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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缀接是古代写经制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写卷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本文运用现代缀合的方法，将《大般若经》中的特殊缀接和抄写现象归纳为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批量修补卷首例、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异卷接尾例、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等六例，通过具体例证，发掘敦煌写经制作和修复中的问题，揭示古代佛经写本的特点和历史。
关键词制作敦煌写经《大般若经》缀合
〔中图分类号〕I059.9；K87；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0-0070-14
缀接，是古代写经制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写卷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大般若经》600卷，每卷字数短约八千，多则逾万，篇幅浩繁，正规写经一纸28行，一行17字，每卷都需十数纸方能抄完，抄写过程中纸张的缀接自属必须，粘好后的写经一旦残损、撕裂，修复缀接亦是常事。敦煌佛教经录中便有不少《大般若经》残卷修复的记录，如斯5046号《四月十三日上藏点〈大般若经〉欠数》云：“第三十五袟，内第四卷欠头，要接。”同号《点下藏欠〈般若经〉数》又云：“第二十二袟，内第六卷无表、头破，又第七卷表破，要接。”这里的“接”就是缀接。另一方面，唐五代敦煌地区《大般若经》信仰盛行，时人推崇该经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①很多寺庙都藏有不止一部《大般若经》，僧俗各界供养、布施、转读、诵习不断。据敦煌出土古藏文资料记载，仅在马年（826或838年）的一次福会上，即以天子（吐蕃赞普）的旨意，拟定抄写藏文《大般若经》八部和汉文《大般若经》三部。②而伯3336号也有丑年、寅年敦煌各寺分别为赞普、瓜州节度使及监军等人求福转读《大般若经》而分付经文的记载。③当时《大般若经》信仰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卷帙浩繁、需求量大且使用频繁，《大般若经》写卷制作中缀接的工作量之大即不难想见。
然而，古人的缀接工作并非都能天衣无缝，敦煌写经中分属不同抄手、不同卷次、不同佛经的卷子缀接在一起的情况时有发生。今人用缀合的方法恢复文献原貌，讲究對于原属同一写卷甚至同一抄写人所抄同一写卷的复原，但古人的标准似乎要宽松得多，只要是同种文献，抄写人不同也不妨拿来缀接，为了某种需要，不同文献也可以拼合，有些缀接背后更反映出写卷在制作、使用、修复、流通等环节中复杂而丰富的历史。
材料的复杂多样和古今观念的差异，都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古代写经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制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给予合理的解答。基于这种原因，本文运用现代缀合的方法，在对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残卷和残片进行系统普查和缀合的基础上，将写卷中的特殊缀接和抄写现象归纳为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批量修补卷首例、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异卷接尾例、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等六例，通过具体例证，发掘古代写经制作和修复中的问题，希冀深入认识写本文献的特点和历史，进一步推进古代写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指正。文中敦煌文献编号“北敦”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出版，简称《国图》）编号；“斯”指《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出版，简称《宝藏》）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伯”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出版，简称《法藏》）伯希和编号；“俄敦”“俄弗”均指《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出版，简称《俄藏》）编号；“羽”指《敦煌秘笈》（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出版，简称《秘笈》）羽田亨编号；“敦研”指《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简称《甘藏》）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写本编号；“上图”指《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简称《上图》）编号；“津艺”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简称《津艺》）编号；《孟录》为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简称。录文时原卷缺字用“□”表示，残缺不全或模糊难辨者用“”表示。可直接缀合的卷号之间用“ ”相接，不能直接缀合的卷号之间用“…”表示。为凸显缀合效果，图版缀合处加点或保持一定缝隙以示意。
一、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
三界寺僧人道真修补古坏经文已为今天的敦煌学研究者所熟知，其实，写卷的修复应是写本时代持续不断的工作，敦煌写卷的修复既不始于道真，亦不止于三界寺。请看以下二号：
（1）北敦7297号（北2263；帝97），见《国图》96/132A-132B。“《国图》96/132A-132B”指图版出自《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6册第132页上栏至第132页下栏，其中A、B分别代表上、下栏，下文仿此。1纸，纸高24.5厘米。后部如图1-3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六”，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531A21-531B20。“T5/531A21-531B20”指存文对应《大正藏》第5卷第531页上栏第21行至第531页中栏第20行，其中A、B、C分别表示上、中、下栏，下文仿此。背有古代裱补。《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2）北敦13929号（新129），见《国图》116/307A-318A。16纸，纸高24.5厘米。首尾俱全，共440行（首纸26行，末纸22行，其余各纸28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尾均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六”，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531A21-536A29。《国图》条记目录云：“首纸为后补……卷首、卷尾均钤有长方形阳文朱印，4×5厘米；印文作‘报恩寺/藏经印’。但卷首印文半残，存‘藏经印’3字。尾题后另有长方形阳文墨印，2.5×8厘米；印文作‘三界寺藏经’。”《国图》第116册条记目录第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出版。又称该本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北敦13929号可分为北敦13929号A（首纸，前26行）和北敦13929号B（次纸以下至卷尾）两部分，如图1-1所示，首纸、次纸乌丝栏墨色深浅有别，且前后两部分抄写行款格式不同（首纸字号偏小，字间距稍大），书风书迹有别（如“无”字号A作“”形，次笔横画，而号B作“”形，次画带钩；“所”字号A作“”形，末笔用竖，而号B作“”形，末笔带钩；“以”字号A作“”形，笔画不连，而号B作“”，笔画粘连等等），可以确定前后两部分虽然内容先后接续，但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国图》条记目录称“首纸为后补”，甚是。
而北敦7297号与北敦13929号B抄写行款格式相同（皆有乌丝栏，上下栏线等高，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书风相近（笔粗墨重，结体松散），书迹似同（比较二号皆有的“无”“所”“不”“若”“以”“是”等字），此二号当出于同一人之手，北敦7297号很可能是北敦13929号B之前原来的一纸。试作缀合如图1-3所示，二号缀合后，北敦7297号末行行末“不应离布施波”与北敦13929号B首行行首“罗蜜多真如求”相连成句，中无缺字，可证二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国图》条记目录谓北敦7297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又称北敦13929号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时代判定有别，宜再斟酌。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恩寺所藏《大般若经》写卷约分两类，一类盖印，一类无印。无印者于包首经名及卷袟号下书一“恩”字，如酒博14号（卷六）、斯3474号（卷一〇九）、北敦13934号（卷一一五）、羽527号（卷二九三）等。盖印者则于卷子首尾皆盖“报恩寺藏经印”朱印，惟尾题下盖全印，而卷子首、尾合盖骑缝印，今存报恩寺所藏《大般若经》中，卷背有点勘记的写卷很少，推测此首尾骑缝印乃是报恩寺标明经卷完整性的标志，作用与卷背点勘记相似。故卷首存印文左半，卷尾存印文右半，首、尾半印可缀合成全印。有的报恩寺藏经后又入藏三界寺，故于尾题后加盖“三界寺藏经”长方形墨印。报恩寺藏经首尾骑缝印、尾题下全印及尾题后“三界寺藏经”印兼备之例如北敦14562号（卷一三九）和北敦14846号（卷五二一）。北敦14562号《国图》条记目录：“卷首、卷尾有骑缝印，卷尾印文為‘报恩寺’，卷首印文为‘藏经印’，二者可缀接。尾题前有阳文朱印，4×5厘米，印文为‘报恩寺藏经印’，与前骑缝印为同一印章。尾题后有阳文墨印，2.5×8厘米，印文为‘三界寺藏经’。”（见《国图》第129册条记目录第16页）北敦14846号《国图》条记目录与此相似。但今存入藏三界寺的报恩寺盖印藏经，如北敦13911号（卷五一）、北敦14008号（卷八一）、北敦13930号（卷九八）、斯296号（卷一〇三）、北敦14158号（卷一三三）、伯2097号（卷一三八）、伯2233号（卷一九六）、俄弗159号（卷二七九）、俄弗23号（卷四六四）、北敦14000号（卷五三五）等10号中，除伯2097号卷尾与卷轴相连，尾端为卷轴遮蔽外，其他9号卷轴无存，于其卷尾不见报恩寺藏经右半骑缝印，当是尾端脱落、装裱裁尾及卷轴脱落等原因所致。
