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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和曾国藩同为清朝中晚期的知识分子，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但洪秀全和曾国藩由于出身不同、文化素养和人生经历不同，使得他们的世界观迥然不同，他们的人生轨迹大相径庭。天国的覆亡与曾国藩和洪秀全二人密切相关，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尤为深刻。
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初期，能够保持农家子弟本色，敝衣草履，轻车从简，使得太平军保持艰苦奋斗、上下一心的精神状态，革命得以迅速发展，但定都天京后，他简朴的生活作风急转直下，为“江南的繁华所迷惑，追求声色货利”[1]大兴土木，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力建设天王府。“半载方成，穷极壮丽” [1]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量拆毁民房的基础上修造的。除此之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模仿封建帝王的排场礼仪，规定众多的服侍人员。如专理洪秀全生活诸务的人员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天王后宫美女充盈，共有“八十八个后妃”。[1]洪秀全对后妃也有自己的要求“他在所写的《幼学诗》，特别是充满封建糟粕的《天父》诗中，对后妃们定出‘十该打’的规矩，诸如‘讲话极大声’‘面情不欢喜’等都在‘该打’之列”。[1]
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军有功，权位日重，渐至三公之位。但未改简朴家风，对官署木器的布置讲求以实用为主，“但求结实，不求华贵”。[2]他本人对衣着也不过分讲究，“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2]他回乡也未大搞排场礼仪，鸣锣开道、前呼后涌，而是“未带一仆人，盖居乡间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2]
在饮食方面曾国藩亦尚寒素家风，并教育子女种菜做菜，崇简忌奢。“余服官二十年，不敢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2]而洪秀全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在南京做天王后据说一饭千金。“天王每饭，除副膳十六品外，须再备二十四牲。二十四牲者，六禽、六兽、六鳞、六介也。逐日更换，不使相袭。故每饭之资，其价值总在千金以上。”[3]
曾国藩发迹和居官时，正是晚清的多事之秋，他深知宦海险恶，因此不愿子女步己后尘，而想让他们做读书明理之人。对子女要求严格，反复教导。“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2]让他们努力攻书，勤于动手，苦练内功。在日常生活中也制定严格的戒律“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斋戒；第四善待亲族邻里。”[2]让子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向子女灌输封建礼教及传统文化，以使他们“明理”。
洪秀全在天国起义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就定都天京，做天王。他死后儿子继位做了天王，实现了他的“爷、哥、朕、幼坐朝廷”的遗愿。对子女的教育也不很成功。“天国女馆中，常有二少年自由出入。常鲜衣怒马，纵横过市，虽豪富者，亦不敢撄其锋。”[3]原来二少年均是天王的驸马。
洪秀全在造反初期，曾撤弃孔子的牌位；也废除了一些“妖礼”，改革了称呼、礼制等等。但是，这一切从本质上说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4]这在洪秀全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天国的一些政策中得到印证。
曾国藩以传统为本，他深谙孔孟之道和中国社会。他利用了洪秀全的反传统的弱点，利用大众的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煽动知识分子和大众与太平天国对抗。曾洪相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世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5]如此看来，洪秀全忽视的有士人也有大众。这从北伐军失败时的情况可以看出，“官军尽力追赶，贼昼夜不得休息，又无处掠食，其窜入村庄者，悉为村民歼毙。”[6]北方民众对太平军的不解、甚至敌视，可见一斑。
曾国藩要维护的当然是清政府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本人是清政府的忠实维护者。他的言论和行为有虚伪的一面，《皇宫五千年》所记也不一定都是事实。但曾国藩在个人生活中能尚俭、求勤，对儿女要求严格，以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才”。而作为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沉溺酒色，对子女也未严加管束。加之洪秀全一味迷信天父上帝，全城军民弹尽粮绝后，真得能在“天赐甜露”的情况下“活我天国大众”[3]吗？
透过洪秀全的生活片断，我们看到的是其阶级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此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4]加之曾国藩的湘军不断猛攻，太平天国的覆亡也就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61.
