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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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创新创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系统开展研究。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研究 进行梳理,结合知网的检索结果统计研究方向、学科分布、作者区域分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演进到 总结与展望,从内涵、功能、结构及应用四个方面整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主要包括“创新生态系统案例研究”“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协同研究”“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区域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评价实证研究”。特殊区域如何打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数字化对创新创业的影响将成为新的 命题。
  關键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驱动关乎着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了全面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民智民力, 全面落实以“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是推动我国经 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升级”、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 的必然要求。对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国外学者 最早见于 1993 年,国内见于 2003 年,本研究通过对前期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归 纳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内涵、功能、结构及应用四个方 面。本研究试图探索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架构,进 而推动后续相关系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希望为相关理 论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文献研究数据统计
  本研究在国内外相关期刊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知网 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主题关键词检索出的 451 篇期刊文献进行了统计,就研究的方向而言,“教育研 究”“生态系统”“创新创业”三类占的比重较大,分别 为 37%、36% 和 16%(如图 1);就学科分布而 言,高 等教育、企业经济两类占的比重较大,分别为 43.41% 和 24.7%;在作者的分布区域上,中部地区最多,占 90.3%。 在文献的内容上,发现早期多探索内涵、功能、结构,后期 多结合案例开展实证研究,评价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基础:内涵与功能
  (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内涵研究
  1. 国外相关研究
  Nelson(1993)首次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演化到经 济学,借用生物学隐喻对创新进行分析。Moore(1993) 首次将生态系统引入企业管理领域系统,并提出企业生 态(Business Ecosystem Business Ecosystem)概念,认为 一种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Hannan 以生态学视 角研究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1]。Lundvall(1985)指出 并非所有的科学创新都在大学内部产生,私人公司和公 共机构都具有“社会性”的独立创新能力和动态创新系 统。Howard 和 Roger(1990)最早从群落、组织、种群、 社会等制度层面研究企业创立。2004 年,美国总统科技 顾问委员会(PCAST)提出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能 实现“价值共创”“共赢”“共同演化”的开放创新网络。 2005 年,Dunn 基于该开放创新网络,在麻省理工学院 讨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旨在探索培养大学生 创业精神的新路径。
  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的学者中,黄鲁成 [2]  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最 早给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技 术创新复合组织与技术创新复合环境,通过创新物质、能 量和信息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的系统。”刘 雪芹和张贵(201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新旧动能转 换的背景下,我国正在从创新系统范式向创新生态系统 范式过渡。辜胜阻等(2017)认为,“创新创业主体”“创 新创业要素”和“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构成了相互依存、 协同共生的动态平衡系统。张敏和段进军(2018)、孔伟 等(2019)多位等学者也从独特的角度对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汤临佳等 [3]  提出了创 新走廊发展范式。
  国内外的学者将生态学的概念隐喻到创新创业领 域,并对其内涵进行拓展,从第一范式到第二范式,目前 已经到第三范式阶段,即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阶段。
  (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研究
  1. 国外相关研究
  随着国外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广泛应用,许多国 家和地区都在探索修改生态系统的具体功能。Nelson(1993)提出资源配置,Bergek 等人(2008)提出正向 溢出效应。Kapoor 和 Lee(2013)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 治理选择(针对于服务提供者和分销商)进行了研究, 验证了该治理选择对于竞争性行为(例如,新兴科技的 研发应用)的塑造作用。Chesbrough and Brunswicker(2014)调查了欧洲和美洲的 125 家大型公司,结果表明, 知识的“由内而外”的开放式创新在欧美商业环境中属 于常态实践。此外,Kolloch 和 Dellermann(2017)讨 论了生态系统中的数字创新,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视 为有效的工具来分析该生态系统中数字创新的演变。
  2. 国内相关研究 陈健等(2016)认为“所有经历过创新资源交换的参与者”(包括:企业主体、高校科研机构、相关科技服务 中介)具有“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的功能。 董强和田喜洲(2018)的观点与之相似,认为区域创新 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上述资源交换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及创新绩效提升。李晓娣和张小燕(2019)应用了“共 生测度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程度” 与“科技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结果表明,我国区 域创新的绩效“呈‘U’型发展分布特征”。
  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具有溢出效应,有利于 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三、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演进:结构与应用   (四)习惯与公序良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习惯是社会中存在的未被法律认可的规则。习惯中分为良好习惯和不良习惯,习惯会维持社会的稳定,但不一定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公序良俗是满足社会发展必要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必须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引导性。