据上述报恩寺藏经盖印通例及北敦13929号用印情况（见图1-2）推测：北敦7297号从原本完整的经卷上脱落后，报恩寺在经卷修复时未能利用脱落的首纸，而补抄或从其他残卷上截取北敦13929号A，与北敦13929号B拼接在一起，凑成内容完整的经卷，并于经卷首尾加盖“报恩寺藏经印”；修复后的经卷后来入藏三界寺，遂又于卷尾加盖“三界寺藏经”印。原本脱落的首纸北敦7297号作为“古坏经文”，也被三界寺比丘道真们一并“收入寺中”，而绵历蹉跎，千载之后始得与原来的写卷团聚。鉴于北敦7297号所抄经文无误且背有古代裱补，其脱落应属使用中的自然脱落；又据其卷首没有报恩寺藏经骑缝印，可以推测北敦7297号的脱落应在北敦13929号正式入藏报恩寺之前，而13929号的修复工作亦在入藏三界寺前已经完成。由此可见，三界寺确有把“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收入寺中”的情形，但写卷的修复却是当时众多寺庙、团体甚至个人都在进行的常规性的工作。
二、批量修补卷首例
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写卷，使用时一次次的展开和牵引，使得卷首更容易磨损和脱落，虽然加装了包首，这种情况仍难改变，故而修补卷首的情况极为常见。我们在缀合中还发现了古人批量修补卷首的例子。如下面的三组：
1.北敦4182号…北敦6460号B
（1）北敦4182号（北2727；水82），见《国图》56/359A-359B。1纸。后部如图2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2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一”，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71B17-371C12。背有勘记“般”字。《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2）北敦6460号（北2728；河60），见《国图》87/265A-266B。3纸。首全尾缺，存54行（首纸26行，次纸24行，末纸4行，后2纸接缝处上下栏线对接无间，本是两纸粘合为一纸，栏线乃粘合后所画），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一”，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71B17-372A15。首纸背有勘记“二百七十一/廿八袟”，系原卷卷次和所属袟次。《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北敦6460号可分作北敦6460号A（首纸，26行）和北敦6460号B（后2纸，28行）两部分，次纸卷心明显高于首纸，两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且前后两部分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有别，非出一人之手，北敦6460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而北敦4182号与北敦6460号B内容相近，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当出于同一人之手。试作缀合如图2所示，二号虽难以直接缀合（比勘完整写卷西北师大6号，可知二号间仍缺4行文字），但栏线、字体、书风等皆相吻合，北敦4182号所存22行经文加上缺失的4行，正合于《大般若经》写卷每纸28行而首纸抄写26行的通例，故此二号仍应出于同一人之手。《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4182号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又谓北敦6460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北敦4182号与北敦6460号B既为同一人所抄，则抄写时间不当参差如是，宜再斟酌。 2.斯4581号 斯5334号B
（1）斯4581号，见《宝藏》36/624A-624B。1纸。后部如图3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五”，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92A2-392B1。
（2）斯5334号，见《宝藏》42/36B-38A，彩图见IDP。IDP指国际敦煌项目网站（http：//idp.bl.uk）。3纸。首全尾缺，存54行（首纸为包首，次纸26行，第3纸28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五”，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92A2-392B29。包首有经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五）”。
按：与上文北敦6460号的情况相似，斯5334号也可分作斯5334号A（前2纸，26行）和斯5334号B（第3纸，28行）两部分，两部分非出于一人之手，斯5334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而斯4581号与斯5334号B内容相接，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当出于同一人之手，斯4581號很可能是斯5334号B之前原来的首纸。试作缀合如图3所示，斯4581号末行行末“八解脱清净”与斯5334号B首行行首“故佛十力清净”相连成句，中无缺字，可见此二号确为同一写卷所撕裂。与斯4581号 斯5334号B的情况极为相似的是，《大般若经》卷272中，斯891号也为古人补缀过卷首，斯4790号可与斯891号B（该号次纸以下部分）完全缀合。以上两组中，古人补缀的首纸同为一人所写，补首前的原卷同为另一人所抄，可以比类互证。
3.斯4582号 北敦6777号B
（1）斯4582号，见《宝藏》36/625A-625B。1纸。后部如图4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八”，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409A2-409B2。
（2）北敦6777号（北2753；潜77），见《国图》93/192B-196A。5纸。首残尾缺，存138行，行17字，首9行下残。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敦煌劫余录》定作《大般若经》卷二七八初分难信解品三十四之九十七，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409A2-410B28。首纸背有勘记“二百七十八”，背有古代裱补。《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与上文北敦6460号的情况相似，北敦6777号亦可分作北敦6777号A（首纸，26行）和北敦6777号B（后4纸，112行）两部分，两部分非出于一人之手，北敦6777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而斯4582号与北敦6777号B内容相接，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当出于同一人之手，斯4582号很可能是北敦6777号B之前原来的首纸。试作缀合如图4所示，斯4582号末行“眼界清净故十八佛不共法清”与北敦6777号B首行行首“净”字相连成句，中无缺字，可知此二号确为同一写卷所撕裂。
通过进一步比较，我们发现，上述三组古人补缀的经文首纸北敦6460号A、斯5334号A和北敦6777号A的笔迹惊人的一致，很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试比较表1-1所列例字：
综观以上三组缀合，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原来的经文首纸所抄经文无误，且多数完整，但在古代已与次纸以下的经卷分离；
2.次纸以下的经卷在古代已被修复；
3.各组古人后补的首纸笔迹相同，系同一人所抄，补缀的时间可能比较接近；
4.各组次纸以下部分笔迹各别，非一人所抄；
5.被补首经卷的卷次相对集中。
第1点说明首纸与经卷分离的原因主要是自然脱落，脱落的首纸也未被废弃，而同样被保存了下来；2、3、4三点说明古代即有专人或专门的机构负责对不同写经人抄写的佛经加以修补；第5点说明经卷的修补似乎不是随机的，而更像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三、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
不同写经人抄写的卷子被同一个人归拢在一起修复的情况既如上述，《大般若经》写卷中同样存在同一写卷分裂为两卷后被分别修复的事例。试看以下二号：
（1）斯2257号，见《宝藏》17/556A-558A。3纸。首全尾缺，存82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廿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122A24-123A22。
（2）津艺208号，见《津艺》4/196A-206B。16纸。首尾俱全，共427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尾均题“大般若经卷第二百廿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122A24-127A21。包首题签“大般若经卷第二百廿四，（廿三），（？）”。《津艺》叙录谓该本“字体不一致，非一人所写”，又称该本为晚唐写本。
按：斯2257号可分作斯2257号A（首纸，前26行）和斯2257号B（后2纸，56行）两部分，次纸卷心明显高于首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且前后两部分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比较表2所列例字）有别，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斯2257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
又《津艺》叙录谓津艺208号“字体不一致，非一人所写”，甚是。津艺208号也可分作津艺208号A（前3纸，82行）、津艺208号B（第4纸至第11纸前6行）和津艺208号C（第11纸后22行至卷尾）三部分，三部分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比较表2所列例字）各异，是津艺208号一卷而出于三人手笔。
进而我们发现斯2257号B与津艺208号B两部分所抄经文前后相接，当可缀合。缀合后如图5所示，斯2257号B末行行末“灭圣”可与津艺208号B首行行首“谛清净”相连成句，中无缺字，且两部分无论行款格式抑或书风书迹（比较表2所列例字）皆相同一，可证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从以上缀合可知，斯2257号B、津艺208号B本属同一人所抄完整写卷中的一部分，在津艺208号B抄完后，换由第2人续抄至卷尾（即津艺208号C），斯2257号B 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是完整写卷的主体部分。从现存写卷反向逆推，原卷残损和修复的过程存在两种可能：
