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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平四郎（1973—1977）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中日互派大使，4月3日，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上任，日本对华的外交级别也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在任期间，他敏锐地认识到，“邓小平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点，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
佐藤正二（1977—1979）
佐藤是第一位曾任外务省次官（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驻华大使。他最大的功绩是参与了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工作。该条约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勾画出中日两国由恢复邦交正常化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进程。但他也是第一位被提前撤换的驻华大使。
吉田健三（1979—1981）
吉田在任期间，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80年，中国在札幌、日本在广州设立总领事馆。1981年，两国就建立中日友好医院、日本向中国提供“文化无偿合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等问题签订协议。
鹿取泰卫（1981—1984）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鹿取向中方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1984年，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召开。
中江要介（1984—1987）
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时，中江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邓小平访日期间，他担任了日方的“接伴员”（陪同人员）。他始终认为：“巩固日中关系符合世界潮流。”退职后，中江仍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后任日中关系史学会的会长。他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中岛敏次郎（1987—1989）
中岛是历史上第二位被提前撤换的日本驻华大使。他在任期间，强调日中两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建立有利于世界的日中关系。1989年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我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9月，中岛离任，他表示，“你将看到中国会不断前进和发展。”中岛后来弃政投身法律界，并任最高法院法官。
桥本恕（1989—1992）
1971年，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的桥本参与制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初步计划。在解除贷款制裁的努力中，桥本积极从中斡旋。1990年7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
国广道彦（1992—1995）
1993年，国广发现日本杂志上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广回忆当时自己的观点：“回顾日中两国的历史，双方还从未作为大国平等交往过，考虑到这一点，我当时认为中国和日本必须要做好以大国身份平等交往的准备。”国广任大使期间是中日两国交往最活跃的时期。当时有人说，国广是花ODA（政府开发援助）钱最多的大使。
佐藤嘉恭（1995—1998）
从1975年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到1995年任驻华大使，佐藤政治生涯的一头一尾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他在任三年，日中关系多有起伏。1995年，日本政府冻结对中国无偿援助；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四次登钓鱼岛，引发风波；1996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佐藤当时的作风与如今的丹羽相像，他力促日中民间交流，以期改变彼此误读。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亲临东北几处纪念馆，为旧日本军人所作所为低下了头。离职后，他在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供职。
谷野作太郎（1998—2001）
谷野是日本外务省“中国学派”骨干成员，也是第一批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之一，是后来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好友。他亲历了中国崛起的时代，认为“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不应该再逃避”，“日中两国，和则双赢，斗则两伤”。2007年，也正是他促成了后来传为佳话的中日“棒球外交”。
阿南惟茂（2001—2006）
自1983年起，阿南在中国的任职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故此阿南在日本被视为“头号中国通”，也曾经是日本“中国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南对中国一直持友好立场。他认为，日方应该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该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但在阿南任期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姿态渐趋强硬，“中国学派”影响力减弱，“知华派”受挤压，日中关系再陷僵局。
宫本雄二（2006—2010）
2006年，日中关系峰回路转，之前被“打入冷宫”的“知华派”宫本被派驻中国。在任四年，他亲历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宫本任驻华大使时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并参与了很多日本对中国的无偿援助计划。他强调，“中国强大了怕什么？日本不过回到过去而已”。
丹羽宇一郎（2010—2012）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中日互派大使，4月3日，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上任，日本对华的外交级别也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在任期间，他敏锐地认识到，“邓小平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点，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
佐藤正二（1977—1979）
佐藤是第一位曾任外务省次官（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驻华大使。他最大的功绩是参与了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工作。该条约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勾画出中日两国由恢复邦交正常化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进程。但他也是第一位被提前撤换的驻华大使。
吉田健三（1979—1981）
吉田在任期间，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80年，中国在札幌、日本在广州设立总领事馆。1981年，两国就建立中日友好医院、日本向中国提供“文化无偿合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等问题签订协议。
鹿取泰卫（1981—1984）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鹿取向中方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1984年，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召开。
中江要介（1984—1987）
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时，中江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邓小平访日期间，他担任了日方的“接伴员”（陪同人员）。他始终认为：“巩固日中关系符合世界潮流。”退职后，中江仍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后任日中关系史学会的会长。他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中岛敏次郎（1987—1989）
中岛是历史上第二位被提前撤换的日本驻华大使。他在任期间，强调日中两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建立有利于世界的日中关系。1989年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我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9月，中岛离任，他表示，“你将看到中国会不断前进和发展。”中岛后来弃政投身法律界，并任最高法院法官。
桥本恕（1989—1992）
1971年，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的桥本参与制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初步计划。在解除贷款制裁的努力中，桥本积极从中斡旋。1990年7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
国广道彦（1992—1995）
1993年，国广发现日本杂志上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广回忆当时自己的观点：“回顾日中两国的历史，双方还从未作为大国平等交往过，考虑到这一点，我当时认为中国和日本必须要做好以大国身份平等交往的准备。”国广任大使期间是中日两国交往最活跃的时期。当时有人说，国广是花ODA（政府开发援助）钱最多的大使。
佐藤嘉恭（1995—1998）
从1975年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到1995年任驻华大使，佐藤政治生涯的一头一尾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他在任三年，日中关系多有起伏。1995年，日本政府冻结对中国无偿援助；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四次登钓鱼岛，引发风波；1996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佐藤当时的作风与如今的丹羽相像，他力促日中民间交流，以期改变彼此误读。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亲临东北几处纪念馆，为旧日本军人所作所为低下了头。离职后，他在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供职。
谷野作太郎（1998—2001）
谷野是日本外务省“中国学派”骨干成员，也是第一批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之一，是后来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好友。他亲历了中国崛起的时代，认为“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不应该再逃避”，“日中两国，和则双赢，斗则两伤”。2007年，也正是他促成了后来传为佳话的中日“棒球外交”。
阿南惟茂（2001—2006）
自1983年起，阿南在中国的任职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故此阿南在日本被视为“头号中国通”，也曾经是日本“中国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南对中国一直持友好立场。他认为，日方应该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该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但在阿南任期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姿态渐趋强硬，“中国学派”影响力减弱，“知华派”受挤压，日中关系再陷僵局。
宫本雄二（2006—2010）
2006年，日中关系峰回路转，之前被“打入冷宫”的“知华派”宫本被派驻中国。在任四年，他亲历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宫本任驻华大使时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并参与了很多日本对中国的无偿援助计划。他强调，“中国强大了怕什么？日本不过回到过去而已”。
丹羽宇一郎（201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