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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整年，COVID-19给我们的感受，不能说不深刻。处在病毒病大暴发的漩涡中时，恐惧和不安四处蔓延。当疫情有所缓和，怀疑和悲观也随之而来。
技术的进步曾经带来上天入地的骄傲，但在看不见的瘟疫面前，没有一个人安全。在《新约·福音书》里，人子的父—上帝，其实一次都没有在人间出现，救赎也许永远是一个传说，或者谎言。
COVID-19引发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不可抗事件类似，它突然且猛烈地冲击了旧的运行体系，让我们发现一个漏洞百出的结构；同时，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连锁反应，促成新的格局的萌芽。
一方面，中日韩三国抗疫的步步为营，欧盟的节节失利，使主权国家和超主权机构的功能和正当性，迎来了新的可能或挑战；一方面，美国街头运动呈现出的激烈面向，终如“占领华尔街”一样偃旗息鼓，暗示了自1968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孩子”反抗资本主义的无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改革面临的治理困境在疫情中的暴露，其中也蕴含着革新的契机。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用列宁1913年的文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来总结二者不同的抗疫经历，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不过，COVID-19暴发后，欧盟各国的各自为政、离心离德，以及东亚三国的团结协作、密切沟通，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先进的亚洲”的角度来看，在一国层面，中日韩三国已经在联合国组织的会议上共同分享了疫情防控经验：如建立多层物理防线，全民动员；如严防聚集性传染；如大规模病毒检测等。在国际层面，三国有相关的机制合作、医卫合作、道义支持，特别是武汉疫情暴发初期，日本援助品上书“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为焦虑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感动。
东亚文化圈有其文化和心理上的共通之处，这是观察者在总结中日韩抗疫经验时的发现—正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使观察者套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儒教伦理”看起来也长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加上11月15日中日韩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个关于亚洲崛起的大亚洲想象，亦呼声渐起。
亚洲想象不是今日才有的新事物。我们虽然可以肯定“大亚洲主义”将是未来的重要格局，但并不能肯定它的内涵能在亚洲各个国家中有同一的认识。一旦追问亚洲认同的源头，那么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历史渊源，则是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这也提醒我们，文化的高度异质性，未必完全阻止区域构架的形成，但区域构架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整个20世纪的亚洲，尤其东亚，紧紧围绕着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中苏同盟与破裂的节点而不断变动。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本带有“振亚、兴亚”以及“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涵义，却因大力“脱亚”的“现代性”努力，一路演变为“大陆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
孙中山于1924年在日本作“大亚洲主义”演讲，试图解释亚洲有别于西方霸道文化的“王道文化”，以及各国在民族独立基础上的协作。孙中山勾勒的大亚洲图景是：东边是日本，西边是土耳其，内部包含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其他文化的民族国家，这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的民族联合，有着“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
当“亚细亚主义”遭遇“大亚洲主义”，在前者的军事进攻和“霸道文化”的钳制下，也只能诞生可悲可叹的“和平运动”与1940年南京政权，也包括南亚、东南亚一系列半独立性的附庸政权。
过去的亚洲想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理解，又常被痛苦的回忆、标签和意识形态先行的激烈情绪阻断，令新的大亚洲主义的可能消弭于无形。历史提供了一种双向的质疑：一个新的大亚洲主义，如何能避免“亚细亚主义”那样的帝国主义模式，又能建立避免像欧盟那样貌合神离的超主权机制？
“落后的欧洲”已经陷入新一波疫情席卷之中。即便拥有EWRS和ECDC等健全的机构和系统，拥有全球领先的医疗水平，和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盟价值观，欧盟并没能阻止疫情的扩散。
疫情一开始，刚开完医疗资源整合大会，奥地利就无视会议决定，干脆封闭了国境，从而引发多国封关大潮。还不如2015年的难民危机，欧盟引以为傲的“自由流动”话语权再度弱化。为了应付经济疲势，欧盟各国也突破了欧盟数十年谈判形成的财政纪律，意大利、西班牙的刺激计划数字庞大，连一贯反对赤字的德国，更推出上千亿的贷款支撑。而财政纪律，本来就是欧盟为数不多的能对主权国家进行制约的工具。
南欧诸国期待欧盟推行“共同债券”，但富裕国家坚决不肯买账，像德国和荷兰就一口回绝，荷兰更不客氣地请南欧国家“自己想想自己为什么不行”。