1.原卷首纸本已脱落，经过第一次统一修复（参上文批量修补卷首例），于斯2257号B前补缀了第3人所抄的首纸26行，即斯2257号A；后来斯2257号B连同后补的斯2257号A一起从卷子上脱落，成为今天的斯2257号；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修复中，修复者又在剩余的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前补缀了第4人所抄的卷首82行，即津艺208号A，遂凑成津艺208号这样内容完整而笔迹各异的写卷。
2.原卷本来完整，后来分裂成首纸 斯2257号B与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两部分；两部分被分别修复为完整的两个写卷，即在首纸 斯2257号B之后补缀了335行经文，凑成完整写卷Ⅰ，在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前补缀了第4人所抄的卷首82行经文（即津藝208号A），凑成完整写卷Ⅱ，后者保存至今，即津艺208号；写卷Ⅰ后来重又残损，首纸先脱，在统一修复中补缀了新的首纸斯2257号A，而后斯2257号A 斯2257号B与之前补缀的后335行写卷再度分裂，后335行写卷不存，仅剩斯2257号孤存于世。
不论事实是哪种，今日所见斯2257号和津艺208号，应是经历了使用、修复、再使用、再修复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最终形成的产物，这与后世刻本文献一次成型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值得研究者注意。
四、异卷接尾例
同一写卷分裂后可以被分别修补，敦煌写经中也有同属《大般若经》但卷次不同的写卷作为卷尾补缀于他卷之后的例子。例如：
（1）斯3737号，见《宝藏》31/107A-111B。7纸。首残尾缺，存185行，首13行下残，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泛题“佛经”，《宝藏》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十八”，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210A29-212B10。
（2）上图25号，见《上图》1/181A-185B。8纸。存193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该号又分作号1、号2。前6纸为号1，首全尾缺，存158行，首纸26行，第6纸20行，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552C6-554B18。后2纸为号2，首缺尾全，存35行，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卅八”，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216A7-216B12，卷尾有“法济 /惠眼/法坚”署名。《上图》叙录称该本为唐写本。
按：斯3737号可分作斯3737号A（首纸，前17行）和斯3737号B（后6纸，168行）两部分，次纸卷心明显高于首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且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有别，可以确定前后两部分虽然内容先后接续，但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斯3737号A应是后来修补卷首时补缀的。
又，上图25号1卷心明显高于号2，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号1、号2所抄经文既非同卷，又非一人所抄，本不宜缀接在一起。从号2尾题后有勘经记来看，此缀接应发生于写卷再修复的过程中。
进而比较斯3737号B与上图25号2，两部分所抄经文皆出于《大般若经》卷三八，且行款格式相同，书风书迹相似（比较二号皆有的“无”“不”“般”“波”“罗”“蜜”等字），应为同一人所抄，当可缀合。不过此二号难以直接缀合，如图6所示，二号间仍缺约315行经文将近12纸。
由于斯3737号曾修补过卷首，所以上图25号2可能是在这次修复后从斯3737号原卷上脱落的；由于尚不明确的原因，脱落后的上图25号2又被修复者缀接于上图25号1之后，最终导致同卷而身首异处。内容有别、笔迹互异的缀接当然不符合经卷制作的体例，所以，上图25号出现在藏经洞，本来的用途大概仍出于重新修复的需要。
附带指出，斯12386号《大般若经》卷三八残片与斯3737号A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亦可缀合，兹不赘述。
五、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
写卷在制作过程中，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写卷混淆而缀接在一起，剩余的写卷也可能连带出现缀合错误。请看以下二组：
1.敦研325号A 北敦2721号1 敦研325号C
（1）敦研325号，见《甘藏》2/26B-31B。9纸，纸高26厘米。首残尾全，存235行，行17字，首2行下残，第3、4行中部残损。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三”，《甘藏》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三”。原文可分为三部分：前3纸76行为第一部分，今称敦研325号A，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29C21-330C10；第4纸28行为第二部分，今称敦研325号B，《甘藏》叙录称“第四纸同其前后经文不相接，且纸质、墨色、笔迹均异于其它各纸，内容不属于卷第二百六十三，尚未查到卷数”，《甘藏》第2卷第3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今考定该纸为《大般若经》卷一九二残文，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1028C14-1029A13；后5纸131行为第三部分，今称敦研325号C，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33C1-335A16。
（2）北敦2721号（北2706；吕021），见《国图》37/72A-78A。10纸，纸高26厘米。首尾皆缺，存279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文分为两部分：前9纸251行为号1，《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六三”，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30C10-333C1；后1纸28行为号2，《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七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87C14-388A13。《国图》条记目录谓两部分皆是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敦研325号第4纸不但同其前后纸经文内容不相接，纸质、墨色均异于其他各纸，且与前后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有别，显然非同一人所抄，因此，该纸嵌入卷二六三之间应属误缀。将第4纸排除后，敦研325号A与敦研325号C仍不能直接缀合，比勘完整经本，其间缺失大段经文，相应文字对应《大正藏》T6/330C10-333C1。
又北敦2721号1、号2所抄经文并非同一卷次，且两部分卷心不等高，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不同，实非一人所抄。
进而我们发现北敦2721号1所抄内容，正是敦研325号A与敦研325号C之间缺失的部分，当可缀合。缀合后如图7-1、图7-2所示，北敦2721号1前承敦研325号A，敦研325号A末行行末“阿罗汉果清”可与北敦2721号1首行行首“净”字相连成句；北敦2721号1后接敦研325号C，北敦2721号1末行“故色”可与敦研325号C首行“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连成句，缀接处皆无缺字；又此三部分行款格式相同，书风书迹相似（比较三部分皆有的“无”“二”“断”“若”“以”“净”等字），確为同一人所抄。
2.北敦618号A 北敦618号C 北敦2721号2 北敦618号B 俄弗35号
（1）北敦618号（北2740；日18），见《国图》9/85A-87A。4纸，纸高25.9厘米。首尾皆缺，存112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敦煌劫余录》定名为《大般若经》卷二七四初分难信解品三十四之九十三，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87A16-388C9。《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原卷缀接有误，《国图》条记目录谓“第4纸应接于第1纸之后。第4纸与第2纸之间经文尚有空缺，不能直接缀接。空缺经文相当于《大正藏》T6/387C14-388A13，大体相当于一纸”。《国图》第9册条记目录第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
（2）俄弗35号，见《俄藏》1/341A-347B。12纸，纸高26厘米。首残尾全，存283行，行17字，首行仅存上端左侧残字。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88C8-391C26。前3纸57行与后9纸经文相接，而行款、笔迹不同，非一人所抄，但在古代已经缀接在了一起。背有勘记“廿七”及杂写“是夜”4字。《孟录》称该本为8-10世纪写本。
按：北敦618号可分为号A（首纸，28行）、号B（第2、3纸，56行）、号C（第4纸，28行）三部分，《国图》条记目录谓号C应接于号A之后，号C与号B之间约缺一纸，甚是。这缺失的一纸正是上一组北敦2721号末尾尚无所归属的北敦2721号2，共28行，可以完全缀合。缀合后如图8-1、图8-2、图8-3所示，北敦618号A末行行末“无”字与北敦618号C首行“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北敦618号C末行“故五眼”与北敦2721号2首行行首“清净”、北敦2721号2末行行末“若”字与北敦618号B首行“五眼清净”可分别相连成句，各缀接处皆前后完全相接，中无缺字。又北敦618号B与俄弗35号裂痕吻合，亦可缀合，缀合后如图8-4所示，原本分属北敦618号B、俄弗35号的“至耳触为缘所”6字合成完璧。而且，前四部分与俄弗35号前3纸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高度近同，行皆17字，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书风书迹相似（比较五部分皆有的“无”“二”“分”“若”“以”“净”等字），可证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618号、北敦2721号2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而《孟录》称俄弗35号为8-10世纪写本，上揭三号既可缀合，则其时代判定自当一致。
