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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已久的“帽子”终于要戴上了。
“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近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职业足球将在财务监管上有大动作，上述各种限制体现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及其配套的2019-2021年监管指标中；同时，统一俱乐部财务记账规则、打击阴阳合同和逃税漏税等也是新政的措施。
中国职业足球近年来大肆“烧钱”的虚火，能否就此降一降？它能为其他行业做好榜样吗？
2004年，中国的顶级足球联赛从“甲A”改制为“中超”，当时号称对标的是英超联赛。然而，十多年后，在许多球迷眼里，中超唯一能和英超媲美的只有它的“烧钱”能力。
中超到底有多燒钱？2017年12月初，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方审计机构对2016赛季中超、中甲两级俱乐部财务状况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收入为70.82亿元人民币，但其投入为110.14亿元，一个赛季下来整体亏损近4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2.4亿多元。相比中超，中甲俱乐部的总亏损只有8亿多元人民币，但中甲的总收入只有10.92亿元，而支出达到19.15亿元，亏损幅度比中超更甚。
这项统计显示，在中超的支出费用中，人工成本即球员和教练工资占67%；而目前世界五大联赛中薪酬压力最大的英超，人工成本也只占整体开支的58%，德甲更是只有42%。中超的竞技水平离五大联赛还有很大距离，而整体薪酬水平却已经不遑多让了。
而在国内足球媒体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最近6年间中超共有5支球队总投资额达到了1.7亿欧元（约13.3亿元人民币），最高的河北华夏幸福达到了1.98亿欧元。在各类机构给出的当前全球球员的年薪前十名榜单上，中超的几大外援也至少占据了三个席位：上海上港的奥斯卡以2400万欧元居第四，紧跟内马尔之后；他的同胞和俱乐部队友胡尔克以2000万欧元的年薪排在第六；前十榜单的末尾也由中超球队引入的外援把守。
巨额投入、高薪引援，这些最直接的效果当然是在短期内增加了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对球迷的吸引力，也对联赛的品牌影响力有所提升。当多名巴西国脚、前国脚都在中超踢球，中超的豪门对话变成南美外援的“内战”之时，球迷们自然会更愿意到现场来支持那些原本在千里之外、只能在屏幕上远观的偶像，就算仍然是只能看直播视频也省去了熬夜之苦，球市越来越火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超联赛的每场平均上座人数2009年为16059人，至2015年大幅攀升至22193人，增幅达38.2%。以广州恒大在亚冠的两次折桂为代表，中超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增加。2016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比赛，其中不乏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法国、巴西等传统足球强国。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如果这样的“金元风潮”持续下去，带来的将是职业足球的竞争失衡加剧，这将反过来从根本上摧毁足球市场发展的基础。因为足球比赛的精彩程度，很大程度上与之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如果只靠拼财力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以及“寡头垄断”，那么比赛将越来越失去悬念，人们的关注度会逐渐降低。
实际上，这样的竞争失衡在中超正在逐渐加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曹可强主持完成了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16年重大约标项目《足球产业开发的相关理论研究》。研究报告中提到：“C5”是国外学者研究欧洲职业足球竞争平衡的一个应用普遍且可靠的测量指标，它是指职业联赛中赛季结束时，排名前五名俱乐部所获积分总和占所有俱乐部所获积分总和的比率，数值越大，则联赛竞争失衡越显著。中超2009-2015年的C5数据变化趋势显示，除2012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一直处于上升中，2009年C5为0.37，2015年升至0.45。
当需要把中超与参赛球队数量不一样的其他联赛做横向比较时，就要引入另一个指标：“C5竞争平衡指数”（C5ICB）。在这样的考察角度下可以发现，虽然在2009-2014年间，中超的该指数低于欧洲五大联赛；但明显地，中超C5ICB的上升速度逐年加快。至2015年，中超联赛的该指数已经高于除西甲之外的其它四大联赛。
“金元政策”导致的竞争失衡让联赛各俱乐部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筹钱、投钱、“买买买”，而忽视了后备梯队培养、管理制度建立、场馆设施建设等。曹可强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短视行为，从宏观而言，造成了在足球产业上投入的国家资产的低效利用和流失风险。
显然，如果放纵“烧钱”趋势蔓延，无异于让中国足球饮鸩止渴。
为应对这样的状况，中国足协在较早就开始了相关的政策研究，从今年年初以来，就在不同的场合陆续释放相关信号。最近的这一次通过新华社的“官宣”，虽然还未正式公布政策的细则，但基本的方向已经比较明朗，某些措施也有了基本的落地时间表，因而引起了热议。
不少国内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对新政持整体肯定态度。同时，也有人担心，国外足球联赛或者其他体育联赛固然有成熟的“工资帽”“公平法案”等制度，但那是在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中适用的，到了中国会“水土不服”。
11月26日，中国足协新闻办官微发布消息称，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集训队参加2019中超联赛不属实。此前，在2018中超收官阶段，足协却从各俱乐部抽调选手组建U25国家队军训，让诸如大连一方等队人员捉襟见肘，引来热议。
质疑之声较为集中的还有新政在设置球员薪酬限额（薪酬帽）的具体措施时，提到“2019赛季所有国内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按税前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这一条被普遍认为有违反劳动法的嫌疑，且足协没有权力强行要求俱乐部如此执行；如果足协要强推，又有可能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背了新政的初衷。