  也就是说只有良好习惯才在公序良俗的内容中。良好习惯和公序良俗的关系显而易见,良好习惯是公序良俗的具体化,公序良俗都是抽象的,而良好习惯是具体的。《民法总则》中对公序良俗进行了借鉴,其中第一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表述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前社会的公序良俗。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指导民众诚实守信、信守承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就是抽象的引导,即公序良俗。例如,给老人、孕妇还有小孩让座这种更为具体的倡导行为模式就是习惯。
  (五)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别与联系
  原则中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又认为公序良俗原则中包含诚实信用,那么再次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好像多此一举,但是这两种规定并不冲突。公序良俗原则包含的范围远远大于诚实信用原则,两者之间确实有竞合部分。但是公序良俗更加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强调社会要培养诚实信用的风气,其中诚实守信原则更加注重当事人之间进行权利行使以及履行义务中所需要遵循的诚实原则。由此可见,两种观点只是侧重点不同,并没有实际性冲突。
  三、法律规则、公序良俗、习惯的效力问题
  (一)法律规则优先与公序良俗原则之间的效力
  我国《民法总则》明确表示,在法律规则存在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规则。原则只有在法律规则空缺的时候才可以适用,或者法律规则冲突的时候,才会用原则来调节,并需要充分说明理由[6]。
  (二)习惯与公序良俗之间的效力
  在当前的相关法律规定中,一般认为“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能够违背公序良俗”,表明在进行习惯适用的时候应当以公序良俗作为重要参照。根据法律的规范性质,按照埃利希分类方法,可以将其分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其中,行为规范是指对所有受到法律规范约束的行为都有约束能力的规范。裁判规范则是指对于进行纠纷解决的主体具有约束功能的相关规范[7]。
  因此将违背公序良俗划分为行为规则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裁判规则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7]。因此“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被法律调整的所有人都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第二个层次,是指司法者在对习惯进行运用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它不是对人们的具体行为提出的规范,而是规则针对规则的规范,是在裁判规则中要求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四、习惯与公序良俗的适用意义
  在具备详尽法律规则的法典中,依然保留着民法原则,其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序良俗和习惯是道德方面的补充。如果仅强调适用法律规则,那么就会将道德與法律相分离。法律是生活的底线。如果只有法律也就只有底线,这并不能维护社会秩序。但我们无法把所有的规则上升到法律层面,此时公序良俗和习惯的引入非常有必要。
  第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在法律与道德有冲突,或者出现新型法律关系时,只靠法律规则裁判有失偏颇的时候,公序良俗原则就可以介入,裁判者可以遵循内心的良知,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与价值。
  第三,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程度。公序良俗与习惯的引入可以帮助法官更好地判断是非,划分责任。
  第四,限制了权利的行使,防止权力被滥用。明确地给出权利行使时正确的价值指导,防止权力滥用给他人带来损害。
  第五,有利于保持民法的开放性。法不能在每个问题上都适用,法律是由人来制定的,人的理性在面对庞大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运用上是有限的。生活当中对未来的可预见性也是有限的,在发展迅速的社会中难免出现新型的法律关系,此时只将调整法律关系的标准限制在制定法上,这样是不科学的。习惯的引入保持了民法的开放性,将制定法与习惯相连接,保持了制定法的活力的同时,面对未来的新型关系也有所准备。
  第六,习惯对制定法进行的补充能够保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法在制定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滞后了,随着社会发展,法律漏洞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虽然面对欠缺之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是法毕竟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在适用法律原则之前,先将习惯与法律条文相结合,可以更加准确地将其法律适用进行准确的解释,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第七,连接了国家与社会。公序良俗与习惯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宝贵的生活经验,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智慧的象征。《民法典》对公序良俗与习惯的引入,是对生活与传统的尊重。习惯与法律都在生活中以不同维度,不同方式约束着人们,让我们的生活井井有条,让社会稳定快速发展,连接了公法与私法,连接了社会与国家。
  五、习惯与公序良俗的适用
  第一,我们在习惯的具体适用问题上并无统一的适用认定标准。很多习惯只能用于特殊领域,如商事习惯。《民法总则》第十条也基本在解决合同纠纷中适用。而人身权、人格权等其他部分则很少适用。目前也没有对第十条进行相关的司法解释,导致了适用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二,习惯在适用上难以普遍化。习惯的运用还只是个别规定,是否能扩展到全部的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还是个司法道路上的一个难题。
  第三,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与习惯难以判断。我们分析过《民法总则》中规定的习惯是指良好的习惯,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是消极或者落后的。法律中的习惯还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需要价值判断之后才能被区分出来,这种价值判断的行使主体多数还是法官。我们相信法官这个群体的整体水平是可以将良好的习惯与正确的公序良俗的方向筛选确定出来的。但是,当我们谈论到个体时,如具体的某一位法官,就难很认为他绝对地可以做到。因为这个价值判断受他的生活环境与所受教育的影响,有可能具有落后性,那么这时司法的效果就有可能无法达到法律的目的,法的价值无法很好的得到展现。
  结语
  习惯和公序良俗都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很多学者认为习惯也拥有法的性质,因为习惯的谴责性同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当今社会,公序良俗与习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补充了制定法的缺陷。习惯和公序良俗的引入在调整民事关系、保障民众权益上和促进社会发展上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 韩金铭.当代习惯法的传承与保护[J].法治博览,2018(11).
  [2]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8.
  [3] WAGNER R E.Custom,Legislation and Market Order[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2002(2).
  [4] 陈景辉.“习惯法”是法律吗?[J].法学,2018(1).
  [5] 谢晖.论“可以适用习惯”“不得违反公序良俗”[J].浙江社会科学,2019(7).
  [6] 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 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27.
  作者简介:魏春泽(1995—),女,汉族,黑龙江富锦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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