由以上两组的缀合可见，古人在写卷制作时，因不明写卷归属及次序，拼接错误导致同一写卷四分五裂亦在所难免。在谈到敦研325号缀接失误的原因时，《甘藏》叙录云：“这不禁使人想起道真‘寻访古坏经文’‘修补头尾’之举。他在整理连缀散脱的写卷时，出现差错，在所难免。尤其是《大般若》，如没有可供比对之本，经文相似者颇多，要想缀合准确，确实不易。”《甘藏》第2卷第3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道真寻访的，未必局限于破损不完整的经卷，很可能也包括前人抄写、拼接错误的经卷。敦研325号缀接的失误，不必出自道真，相反，这些缀接有误的写卷最终汇集在藏经洞，倒很有可能与道真搜集古坏经文用于经卷再修复的活动有关。
六、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
抄写佛经是种功德，因此同一抄手将同一佛经抄写多遍是常有的现象，对于篇幅较小的佛经尤其如此。然而《大般若经》600卷，篇幅之巨，冠于众经，单凭一人之力，罕能抄完，故敦煌本《大般若经》写卷中，同一抄手抄写不同卷次的情况很普遍，而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的例子却不多见。请看以下二组：
1.北敦5351号…北敦9494号 北敦1016号
（1）北敦5351号（北2291；光51），见《国图》72/52B-57A。7纸，纸高25.9厘米。首尾皆缺，存19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敦煌劫余录》定名为《大般若经》卷一〇九初分校量功德品卅之七，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0C8-602C27。《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2）北敦9494号（殷15），见《国图》106/13A。1纸。残片，存24残行上部2～15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〇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3C27-604A22。《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3）北敦1016号（北2294；辰16），见《国图》15/115B-116B。2纸，纸高25.8厘米。首残尾全，存43行，行17字，前7行下端有等距残洞。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4A22-604C6。《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上揭三号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9-1所示，前二号间仍有缺行，比勘完整经本，其间约缺86行经文；北敦9494号末行行末“修习一（切）”可与北敦1016号首行行首“一切三摩地门”连成“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句。又此三号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高度近同，皆有乌丝栏，满行皆为17字，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北敦9494号与北敦1016号前部下端残损轨迹连贯），书风相似（横细竖粗，撇轻捺重），笔迹似同（比较三号皆有的“庆”“方”“便”“无”“所”“为”等字），可资参证。
2.俄敦5429号…俄敦403号…北敦9753号…北敦9619号 北敦6345号
（1）俄敦5429号，见《俄藏》12/136A-136B。残片，存14残行上部8～16字。楷书。有乌丝栏。背有勘记“一百九”。原卷无题，《俄藏》未定名。
（2）俄敦403号，见《俄藏》6/275B。残片，存13残行上部2～16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俄藏》定名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0C23-601A6。《孟录》称该本为8-10世纪写本。
（3）北敦9753号（坐74），见《国图》106/251A。1纸。残片，存21行，通卷下残，首2行上残，末行仅存下部右侧残画。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〇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1A13-601B5。《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世纪唐写本。
（4）北敦9619号（汤40），见《国图》106/135A。1纸。残片，存15行，行17字，首2行下残，尾8行下残。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〇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2A8-602A22。《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世纪唐写本。
（5）北敦6345号（北2292；咸45），见《国图》85/36B-41B。9纸。首残尾全，存337行，行17字，首行上下皆残，第2、3行上残。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2A21-604C6。背有古代裱补。《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据残存文字，今考前一号亦为《大般若经》卷一〇九残片（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0C8-600C21），且与后四号内容前后相近，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9-2所示，前四号内容左右相近，但难以直接连接，比勘完整写卷，俄敦5429号与俄敦403号间当缺1行，俄敦403号与北敦9753号间当缺6行，北敦9753号与北敦9619号间约缺60行；后二号则左右直接相接，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空胜”“空”3字合成完璧。又此五号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高度近同，皆有乌丝栏，满行皆为17字，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书风相似（横细竖粗，撇轻捺重），笔迹似同（比较五号皆有的“庆”“方”“便”“无”“所”“为”等字），可资参证。
以上两组缀合后，互相比勘可知，二组书风书迹全同，说明以上各号应为同一人所抄，且同出于《大般若经》卷一〇九，但二组内容多有重合，如北敦5351号首14行、第17～29行、第36～56行、第119～133行、第132～196行分别与俄敦5429号、俄敦403号、北敦9753号、北敦9619号、北敦6345号前65行对应，可知二组虽同出自一人之手，但并非同一写卷之撕裂，而应是同一人将该卷至少抄写了两遍，抄写者所用底本相同，且抄写格式严谨。
同一卷次为同一抄手抄写多遍的例子，又见卷一二〇的北敦6384号（次纸以下140行，参见《大正藏》T5/656B7-658A4，首纸11行为批量修补卷首时后接的）与斯6624号（17纸，446行，参见《大正藏》T5/656A19-661B6），通过字迹比对可知此二号均为经生王瀚所抄。以下王瀚所写《大般若经》除特别注明外，均据笔迹比对确定。王瀚所抄《大般若经》又见斯2706号 俄敦1215号（卷四五）、斯733号 津艺311号（卷七三，卷尾題名“王瀚”）、伯2997号（卷一○一，第5纸至卷尾，卷尾题名“王瀚”）、北敦8361号…斯1564号2（卷一〇四）、斯6753号（卷一〇六，首纸为另一人所抄）、北敦5509号（卷一○九，卷尾题名“王瀚”）、北敦7157号（卷一一一，卷尾题名“王瀚”）、斯4880号 斯3184号…斯2919号（斯7068号）（卷一一四，斯7068号1纸为后抄，以替换斯2919号已被污损的第2纸）、俄敦5282号 北敦5013号（卷一一六）、北敦5054号 北敦5174号 北敦4957号（卷一一八，《国图》已缀合，北敦5054号前2纸为批量修补卷首时另一人所抄）、北敦3195号 北敦2970号（卷三三一，《国图》已缀合，卷尾题记“王瀚写”）、北敦15200号（卷三三七，卷尾题记“王瀚写”）、斯3788号（卷三四三）和北敦15148号（卷三六四）等14卷，以上各卷次中皆未见内容重复的王瀚写经异本。与王瀚同卷异本写经在《大般若经》中重现几率较小的情况相反，王瀚所抄小型佛经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则有斯1982号、斯3891号、斯3909号、斯3913号、斯5314号、斯6607号、北敦99号、北敦1072号、北敦1887号、北敦3398号、北敦4891号、北敦7771号、北敦8568号、羽670号等14号，后者异本数量之多，除与当时抄经风尚相关外，篇幅短小，写诵方便，亦是原因之一。从以上对比中，可见《大般若经》写卷中同人所抄同卷异本之少见，这是与《大般若经》写卷存量巨大、抄手众多的情况不相适应的，这种特别的情况也提示我们，同人所抄同卷异本在研究《大般若经》写卷的来源和制作过程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同卷异本出于同一抄手写经的判定，对于经本的整理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揭二组写经年代的判定，《孟录》称俄敦403号为8-10世纪写本，《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9753号、9619号为8世纪唐写本，又谓北敦5351号、北敦9494号、北敦1016号和北敦6345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今既知上揭各号为同一人所抄，则其抄写时间必不至差别如是，宜再斟酌。
上面我们运用现代缀合方法，通过内容、行款、书风、书迹等不同角度的分析，将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中的一些残卷或残片缀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写经中存在的六种特例加以归纳，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写经的制作和修复都离不开缀接，但古代敦煌写经中分属不同抄手、不同卷次、不同佛经的卷子缀接在一起的情况时有发生；写经的修复是一项普遍的常规性工作，不同的寺庙、团体和个人都可能参与其中；专人或专门机构的存在，使得修复工作可以批量有序地进行；写经通常都经历了制作、使用、修复、再使用、再修复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与后世刻本一次成型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同人所抄同卷异本写经数量很少，这与《大般若经》写卷存量巨大、抄手众多的情况不相适应，等等。诸如此类《大般若经》写卷展示出来的古代抄写和缀接现象，虽为后世定型化的刻本文献所不备，但在古代写经中却大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将这些从占据藏经洞文献最大数量的佛教写经中发现的特殊现象汇集起来，加以全面考察，相信对于研究写本文献的历史、敦煌写经的制作与传播、藏经洞文献的来源和性质乃至具体写经的类属及其时代判定等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徐浩，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涌泉，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制作敦煌写经《大般若经》缀合