至少在非危机时刻维持“貌合”的欧盟，在危机来临之时，连“貌合”也做不出来。往远里说，这是康德的“永久和平”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之下的败退；往近里说，欧盟这个囊括多个民族国家的超主权机构，从价值观到利益，均已剧烈摇晃。
实际上，亚洲的异质性，远比欧洲大得多。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制度差异看，亚洲不存在建立欧盟式的超主权机构的条件。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道教、祆教和儒教，全部起源于亚洲大陆，这一片土地占世界陆地的五分之三，人口在一半以上，任何以单一的文化或价值观来概括亚洲的方式，都没法自圆其说—甚至儒教都无力完整概括中国的文化传统构成。
这也提醒我们，文化的高度异质性，未必完全阻止区域构架的形成，但区域构架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资本主义“补丁摞补丁”
COVID-19给美国的打击不可谓不沉重，连强势的特朗普也因此未能连任。即使在COVID-19日增病例超过20万的大流行期间，资本主义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态势，继续变本加厉。
数据显示，近半年里，美国467个亿万富豪的财富总和至少增加了7300亿美元，增幅高达30%。像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财富猛增63%，净身价达到1840亿美元；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财富增加近3倍。为纾解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发放了3200亿美元的资金—大多都落到了大企业和上市公司手上。
同时，美国有3200万人失去了工作。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21世纪初已经显现。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解，已经面临知识系统的更新。特别是金融资本如何膨胀和演化成为统治世界的“隐形司令部”，科学技术如何悄无声息地变为意识形态，而二者结合的新意识形态，又如何跨越“新自由主义”，在20年间建构出一种难以分辨的新秩序，是今日理解资本主义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原因一时间难以厘清，但不平等的后果，在今年夏天突出体现了出来。由纪念黑人弗洛伊德死亡而爆发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活动，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光谱。其中既有黑人、LGBT打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平权要求，亦有西雅图“自由国会山”的无政府主义“自治”企图，还包含了极左翼（安提法）和极右翼（骄傲男孩）“能动手就别动口”的血腥混战。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21世纪初已经显现。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解，已经面临知识系统的更新。
今夏的抗议活动，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行动十分相似，当然也更因疫情的蔓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在参与过程中，无数青年人意气风发的自信，剑指金融资本或司法机制的斗志，都令人想起1968年“五月风暴”时萨特的话：“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可以光芒万丈。”
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还是“占领国会山”，曼哈顿依然灯红酒绿—抗议真的只是一场“白日梦”。其实，和“五月风暴”后来的沉寂一样，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和当年巴黎的青年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这样的反叛必然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的反叛，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烙印，对呐喊、控诉和姿态的需要，远远大于对平等生存的需要。
“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也正是于此得到了大量美国青年的关注。因为桑德斯的诉求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均贫富”代表的正是中产阶级温和特色的“改革”措施，他也不可能追问资本主义全球性剥削的物质后果，全球国家从中心到边缘的依附关系如何形成，富豪们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如何积累。
股市熔断也好，大举发债也好……虽然“补丁摞补丁”，但资本主义百足之虫，既没有死，也看不出来僵。
对这一体系的挑战，往往只剩下个人主义的、孤胆英雄式的悲歌。11月25日，阿根廷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去世，引发了世界性的哀悼。其实，从人格和道德上来说，马拉多纳更像个恶棍。不过，一生反帝国/资本主义的马拉多纳为左派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身体”，和精神偶像萨特那种温柔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同，马拉多纳的身体激情四射、千疮百孔却依然充满爆炸性的破坏力，也许这才是人们愿意怀念他的真正原因。
构建政治民族
