时向国内请示汇报的。对这类活动所持态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活动，原则上不出席，这是指苏修领导人纠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反华集会、外交活动或倡议；第二类是指一般的外交活动，这类活动中一旦听到有人发表反华言论，我方人员立即退场并根据其反华情节的轻重酌情进行澄清、反驳或抗议；第三类活动是指可以全程出席并听取其反华言论的活动，但事后要立即向国内报告，以便国内组织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为了准确无误地贯彻中央外交方针和路线，对某些外交活动的态度往往是在活动开始前最后一分钟才能决定或得到党中央的明确指示。
1964年2月到10月间我们对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信口开河，赫氏反华怪论汇总
赫鲁晓夫最后半年的执政表演突出反映在他在各次外宾来访时的讲话中。这一时期访问苏联的有乌布利希、铁托、西伦凯维兹、哥穆尔卡等等东欧国家领导人。按理说，依照惯例这是他们双边关系中的友好往来，与中国关系不大，但赫鲁晓夫却一反常态，常常离开秘书为他准备的讲稿，针对与双边活动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中国，破口大骂、大放厥词。这一阶段根据回忆，赫鲁晓夫离开事先准备的稿子，信口开河，即兴发挥或放肆发表反华怪论的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说苏联也有过穿草鞋喝清汤的日子。他说，要知道，穿草鞋喝清汤是上不了天，进不了宇宙空间的。
二、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曾陪同他和苏部长会议副主席扎维亚洛夫参观人民公社。午餐时送上了一盘鸡，赫鲁晓夫问周恩来：“鸡是谁家的？”周恩来说，“鸡是公社送来的。”赫鲁晓夫说，“既然是公社的，公家的，那就坐下来吃了吧！”由于俄语中“坐下”和“吃了”是谐音词，此语一出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不少人带着嘲笑和蔑视的眼光看着我们，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露出同情的眼神。
三、1964年6月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友好大会上，赫鲁晓夫说，有人想伤害我们的革命自尊心，把我们推向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对我们喋喋不休地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他们走的道路，可是要知道，向这个工人阶级胜利的目标前进的速度不取决于舌头的长度或舌头翻动的次数。
四、赫鲁晓夫影射中国说，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没有裤子穿。他污蔑赴汤蹈火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英雄主义太愚蠢，说丢了脑袋不用再哭头发。
五、赫鲁晓夫说，苏联不需要寻找冒险的道路，只有看不见生活前途的人（影射中国领导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自杀、跳河、上吊或发动世界战争——而现在这都是一回事。
见证一段历史
听了几次赫鲁晓夫反华演说后我受益匪浅。我的印象是，他在照本宣读讲稿时和离开讲稿即兴发言时判若二人。照本宣读时他看上去彬彬有礼三句不离仁义道德，即兴发言时满口粗话甚至脏话，对着全场群众胡言乱语，似乎只要引起全场轰动，哄堂大笑，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第二天党政喉舌报《真理报》《消息报》通常要全文刊登赫氏讲话。稿子里，编辑人员往往要加上许多现场反应，诸如：（全场活跃）（笑声）（哄堂大笑）（雷鸣般的掌声）等等。第二天，当我把报上刊登的全文与录音稿核改时发现，大量粗话、脏话，文理不通的土话，怪僻的字眼已被删改得无影无踪，代之以比较文雅的用语。我估计这大概要归功于他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效劳吧。这也使我联想起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鞋敲桌和同尼克松厨房辩论等一系列丑陋表演。难怪当时西方媒体中不少评论说，此公与其说是国家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小丑。
参加完这类活动后，我和当时驻苏使馆政务参赞张德群一般会稍稍提前一点退出会场，不参加会议结束后的起立和鼓掌，心里充满反感、气愤和说不出的不快。因为作为国家的外交代表，穿着整齐，仪表端正，却听到了如此放肆的胡言乱语，实在可恨。回忆中苏关系中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感到的不仅是气愤和痛苦，更多的是觉得可笑和无聊。
（作者為中央编译局译审，曾任中苏谈判办公室专家、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