〔中图分类号〕I059.9；K87；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0-0070-14
缀接，是古代写经制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写卷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大般若经》600卷，每卷字数短约八千，多则逾万，篇幅浩繁，正规写经一纸28行，一行17字，每卷都需十数纸方能抄完，抄写过程中纸张的缀接自属必须，粘好后的写经一旦残损、撕裂，修复缀接亦是常事。敦煌佛教经录中便有不少《大般若经》残卷修复的记录，如斯5046号《四月十三日上藏点〈大般若经〉欠数》云：“第三十五袟，内第四卷欠头，要接。”同号《点下藏欠〈般若经〉数》又云：“第二十二袟，内第六卷无表、头破，又第七卷表破，要接。”这里的“接”就是缀接。另一方面，唐五代敦煌地区《大般若经》信仰盛行，时人推崇该经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①很多寺庙都藏有不止一部《大般若经》，僧俗各界供养、布施、转读、诵习不断。据敦煌出土古藏文资料记载，仅在马年（826或838年）的一次福会上，即以天子（吐蕃赞普）的旨意，拟定抄写藏文《大般若经》八部和汉文《大般若经》三部。②而伯3336号也有丑年、寅年敦煌各寺分别为赞普、瓜州节度使及监军等人求福转读《大般若经》而分付经文的记载。③当时《大般若经》信仰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卷帙浩繁、需求量大且使用频繁，《大般若经》写卷制作中缀接的工作量之大即不难想见。
然而，古人的缀接工作并非都能天衣无缝，敦煌写经中分属不同抄手、不同卷次、不同佛经的卷子缀接在一起的情况时有发生。今人用缀合的方法恢复文献原貌，讲究對于原属同一写卷甚至同一抄写人所抄同一写卷的复原，但古人的标准似乎要宽松得多，只要是同种文献，抄写人不同也不妨拿来缀接，为了某种需要，不同文献也可以拼合，有些缀接背后更反映出写卷在制作、使用、修复、流通等环节中复杂而丰富的历史。
材料的复杂多样和古今观念的差异，都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古代写经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制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给予合理的解答。基于这种原因，本文运用现代缀合的方法，在对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残卷和残片进行系统普查和缀合的基础上，将写卷中的特殊缀接和抄写现象归纳为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批量修补卷首例、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异卷接尾例、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等六例，通过具体例证，发掘古代写经制作和修复中的问题，希冀深入认识写本文献的特点和历史，进一步推进古代写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指正。文中敦煌文献编号“北敦”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出版，简称《国图》）编号；“斯”指《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出版，简称《宝藏》）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伯”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出版，简称《法藏》）伯希和编号；“俄敦”“俄弗”均指《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出版，简称《俄藏》）编号；“羽”指《敦煌秘笈》（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出版，简称《秘笈》）羽田亨编号；“敦研”指《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简称《甘藏》）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写本编号；“上图”指《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简称《上图》）编号；“津艺”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简称《津艺》）编号；《孟录》为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简称。录文时原卷缺字用“□”表示，残缺不全或模糊难辨者用“”表示。可直接缀合的卷号之间用“ ”相接，不能直接缀合的卷号之间用“…”表示。为凸显缀合效果，图版缀合处加点或保持一定缝隙以示意。
一、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
三界寺僧人道真修补古坏经文已为今天的敦煌学研究者所熟知，其实，写卷的修复应是写本时代持续不断的工作，敦煌写卷的修复既不始于道真，亦不止于三界寺。请看以下二号：
（1）北敦7297号（北2263；帝97），见《国图》96/132A-132B。“《国图》96/132A-132B”指图版出自《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6册第132页上栏至第132页下栏，其中A、B分别代表上、下栏，下文仿此。1纸，纸高24.5厘米。后部如图1-3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六”，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531A21-531B20。“T5/531A21-531B20”指存文对应《大正藏》第5卷第531页上栏第21行至第531页中栏第20行，其中A、B、C分别表示上、中、下栏，下文仿此。背有古代裱补。《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2）北敦13929号（新129），见《国图》116/307A-318A。16纸，纸高24.5厘米。首尾俱全，共440行（首纸26行，末纸22行，其余各纸28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尾均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六”，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531A21-536A29。《国图》条记目录云：“首纸为后补……卷首、卷尾均钤有长方形阳文朱印，4×5厘米；印文作‘报恩寺/藏经印’。但卷首印文半残，存‘藏经印’3字。尾题后另有长方形阳文墨印，2.5×8厘米；印文作‘三界寺藏经’。”《国图》第116册条记目录第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出版。又称该本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按：北敦13929号可分为北敦13929号A（首纸，前26行）和北敦13929号B（次纸以下至卷尾）两部分，如图1-1所示，首纸、次纸乌丝栏墨色深浅有别，且前后两部分抄写行款格式不同（首纸字号偏小，字间距稍大），书风书迹有别（如“无”字号A作“”形，次笔横画，而号B作“”形，次画带钩；“所”字号A作“”形，末笔用竖，而号B作“”形，末笔带钩；“以”字号A作“”形，笔画不连，而号B作“”，笔画粘连等等），可以确定前后两部分虽然内容先后接续，但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国图》条记目录称“首纸为后补”，甚是。
而北敦7297号与北敦13929号B抄写行款格式相同（皆有乌丝栏，上下栏线等高，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书风相近（笔粗墨重，结体松散），书迹似同（比较二号皆有的“无”“所”“不”“若”“以”“是”等字），此二号当出于同一人之手，北敦7297号很可能是北敦13929号B之前原来的一纸。试作缀合如图1-3所示，二号缀合后，北敦7297号末行行末“不应离布施波”与北敦13929号B首行行首“罗蜜多真如求”相连成句，中无缺字，可证二号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国图》条记目录谓北敦7297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又称北敦13929号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时代判定有别，宜再斟酌。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恩寺所藏《大般若经》写卷约分两类，一类盖印，一类无印。无印者于包首经名及卷袟号下书一“恩”字，如酒博14号（卷六）、斯3474号（卷一〇九）、北敦13934号（卷一一五）、羽527号（卷二九三）等。盖印者则于卷子首尾皆盖“报恩寺藏经印”朱印，惟尾题下盖全印，而卷子首、尾合盖骑缝印，今存报恩寺所藏《大般若经》中，卷背有点勘记的写卷很少，推测此首尾骑缝印乃是报恩寺标明经卷完整性的标志，作用与卷背点勘记相似。故卷首存印文左半，卷尾存印文右半，首、尾半印可缀合成全印。有的报恩寺藏经后又入藏三界寺，故于尾题后加盖“三界寺藏经”长方形墨印。报恩寺藏经首尾骑缝印、尾题下全印及尾题后“三界寺藏经”印兼备之例如北敦14562号（卷一三九）和北敦14846号（卷五二一）。北敦14562号《国图》条记目录：“卷首、卷尾有骑缝印，卷尾印文為‘报恩寺’，卷首印文为‘藏经印’，二者可缀接。尾题前有阳文朱印，4×5厘米，印文为‘报恩寺藏经印’，与前骑缝印为同一印章。尾题后有阳文墨印，2.5×8厘米，印文为‘三界寺藏经’。”（见《国图》第129册条记目录第16页）北敦14846号《国图》条记目录与此相似。但今存入藏三界寺的报恩寺盖印藏经，如北敦13911号（卷五一）、北敦14008号（卷八一）、北敦13930号（卷九八）、斯296号（卷一〇三）、北敦14158号（卷一三三）、伯2097号（卷一三八）、伯2233号（卷一九六）、俄弗159号（卷二七九）、俄弗23号（卷四六四）、北敦14000号（卷五三五）等10号中，除伯2097号卷尾与卷轴相连，尾端为卷轴遮蔽外，其他9号卷轴无存，于其卷尾不见报恩寺藏经右半骑缝印，当是尾端脱落、装裱裁尾及卷轴脱落等原因所致。