为了监控COVID-19和特定地区的关联性，健康码的“发明”，很可能成为中国治理领域规制技术（RegTech）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一些城市虽有行政服务类的“小程序”或“公众号”线上应用，但既未强制推广，也未对使用者形成“个人信息识别”的压力。
自2020年2月起，健康码正式成为中国“网格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12月上旬，在机场、剧院等聚集性公共场合出示健康码，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规制技术可能与一定程度的数字暴力联系在一起。首先，政府是稀缺的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也是法律和秩序等公共物品的保存者。为了跟踪潜在的风险，政府部门普遍不重视“用户友好”。而且，政府很少面临竞争，也很少以市场价格采购，“免费”或“补贴”还是一块灰色的地带。
其次，规制技术越发达，就越没法掩盖以下的尖锐问题：公共组织试图最大程度地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该如何对其行动与效果进行衡量？什么原因会促使政府诚实地告知信息？谁来决定在隐私与安全性、效率与公平性之间极富争议的取舍？ 更值得警惕的是，规制技术的发达，已经加强了部分地方官员的自信心态。他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采用“工程”思路，在规划里大量做加法，认为只要管理手段齐全，辅之以无孔不入的现代技术，任何目标都可以达到。如果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家长意识”和“家长作风”，不可能不引发民众心理的反感。
除了健康码，豆瓣网12月的一个话题“2020年你印象最深的事情”下，李文亮微博成为“哭墻”、武汉某社区居民在高层领导视察时开窗大喊“都是假的”而非“嫦娥五号”受到热议，亦是部分民众态度的直接反映。
对于驯服这头怪兽，除了“断网”“删帖”，似乎又没有其他路可走；而放纵这头怪兽企图“为我所用”，又极可能受到意见的绑架，最后遭到反噬。
这体现了中国治理另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构建政治民族”。根据韦伯的断言，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
对比选举政治，可知它实际具有的是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它使各有自身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national politics）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机制，尽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最终促成举国性的高度政治凝聚力。这就是“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规制技术可能与一定程度的数字暴力联系在一起。
2020年秋季的美国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中国民众最关心的一次大选。虽然两党政治和选举制，和中国现实并不相合，但中美贸易冲突已经迁延三年，国人亦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对中国的影响，高度的关注未尝不是一件提高政治素养的好事。
国民党的失败，不能说没有“构建政治民族”失败的因素。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军“如果将要丢一块地方，一定说‘转移阵地’，已经丢了这一块地方之后，一定说‘已经取得相当代价了’，临丢的时候，一定说‘巷战’，已经丢了，并且走得远远了，一定说‘取远势包围’”。当时中山大学一位姓古的教授，看到第二次淞沪会战十九路军打了胜仗，就要求中央政府派十九路军“直入东京”，活捉天皇—和今日“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异曲同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海南已经令美国戒心大增，然而堪称“天照大神保佑”的日美谅解书，都不能阻挡坚信“西方崩溃论”的昭和朝野精英南下找石油的决心。两颗原子弹，“一亿玉碎”，其中大概不乏“非政治民族”的狂热和愚昧。
可见知识分子也未必是“政治民族”中的合格分子，遑论其他民众。构建政治民族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部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竭力推动的举措，从今天来看，依然道阻且长。
如果将眼光放远，我们会发现当下确实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好时期。在这段160多年的历史中，瘟疫也曾发生，正如伍连德成功控制了鼠疫而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一样，COVID-19的防控，同样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样板，并可能开启一种技术性的治理模式。
构建政治民族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部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竭力推动的举措，从今天来看，依然道阻且长。
同时，160多年里，现代化的进程两次被日本发动的战争打断，中国人艰辛困苦、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不可胜数。两次来自东亚近邻的侵略，绝不是偶然的“倒霉”，其中既有国家实力和亚洲秩序的变化，更包含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波动和轮转。
COVID-19就像一面“风月宝鉴”，一边照出来的是病毒、死亡带来的形形色色的眼下危机，一边折射的是历史投射到人间的阴影及其留下的空白。只照一面，可能未必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