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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全球改革如此艰难？国家层面的改革亦是如此？
15世纪、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这一问题有很好的阐释。他写道：“没有任何事情比引进新制度难度更高、成功率更低、危险性更大。对于推行新法的人而言，所有受益于旧法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可能从新法中获益的人虽支持他，态度也比较冷淡。这种暧昧态度的产生，部分源自对反对者的恐惧，因为他们有法律的支持； 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人的猜疑之心，因为人们除非有实实在在的体验，否则是不会真正相信新事物的。于是，每当对手伺机拉帮结派进行猛烈攻击之时，支持者则冷淡地进行防卫，所以站在改革者一边是危险的。”
在当今全球背景下，改革问题尤为紧要：快速变化的人口、气候变暖、失业、水资源和能源限制、恐怖主义、腐败等全球问题的风险以指数级上升，而国民心态、制度有效性和改革的发展却是线性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正是一系列问题的爆发：人口激增，年轻人失业，政治腐败，无效的治理已无法应对通过互联网扩散的不满情绪。
然而体制的改革极其困难。我们目睹了金融部门改革中的顽固抵挡和金融界的游说。最近，《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的文章中提到，在阿斯本理念节（Aspen Ideas Festival）上，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关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心理构成的演讲。我个人很不喜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标签，因为很多自由派持有非常保守的观点，反之亦然。
海德特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的道德基础。他拓展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他提出了自由派与保守派博弈背后的心理学逻辑。他认为全球道德由五个心理学系统支撑。自由派呼吁改革，因为他们更关注伤害与关怀，公平与互惠；而保守派除此之外还关注团体与忠诚，权威与尊重，纯洁与神圣。
换而言之，保守派是一群尊重忠于现有权威制度、信念和文化价值的人。他们从现有制度获益最大，且不喜欢改变，因为改变会带来风险和未知，包括利益或特权的丧失。而改革家，正如其定义，希望有一个游戏规则的转变，因为他们看到现有体系的不公平或缺乏关怀，或是对人民有害的外部性，所以希望有人做些改变。
全球变暖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家无法以实际数据向公众证明改革后的未来会更好，而保守派则狂热地抵制改变，因为他们会失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有许多人怀疑，环境学家是否只是在猜测，还是预测全球变暖的数据和方法不可靠。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危机或自然灾害期间，对改革的支持更多，因为那些实际利益受损的人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领导人如果错过这一稍纵即逝的改革机会，就“浪费”了危机给我们的机遇。当条件恢复“正常”，通常改革的动力也消失了。
哈佛教授丹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在他的新书《全球化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中论到，强烈支持全球化的人都是从全球化获益的城市精英。他们是能够走出去取得大成就的人才。然而，乡村大众却认为全球化会危害家庭或当地价值观，损害对当地制度、文化或宗教的尊重，因而他们的反应是关于忠诚与圣洁的。他敏锐地指出，“当全球化与国内政治相冲突时，精明的投资者将赌注押在政治上。”
问题在于世界同时在快速地城镇化。
因此，除了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金融三元悖论外（即一个国家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罗德瑞克指出，还存在一个政治三元悖论，即国家无法同时实现民主、自主决定权和经济全球化。他指出，因为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过于多元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
这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尤为明显。欧洲政治家们呼吁采用单一货币，但金融市场断定，希腊中除了名义上没有违约，所有都已违约。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货币投机者同样赌中央银行无法保持固定汇率，因为国家政局无法承担来自财务约束和财政纪律的代价。
在这些动荡的年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领导力，而是治国才能。是否有人或一代人愿意为下一代人作出牺牲？
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我相信大多数人采取短期决策。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15世纪、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这一问题有很好的阐释。他写道：“没有任何事情比引进新制度难度更高、成功率更低、危险性更大。对于推行新法的人而言，所有受益于旧法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可能从新法中获益的人虽支持他，态度也比较冷淡。这种暧昧态度的产生，部分源自对反对者的恐惧，因为他们有法律的支持； 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人的猜疑之心，因为人们除非有实实在在的体验，否则是不会真正相信新事物的。于是，每当对手伺机拉帮结派进行猛烈攻击之时，支持者则冷淡地进行防卫，所以站在改革者一边是危险的。”
在当今全球背景下，改革问题尤为紧要：快速变化的人口、气候变暖、失业、水资源和能源限制、恐怖主义、腐败等全球问题的风险以指数级上升，而国民心态、制度有效性和改革的发展却是线性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正是一系列问题的爆发：人口激增，年轻人失业，政治腐败，无效的治理已无法应对通过互联网扩散的不满情绪。
然而体制的改革极其困难。我们目睹了金融部门改革中的顽固抵挡和金融界的游说。最近，《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的文章中提到，在阿斯本理念节（Aspen Ideas Festival）上，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关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心理构成的演讲。我个人很不喜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标签，因为很多自由派持有非常保守的观点，反之亦然。
海德特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的道德基础。他拓展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他提出了自由派与保守派博弈背后的心理学逻辑。他认为全球道德由五个心理学系统支撑。自由派呼吁改革，因为他们更关注伤害与关怀，公平与互惠；而保守派除此之外还关注团体与忠诚，权威与尊重，纯洁与神圣。
换而言之，保守派是一群尊重忠于现有权威制度、信念和文化价值的人。他们从现有制度获益最大，且不喜欢改变，因为改变会带来风险和未知，包括利益或特权的丧失。而改革家，正如其定义，希望有一个游戏规则的转变，因为他们看到现有体系的不公平或缺乏关怀，或是对人民有害的外部性，所以希望有人做些改变。
全球变暖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家无法以实际数据向公众证明改革后的未来会更好，而保守派则狂热地抵制改变，因为他们会失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有许多人怀疑，环境学家是否只是在猜测，还是预测全球变暖的数据和方法不可靠。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危机或自然灾害期间，对改革的支持更多，因为那些实际利益受损的人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领导人如果错过这一稍纵即逝的改革机会，就“浪费”了危机给我们的机遇。当条件恢复“正常”，通常改革的动力也消失了。
哈佛教授丹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在他的新书《全球化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中论到，强烈支持全球化的人都是从全球化获益的城市精英。他们是能够走出去取得大成就的人才。然而，乡村大众却认为全球化会危害家庭或当地价值观，损害对当地制度、文化或宗教的尊重，因而他们的反应是关于忠诚与圣洁的。他敏锐地指出，“当全球化与国内政治相冲突时，精明的投资者将赌注押在政治上。”
问题在于世界同时在快速地城镇化。
因此，除了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金融三元悖论外（即一个国家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罗德瑞克指出，还存在一个政治三元悖论，即国家无法同时实现民主、自主决定权和经济全球化。他指出，因为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过于多元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
这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尤为明显。欧洲政治家们呼吁采用单一货币，但金融市场断定，希腊中除了名义上没有违约，所有都已违约。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货币投机者同样赌中央银行无法保持固定汇率，因为国家政局无法承担来自财务约束和财政纪律的代价。
在这些动荡的年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领导力，而是治国才能。是否有人或一代人愿意为下一代人作出牺牲？
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我相信大多数人采取短期决策。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