据上述报恩寺藏经盖印通例及北敦13929号用印情况（见图1-2）推测：北敦7297号从原本完整的经卷上脱落后，报恩寺在经卷修复时未能利用脱落的首纸，而补抄或从其他残卷上截取北敦13929号A，与北敦13929号B拼接在一起，凑成内容完整的经卷，并于经卷首尾加盖“报恩寺藏经印”；修复后的经卷后来入藏三界寺，遂又于卷尾加盖“三界寺藏经”印。原本脱落的首纸北敦7297号作为“古坏经文”，也被三界寺比丘道真们一并“收入寺中”，而绵历蹉跎，千载之后始得与原来的写卷团聚。鉴于北敦7297号所抄经文无误且背有古代裱补，其脱落应属使用中的自然脱落；又据其卷首没有报恩寺藏经骑缝印，可以推测北敦7297号的脱落应在北敦13929号正式入藏报恩寺之前，而13929号的修复工作亦在入藏三界寺前已经完成。由此可见，三界寺确有把“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收入寺中”的情形，但写卷的修复却是当时众多寺庙、团体甚至个人都在进行的常规性的工作。
二、批量修补卷首例
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写卷，使用时一次次的展开和牵引，使得卷首更容易磨损和脱落，虽然加装了包首，这种情况仍难改变，故而修补卷首的情况极为常见。我们在缀合中还发现了古人批量修补卷首的例子。如下面的三组：
1.北敦4182号…北敦6460号B
（1）北敦4182号（北2727；水82），见《国图》56/359A-359B。1纸。后部如图2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2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一”，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71B17-371C12。背有勘记“般”字。《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
（2）北敦6460号（北2728；河60），见《国图》87/265A-266B。3纸。首全尾缺，存54行（首纸26行，次纸24行，末纸4行，后2纸接缝处上下栏线对接无间，本是两纸粘合为一纸，栏线乃粘合后所画），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一”，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71B17-372A15。首纸背有勘记“二百七十一/廿八袟”，系原卷卷次和所属袟次。《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北敦6460号可分作北敦6460号A（首纸，26行）和北敦6460号B（后2纸，28行）两部分，次纸卷心明显高于首纸，两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且前后两部分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有别，非出一人之手，北敦6460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而北敦4182号与北敦6460号B内容相近，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当出于同一人之手。试作缀合如图2所示，二号虽难以直接缀合（比勘完整写卷西北师大6号，可知二号间仍缺4行文字），但栏线、字体、书风等皆相吻合，北敦4182号所存22行经文加上缺失的4行，正合于《大般若经》写卷每纸28行而首纸抄写26行的通例，故此二号仍应出于同一人之手。《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4182号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又谓北敦6460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北敦4182号与北敦6460号B既为同一人所抄，则抄写时间不当参差如是，宜再斟酌。 2.斯4581号 斯5334号B
（1）斯4581号，见《宝藏》36/624A-624B。1纸。后部如图3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五”，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92A2-392B1。
（2）斯5334号，见《宝藏》42/36B-38A，彩图见IDP。IDP指国际敦煌项目网站（http：//idp.bl.uk）。3纸。首全尾缺，存54行（首纸为包首，次纸26行，第3纸28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五”，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92A2-392B29。包首有经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五）”。
按：与上文北敦6460号的情况相似，斯5334号也可分作斯5334号A（前2纸，26行）和斯5334号B（第3纸，28行）两部分，两部分非出于一人之手，斯5334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而斯4581号与斯5334号B内容相接，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当出于同一人之手，斯4581號很可能是斯5334号B之前原来的首纸。试作缀合如图3所示，斯4581号末行行末“八解脱清净”与斯5334号B首行行首“故佛十力清净”相连成句，中无缺字，可见此二号确为同一写卷所撕裂。与斯4581号 斯5334号B的情况极为相似的是，《大般若经》卷272中，斯891号也为古人补缀过卷首，斯4790号可与斯891号B（该号次纸以下部分）完全缀合。以上两组中，古人补缀的首纸同为一人所写，补首前的原卷同为另一人所抄，可以比类互证。
3.斯4582号 北敦6777号B
（1）斯4582号，见《宝藏》36/625A-625B。1纸。后部如图4右部所示，首全尾缺，存2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八”，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409A2-409B2。
（2）北敦6777号（北2753；潜77），见《国图》93/192B-196A。5纸。首残尾缺，存138行，行17字，首9行下残。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敦煌劫余录》定作《大般若经》卷二七八初分难信解品三十四之九十七，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409A2-410B28。首纸背有勘记“二百七十八”，背有古代裱补。《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与上文北敦6460号的情况相似，北敦6777号亦可分作北敦6777号A（首纸，26行）和北敦6777号B（后4纸，112行）两部分，两部分非出于一人之手，北敦6777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而斯4582号与北敦6777号B内容相接，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当出于同一人之手，斯4582号很可能是北敦6777号B之前原来的首纸。试作缀合如图4所示，斯4582号末行“眼界清净故十八佛不共法清”与北敦6777号B首行行首“净”字相连成句，中无缺字，可知此二号确为同一写卷所撕裂。
通过进一步比较，我们发现，上述三组古人补缀的经文首纸北敦6460号A、斯5334号A和北敦6777号A的笔迹惊人的一致，很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试比较表1-1所列例字：
综观以上三组缀合，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原来的经文首纸所抄经文无误，且多数完整，但在古代已与次纸以下的经卷分离；
2.次纸以下的经卷在古代已被修复；
3.各组古人后补的首纸笔迹相同，系同一人所抄，补缀的时间可能比较接近；
4.各组次纸以下部分笔迹各别，非一人所抄；
5.被补首经卷的卷次相对集中。
第1点说明首纸与经卷分离的原因主要是自然脱落，脱落的首纸也未被废弃，而同样被保存了下来；2、3、4三点说明古代即有专人或专门的机构负责对不同写经人抄写的佛经加以修补；第5点说明经卷的修补似乎不是随机的，而更像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三、同卷分裂后分别修补首尾例
不同写经人抄写的卷子被同一个人归拢在一起修复的情况既如上述，《大般若经》写卷中同样存在同一写卷分裂为两卷后被分别修复的事例。试看以下二号：
（1）斯2257号，见《宝藏》17/556A-558A。3纸。首全尾缺，存82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廿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122A24-123A22。
（2）津艺208号，见《津艺》4/196A-206B。16纸。首尾俱全，共427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首尾均题“大般若经卷第二百廿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122A24-127A21。包首题签“大般若经卷第二百廿四，（廿三），（？）”。《津艺》叙录谓该本“字体不一致，非一人所写”，又称该本为晚唐写本。
按：斯2257号可分作斯2257号A（首纸，前26行）和斯2257号B（后2纸，56行）两部分，次纸卷心明显高于首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且前后两部分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比较表2所列例字）有别，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斯2257号A应是后来补缀的。
又《津艺》叙录谓津艺208号“字体不一致，非一人所写”，甚是。津艺208号也可分作津艺208号A（前3纸，82行）、津艺208号B（第4纸至第11纸前6行）和津艺208号C（第11纸后22行至卷尾）三部分，三部分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比较表2所列例字）各异，是津艺208号一卷而出于三人手笔。
进而我们发现斯2257号B与津艺208号B两部分所抄经文前后相接，当可缀合。缀合后如图5所示，斯2257号B末行行末“灭圣”可与津艺208号B首行行首“谛清净”相连成句，中无缺字，且两部分无论行款格式抑或书风书迹（比较表2所列例字）皆相同一，可证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 从以上缀合可知，斯2257号B、津艺208号B本属同一人所抄完整写卷中的一部分，在津艺208号B抄完后，换由第2人续抄至卷尾（即津艺208号C），斯2257号B 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是完整写卷的主体部分。从现存写卷反向逆推，原卷残损和修复的过程存在两种可能：