[2]钟叔河.曾国藩教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6.117，69，4，8，38，44.
[3]苏海若.皇宫五千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594，604，602.
[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1，349-350.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4.
[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
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初期，能够保持农家子弟本色，敝衣草履，轻车从简，使得太平军保持艰苦奋斗、上下一心的精神状态，革命得以迅速发展，但定都天京后，他简朴的生活作风急转直下，为“江南的繁华所迷惑，追求声色货利”[1]大兴土木，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力建设天王府。“半载方成，穷极壮丽” [1]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量拆毁民房的基础上修造的。除此之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模仿封建帝王的排场礼仪，规定众多的服侍人员。如专理洪秀全生活诸务的人员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天王后宫美女充盈，共有“八十八个后妃”。[1]洪秀全对后妃也有自己的要求“他在所写的《幼学诗》，特别是充满封建糟粕的《天父》诗中，对后妃们定出‘十该打’的规矩，诸如‘讲话极大声’‘面情不欢喜’等都在‘该打’之列”。[1]
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军有功，权位日重，渐至三公之位。但未改简朴家风，对官署木器的布置讲求以实用为主，“但求结实，不求华贵”。[2]他本人对衣着也不过分讲究，“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2]他回乡也未大搞排场礼仪，鸣锣开道、前呼后涌，而是“未带一仆人，盖居乡间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2]
在饮食方面曾国藩亦尚寒素家风，并教育子女种菜做菜，崇简忌奢。“余服官二十年，不敢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2]而洪秀全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在南京做天王后据说一饭千金。“天王每饭，除副膳十六品外，须再备二十四牲。二十四牲者，六禽、六兽、六鳞、六介也。逐日更换，不使相袭。故每饭之资，其价值总在千金以上。”[3]
曾国藩发迹和居官时，正是晚清的多事之秋，他深知宦海险恶，因此不愿子女步己后尘，而想让他们做读书明理之人。对子女要求严格，反复教导。“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2]让他们努力攻书，勤于动手，苦练内功。在日常生活中也制定严格的戒律“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斋戒；第四善待亲族邻里。”[2]让子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向子女灌输封建礼教及传统文化，以使他们“明理”。
洪秀全在天国起义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就定都天京，做天王。他死后儿子继位做了天王，实现了他的“爷、哥、朕、幼坐朝廷”的遗愿。对子女的教育也不很成功。“天国女馆中，常有二少年自由出入。常鲜衣怒马，纵横过市，虽豪富者，亦不敢撄其锋。”[3]原来二少年均是天王的驸马。
洪秀全在造反初期，曾撤弃孔子的牌位；也废除了一些“妖礼”，改革了称呼、礼制等等。但是，这一切从本质上说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4]这在洪秀全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天国的一些政策中得到印证。
曾国藩以传统为本，他深谙孔孟之道和中国社会。他利用了洪秀全的反传统的弱点，利用大众的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煽动知识分子和大众与太平天国对抗。曾洪相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世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5]如此看来，洪秀全忽视的有士人也有大众。这从北伐军失败时的情况可以看出，“官军尽力追赶，贼昼夜不得休息，又无处掠食，其窜入村庄者，悉为村民歼毙。”[6]北方民众对太平军的不解、甚至敌视，可见一斑。
曾国藩要维护的当然是清政府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本人是清政府的忠实维护者。他的言论和行为有虚伪的一面，《皇宫五千年》所记也不一定都是事实。但曾国藩在个人生活中能尚俭、求勤，对儿女要求严格，以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才”。而作为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沉溺酒色，对子女也未严加管束。加之洪秀全一味迷信天父上帝，全城军民弹尽粮绝后，真得能在“天赐甜露”的情况下“活我天国大众”[3]吗？
透过洪秀全的生活片断，我们看到的是其阶级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此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4]加之曾国藩的湘军不断猛攻，太平天国的覆亡也就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61.
[2]钟叔河.曾国藩教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6.117，69，4，8，38，44.
[3]苏海若.皇宫五千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594，604，602.
[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1，349-350.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4.
[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