“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近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职业足球将在财务监管上有大动作，上述各种限制体现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及其配套的2019-2021年监管指标中；同时，统一俱乐部财务记账规则、打击阴阳合同和逃税漏税等也是新政的措施。
中国职业足球近年来大肆“烧钱”的虚火，能否就此降一降？它能为其他行业做好榜样吗？
放纵“烧钱”无异饮鸩止渴
2004年，中国的顶级足球联赛从“甲A”改制为“中超”，当时号称对标的是英超联赛。然而，十多年后，在许多球迷眼里，中超唯一能和英超媲美的只有它的“烧钱”能力。
中超到底有多燒钱？2017年12月初，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方审计机构对2016赛季中超、中甲两级俱乐部财务状况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收入为70.82亿元人民币，但其投入为110.14亿元，一个赛季下来整体亏损近4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2.4亿多元。相比中超，中甲俱乐部的总亏损只有8亿多元人民币，但中甲的总收入只有10.92亿元，而支出达到19.15亿元，亏损幅度比中超更甚。
这项统计显示，在中超的支出费用中，人工成本即球员和教练工资占67%；而目前世界五大联赛中薪酬压力最大的英超，人工成本也只占整体开支的58%，德甲更是只有42%。中超的竞技水平离五大联赛还有很大距离，而整体薪酬水平却已经不遑多让了。
而在国内足球媒体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最近6年间中超共有5支球队总投资额达到了1.7亿欧元（约13.3亿元人民币），最高的河北华夏幸福达到了1.98亿欧元。在各类机构给出的当前全球球员的年薪前十名榜单上，中超的几大外援也至少占据了三个席位：上海上港的奥斯卡以2400万欧元居第四，紧跟内马尔之后；他的同胞和俱乐部队友胡尔克以2000万欧元的年薪排在第六；前十榜单的末尾也由中超球队引入的外援把守。
巨额投入、高薪引援，这些最直接的效果当然是在短期内增加了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对球迷的吸引力，也对联赛的品牌影响力有所提升。当多名巴西国脚、前国脚都在中超踢球，中超的豪门对话变成南美外援的“内战”之时，球迷们自然会更愿意到现场来支持那些原本在千里之外、只能在屏幕上远观的偶像，就算仍然是只能看直播视频也省去了熬夜之苦，球市越来越火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超联赛的每场平均上座人数2009年为16059人，至2015年大幅攀升至22193人，增幅达38.2%。以广州恒大在亚冠的两次折桂为代表，中超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增加。2016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比赛，其中不乏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法国、巴西等传统足球强国。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如果这样的“金元风潮”持续下去，带来的将是职业足球的竞争失衡加剧，这将反过来从根本上摧毁足球市场发展的基础。因为足球比赛的精彩程度，很大程度上与之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如果只靠拼财力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以及“寡头垄断”，那么比赛将越来越失去悬念，人们的关注度会逐渐降低。
实际上，这样的竞争失衡在中超正在逐渐加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曹可强主持完成了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16年重大约标项目《足球产业开发的相关理论研究》。研究报告中提到：“C5”是国外学者研究欧洲职业足球竞争平衡的一个应用普遍且可靠的测量指标，它是指职业联赛中赛季结束时，排名前五名俱乐部所获积分总和占所有俱乐部所获积分总和的比率，数值越大，则联赛竞争失衡越显著。中超2009-2015年的C5数据变化趋势显示，除2012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一直处于上升中，2009年C5为0.37，2015年升至0.45。
当需要把中超与参赛球队数量不一样的其他联赛做横向比较时，就要引入另一个指标：“C5竞争平衡指数”（C5ICB）。在这样的考察角度下可以发现，虽然在2009-2014年间，中超的该指数低于欧洲五大联赛；但明显地，中超C5ICB的上升速度逐年加快。至2015年，中超联赛的该指数已经高于除西甲之外的其它四大联赛。
“金元政策”导致的竞争失衡让联赛各俱乐部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筹钱、投钱、“买买买”，而忽视了后备梯队培养、管理制度建立、场馆设施建设等。曹可强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短视行为，从宏观而言，造成了在足球产业上投入的国家资产的低效利用和流失风险。
显然，如果放纵“烧钱”趋势蔓延，无异于让中国足球饮鸩止渴。
“帽子”应是博弈后的结果
为应对这样的状况，中国足协在较早就开始了相关的政策研究，从今年年初以来，就在不同的场合陆续释放相关信号。最近的这一次通过新华社的“官宣”，虽然还未正式公布政策的细则，但基本的方向已经比较明朗，某些措施也有了基本的落地时间表，因而引起了热议。
不少国内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对新政持整体肯定态度。同时，也有人担心，国外足球联赛或者其他体育联赛固然有成熟的“工资帽”“公平法案”等制度，但那是在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中适用的，到了中国会“水土不服”。
11月26日，中国足协新闻办官微发布消息称，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集训队参加2019中超联赛不属实。此前，在2018中超收官阶段，足协却从各俱乐部抽调选手组建U25国家队军训，让诸如大连一方等队人员捉襟见肘，引来热议。
质疑之声较为集中的还有新政在设置球员薪酬限额（薪酬帽）的具体措施时，提到“2019赛季所有国内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按税前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这一条被普遍认为有违反劳动法的嫌疑，且足协没有权力强行要求俱乐部如此执行；如果足协要强推，又有可能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背了新政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