1.原卷首纸本已脱落，经过第一次统一修复（参上文批量修补卷首例），于斯2257号B前补缀了第3人所抄的首纸26行，即斯2257号A；后来斯2257号B连同后补的斯2257号A一起从卷子上脱落，成为今天的斯2257号；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修复中，修复者又在剩余的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前补缀了第4人所抄的卷首82行，即津艺208号A，遂凑成津艺208号这样内容完整而笔迹各异的写卷。
2.原卷本来完整，后来分裂成首纸 斯2257号B与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两部分；两部分被分别修复为完整的两个写卷，即在首纸 斯2257号B之后补缀了335行经文，凑成完整写卷Ⅰ，在津艺208号B 津艺208号C前补缀了第4人所抄的卷首82行经文（即津藝208号A），凑成完整写卷Ⅱ，后者保存至今，即津艺208号；写卷Ⅰ后来重又残损，首纸先脱，在统一修复中补缀了新的首纸斯2257号A，而后斯2257号A 斯2257号B与之前补缀的后335行写卷再度分裂，后335行写卷不存，仅剩斯2257号孤存于世。
不论事实是哪种，今日所见斯2257号和津艺208号，应是经历了使用、修复、再使用、再修复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最终形成的产物，这与后世刻本文献一次成型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值得研究者注意。
四、异卷接尾例
同一写卷分裂后可以被分别修补，敦煌写经中也有同属《大般若经》但卷次不同的写卷作为卷尾补缀于他卷之后的例子。例如：
（1）斯3737号，见《宝藏》31/107A-111B。7纸。首残尾缺，存185行，首13行下残，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泛题“佛经”，《宝藏》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十八”，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210A29-212B10。
（2）上图25号，见《上图》1/181A-185B。8纸。存193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该号又分作号1、号2。前6纸为号1，首全尾缺，存158行，首纸26行，第6纸20行，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552C6-554B18。后2纸为号2，首缺尾全，存35行，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卅八”，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216A7-216B12，卷尾有“法济 /惠眼/法坚”署名。《上图》叙录称该本为唐写本。
按：斯3737号可分作斯3737号A（首纸，前17行）和斯3737号B（后6纸，168行）两部分，次纸卷心明显高于首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且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有别，可以确定前后两部分虽然内容先后接续，但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斯3737号A应是后来修补卷首时补缀的。
又，上图25号1卷心明显高于号2，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号1、号2所抄经文既非同卷，又非一人所抄，本不宜缀接在一起。从号2尾题后有勘经记来看，此缀接应发生于写卷再修复的过程中。
进而比较斯3737号B与上图25号2，两部分所抄经文皆出于《大般若经》卷三八，且行款格式相同，书风书迹相似（比较二号皆有的“无”“不”“般”“波”“罗”“蜜”等字），应为同一人所抄，当可缀合。不过此二号难以直接缀合，如图6所示，二号间仍缺约315行经文将近12纸。
由于斯3737号曾修补过卷首，所以上图25号2可能是在这次修复后从斯3737号原卷上脱落的；由于尚不明确的原因，脱落后的上图25号2又被修复者缀接于上图25号1之后，最终导致同卷而身首异处。内容有别、笔迹互异的缀接当然不符合经卷制作的体例，所以，上图25号出现在藏经洞，本来的用途大概仍出于重新修复的需要。
附带指出，斯12386号《大般若经》卷三八残片与斯3737号A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似同，亦可缀合，兹不赘述。
五、异卷拼接拆分后皆可缀合例
写卷在制作过程中，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写卷混淆而缀接在一起，剩余的写卷也可能连带出现缀合错误。请看以下二组：
1.敦研325号A 北敦2721号1 敦研325号C
（1）敦研325号，见《甘藏》2/26B-31B。9纸，纸高26厘米。首残尾全，存235行，行17字，首2行下残，第3、4行中部残损。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三”，《甘藏》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三”。原文可分为三部分：前3纸76行为第一部分，今称敦研325号A，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29C21-330C10；第4纸28行为第二部分，今称敦研325号B，《甘藏》叙录称“第四纸同其前后经文不相接，且纸质、墨色、笔迹均异于其它各纸，内容不属于卷第二百六十三，尚未查到卷数”，《甘藏》第2卷第3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今考定该纸为《大般若经》卷一九二残文，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1028C14-1029A13；后5纸131行为第三部分，今称敦研325号C，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33C1-335A16。
（2）北敦2721号（北2706；吕021），见《国图》37/72A-78A。10纸，纸高26厘米。首尾皆缺，存279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文分为两部分：前9纸251行为号1，《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六三”，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30C10-333C1；后1纸28行为号2，《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七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87C14-388A13。《国图》条记目录谓两部分皆是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敦研325号第4纸不但同其前后纸经文内容不相接，纸质、墨色均异于其他各纸，且与前后纸接缝处上下栏线错落不相接，行款格式、书风书迹有别，显然非同一人所抄，因此，该纸嵌入卷二六三之间应属误缀。将第4纸排除后，敦研325号A与敦研325号C仍不能直接缀合，比勘完整经本，其间缺失大段经文，相应文字对应《大正藏》T6/330C10-333C1。
又北敦2721号1、号2所抄经文并非同一卷次，且两部分卷心不等高，行款格式、书风书迹不同，实非一人所抄。
进而我们发现北敦2721号1所抄内容，正是敦研325号A与敦研325号C之间缺失的部分，当可缀合。缀合后如图7-1、图7-2所示，北敦2721号1前承敦研325号A，敦研325号A末行行末“阿罗汉果清”可与北敦2721号1首行行首“净”字相连成句；北敦2721号1后接敦研325号C，北敦2721号1末行“故色”可与敦研325号C首行“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连成句，缀接处皆无缺字；又此三部分行款格式相同，书风书迹相似（比较三部分皆有的“无”“二”“断”“若”“以”“净”等字），確为同一人所抄。
2.北敦618号A 北敦618号C 北敦2721号2 北敦618号B 俄弗35号
（1）北敦618号（北2740；日18），见《国图》9/85A-87A。4纸，纸高25.9厘米。首尾皆缺，存112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敦煌劫余录》定名为《大般若经》卷二七四初分难信解品三十四之九十三，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87A16-388C9。《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原卷缀接有误，《国图》条记目录谓“第4纸应接于第1纸之后。第4纸与第2纸之间经文尚有空缺，不能直接缀接。空缺经文相当于《大正藏》T6/387C14-388A13，大体相当于一纸”。《国图》第9册条记目录第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
（2）俄弗35号，见《俄藏》1/341A-347B。12纸，纸高26厘米。首残尾全，存283行，行17字，首行仅存上端左侧残字。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四”，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6/388C8-391C26。前3纸57行与后9纸经文相接，而行款、笔迹不同，非一人所抄，但在古代已经缀接在了一起。背有勘记“廿七”及杂写“是夜”4字。《孟录》称该本为8-10世纪写本。
按：北敦618号可分为号A（首纸，28行）、号B（第2、3纸，56行）、号C（第4纸，28行）三部分，《国图》条记目录谓号C应接于号A之后，号C与号B之间约缺一纸，甚是。这缺失的一纸正是上一组北敦2721号末尾尚无所归属的北敦2721号2，共28行，可以完全缀合。缀合后如图8-1、图8-2、图8-3所示，北敦618号A末行行末“无”字与北敦618号C首行“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北敦618号C末行“故五眼”与北敦2721号2首行行首“清净”、北敦2721号2末行行末“若”字与北敦618号B首行“五眼清净”可分别相连成句，各缀接处皆前后完全相接，中无缺字。又北敦618号B与俄弗35号裂痕吻合，亦可缀合，缀合后如图8-4所示，原本分属北敦618号B、俄弗35号的“至耳触为缘所”6字合成完璧。而且，前四部分与俄弗35号前3纸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高度近同，行皆17字，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书风书迹相似（比较五部分皆有的“无”“二”“分”“若”“以”“净”等字），可证确为同一写卷之撕裂。《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618号、北敦2721号2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而《孟录》称俄弗35号为8-10世纪写本，上揭三号既可缀合，则其时代判定自当一致。
由以上两组的缀合可见，古人在写卷制作时，因不明写卷归属及次序，拼接错误导致同一写卷四分五裂亦在所难免。在谈到敦研325号缀接失误的原因时，《甘藏》叙录云：“这不禁使人想起道真‘寻访古坏经文’‘修补头尾’之举。他在整理连缀散脱的写卷时，出现差错，在所难免。尤其是《大般若》，如没有可供比对之本，经文相似者颇多，要想缀合准确，确实不易。”《甘藏》第2卷第3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道真寻访的，未必局限于破损不完整的经卷，很可能也包括前人抄写、拼接错误的经卷。敦研325号缀接的失误，不必出自道真，相反，这些缀接有误的写卷最终汇集在藏经洞，倒很有可能与道真搜集古坏经文用于经卷再修复的活动有关。
六、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例
抄写佛经是种功德，因此同一抄手将同一佛经抄写多遍是常有的现象，对于篇幅较小的佛经尤其如此。然而《大般若经》600卷，篇幅之巨，冠于众经，单凭一人之力，罕能抄完，故敦煌本《大般若经》写卷中，同一抄手抄写不同卷次的情况很普遍，而同一卷次同一抄手抄写多遍的例子却不多见。请看以下二组：
1.北敦5351号…北敦9494号 北敦1016号
（1）北敦5351号（北2291；光51），见《国图》72/52B-57A。7纸，纸高25.9厘米。首尾皆缺，存196行，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敦煌劫余录》定名为《大般若经》卷一〇九初分校量功德品卅之七，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0C8-602C27。《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2）北敦9494号（殷15），见《国图》106/13A。1纸。残片，存24残行上部2～15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〇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3C27-604A22。《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3）北敦1016号（北2294；辰16），见《国图》15/115B-116B。2纸，纸高25.8厘米。首残尾全，存43行，行17字，前7行下端有等距残洞。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4A22-604C6。《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上揭三号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9-1所示，前二号间仍有缺行，比勘完整经本，其间约缺86行经文；北敦9494号末行行末“修习一（切）”可与北敦1016号首行行首“一切三摩地门”连成“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句。又此三号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高度近同，皆有乌丝栏，满行皆为17字，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北敦9494号与北敦1016号前部下端残损轨迹连贯），书风相似（横细竖粗，撇轻捺重），笔迹似同（比较三号皆有的“庆”“方”“便”“无”“所”“为”等字），可资参证。
2.俄敦5429号…俄敦403号…北敦9753号…北敦9619号 北敦6345号
（1）俄敦5429号，见《俄藏》12/136A-136B。残片，存14残行上部8～16字。楷书。有乌丝栏。背有勘记“一百九”。原卷无题，《俄藏》未定名。
（2）俄敦403号，见《俄藏》6/275B。残片，存13残行上部2～16字。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俄藏》定名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0C23-601A6。《孟录》称该本为8-10世纪写本。
（3）北敦9753号（坐74），见《国图》106/251A。1纸。残片，存21行，通卷下残，首2行上残，末行仅存下部右侧残画。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〇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1A13-601B5。《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世纪唐写本。
（4）北敦9619号（汤40），见《国图》106/135A。1纸。残片，存15行，行17字，首2行下残，尾8行下残。楷书。有乌丝栏。原卷缺题，《国图》拟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〇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2A8-602A22。《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世纪唐写本。
（5）北敦6345号（北2292；咸45），见《国图》85/36B-41B。9纸。首残尾全，存337行，行17字，首行上下皆残，第2、3行上残。楷书。有乌丝栏。尾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2A21-604C6。背有古代裱补。《国图》条记目录称该本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
按：据残存文字，今考前一号亦为《大般若经》卷一〇九残片（相应文字参见《大正藏》T5/600C8-600C21），且与后四号内容前后相近，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9-2所示，前四号内容左右相近，但难以直接连接，比勘完整写卷，俄敦5429号与俄敦403号间当缺1行，俄敦403号与北敦9753号间当缺6行，北敦9753号与北敦9619号间约缺60行；后二号则左右直接相接，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空胜”“空”3字合成完璧。又此五号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高度近同，皆有乌丝栏，满行皆为17字，行距相等，字体大小相近，字间距相近），书风相似（横细竖粗，撇轻捺重），笔迹似同（比较五号皆有的“庆”“方”“便”“无”“所”“为”等字），可资参证。
以上两组缀合后，互相比勘可知，二组书风书迹全同，说明以上各号应为同一人所抄，且同出于《大般若经》卷一〇九，但二组内容多有重合，如北敦5351号首14行、第17～29行、第36～56行、第119～133行、第132～196行分别与俄敦5429号、俄敦403号、北敦9753号、北敦9619号、北敦6345号前65行对应，可知二组虽同出自一人之手，但并非同一写卷之撕裂，而应是同一人将该卷至少抄写了两遍，抄写者所用底本相同，且抄写格式严谨。
同一卷次为同一抄手抄写多遍的例子，又见卷一二〇的北敦6384号（次纸以下140行，参见《大正藏》T5/656B7-658A4，首纸11行为批量修补卷首时后接的）与斯6624号（17纸，446行，参见《大正藏》T5/656A19-661B6），通过字迹比对可知此二号均为经生王瀚所抄。以下王瀚所写《大般若经》除特别注明外，均据笔迹比对确定。王瀚所抄《大般若经》又见斯2706号 俄敦1215号（卷四五）、斯733号 津艺311号（卷七三，卷尾題名“王瀚”）、伯2997号（卷一○一，第5纸至卷尾，卷尾题名“王瀚”）、北敦8361号…斯1564号2（卷一〇四）、斯6753号（卷一〇六，首纸为另一人所抄）、北敦5509号（卷一○九，卷尾题名“王瀚”）、北敦7157号（卷一一一，卷尾题名“王瀚”）、斯4880号 斯3184号…斯2919号（斯7068号）（卷一一四，斯7068号1纸为后抄，以替换斯2919号已被污损的第2纸）、俄敦5282号 北敦5013号（卷一一六）、北敦5054号 北敦5174号 北敦4957号（卷一一八，《国图》已缀合，北敦5054号前2纸为批量修补卷首时另一人所抄）、北敦3195号 北敦2970号（卷三三一，《国图》已缀合，卷尾题记“王瀚写”）、北敦15200号（卷三三七，卷尾题记“王瀚写”）、斯3788号（卷三四三）和北敦15148号（卷三六四）等14卷，以上各卷次中皆未见内容重复的王瀚写经异本。与王瀚同卷异本写经在《大般若经》中重现几率较小的情况相反，王瀚所抄小型佛经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则有斯1982号、斯3891号、斯3909号、斯3913号、斯5314号、斯6607号、北敦99号、北敦1072号、北敦1887号、北敦3398号、北敦4891号、北敦7771号、北敦8568号、羽670号等14号，后者异本数量之多，除与当时抄经风尚相关外，篇幅短小，写诵方便，亦是原因之一。从以上对比中，可见《大般若经》写卷中同人所抄同卷异本之少见，这是与《大般若经》写卷存量巨大、抄手众多的情况不相适应的，这种特别的情况也提示我们，同人所抄同卷异本在研究《大般若经》写卷的来源和制作过程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同卷异本出于同一抄手写经的判定，对于经本的整理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揭二组写经年代的判定，《孟录》称俄敦403号为8-10世纪写本，《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9753号、9619号为8世纪唐写本，又谓北敦5351号、北敦9494号、北敦1016号和北敦6345号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今既知上揭各号为同一人所抄，则其抄写时间必不至差别如是，宜再斟酌。
上面我们运用现代缀合方法，通过内容、行款、书风、书迹等不同角度的分析，将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中的一些残卷或残片缀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写经中存在的六种特例加以归纳，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写经的制作和修复都离不开缀接，但古代敦煌写经中分属不同抄手、不同卷次、不同佛经的卷子缀接在一起的情况时有发生；写经的修复是一项普遍的常规性工作，不同的寺庙、团体和个人都可能参与其中；专人或专门机构的存在，使得修复工作可以批量有序地进行；写经通常都经历了制作、使用、修复、再使用、再修复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与后世刻本一次成型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同人所抄同卷异本写经数量很少，这与《大般若经》写卷存量巨大、抄手众多的情况不相适应，等等。诸如此类《大般若经》写卷展示出来的古代抄写和缀接现象，虽为后世定型化的刻本文献所不备，但在古代写经中却大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将这些从占据藏经洞文献最大数量的佛教写经中发现的特殊现象汇集起来，加以全面考察，相信对于研究写本文献的历史、敦煌写经的制作与传播、藏经洞文献的来源和性质乃至具体写经的类属及其时代判定等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徐浩，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涌泉，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