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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文工团“打拍子”到上歌剧院任指挥
郑小瑛的父亲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归国的学者，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父母的垂爱，让她从6岁开始接触到了钢琴。这也成为了她交响人生的启蒙。
18岁那年，郑小瑛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进入协和学习前，学生必须先上几年教会大学。父母为她选择了离上海较近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
在那里，郑小瑛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反内战游行，还组织了民乐社。1948年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一批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她瞒着母亲辗转前往中原解放区，被分配到文工团。
几年的文工团生涯，给郑小瑛留下了一生铭记的感悟：音乐是人民创造的，音乐家来自普通百姓。
1952年，在文工团里负责 “打拍子”的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1955年的一天，学校人事科通知她立即去会客室，接受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的面试。面试出奇的顺利，她成为苏联专家授课合唱指挥班中唯一的女学员。从此，郑小瑛再也没有放下过指挥棒。
5年后，郑小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师从知名教授尼·安诺索夫和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在安诺索夫的帮助下，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上半场演出中国作品，后半场则突出中苏友好的主题。
1962年，在资深指挥伊·巴因的指导下，郑小瑛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郑小瑛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后来，安诺索夫在郑小瑛的毕业评语上写道：“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在她的祖国的交响艺术事业发展中将起的作用。”
从“歌剧车间”到“先讲解后演奏”
学成回国后的郑小瑛，重返中央音乐学院担任教职。1965年，中央歌剧院的前身中央实验歌剧院要排练新歌剧《阿依古丽》，找到了她担任指挥。由于那时关于音乐的土洋之爭很厉害，说歌剧的“洋嗓子”演不了表现中国人感情的戏。“我们都想借排演这部歌剧打个‘翻身仗’。”郑小瑛优化了歌剧的排练流程，使排练效率大大提高，她将这一模式称为“歌剧车间”。
与一般的歌剧演出不同，郑小瑛在开始演奏前，通常会用20分钟向听众讲解曲目的时代背景和相关音乐知识。这种形式她已经坚持了近40年，听众们称为“郑小瑛模式”。她创立这一模式的想法，始于中文版《茶花女》的一场演出。尽管是中文演唱，但观众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整场演出要从头到尾唱，剧场里也慢慢开始从安静变得喧闹，甚至有听众在音乐悲情处笑出声来。自此，只要是郑小瑛担纲歌剧指挥，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给观众讲解该如何欣赏歌剧——“郑小瑛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从“爱乐女”到“厦门爱乐”
20世纪80年代末，港台流行歌曲大行其道，音乐厅的观众急速减少。她与中央乐团首席大提琴司徒志文、总政歌剧团首席小提琴朱丽三人深有同感，都希望能让年轻人有机会领略经典音乐的美妙，产生了组建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乐队，到学校、工厂、农村去为人们无偿演出的想法。这个倡议得到了十多位演奏家的响应，他们大部分是女性。郑小瑛说：“都是女同胞，就叫爱乐女室内乐团。”
1990年3月10日，爱乐女室内乐团成立后的首演音乐会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郑小瑛用不到5分钟的开场白，向听众宣告中国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成立，5次被全场爆发出的热烈掌声打断。1995年，乐队成员已发展到108位。1996年，由于经费等问题，这支演出近300场的女子乐团宣告解散。
告别“爱乐女”1年后，郑小瑛定居福建，创办厦门爱乐乐团。她之所以选择厦门，一方面厦门是她的家乡，另一方面是受当时厦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在筹建厦门爱乐乐团期间，她被查出罹患直肠癌。她就在病床上对应聘者的资料进行初步筛选。4个月的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的煎熬之后，她出院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鼓浪屿面试。
2000年11月21日，在闽西龙岩的客家祖地，郑小瑛指挥的《土楼回响》在第16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首演，她特地请晚会主持人宣报指挥的名字为“永定客家女——郑小瑛”。长达37分钟的器乐作品，在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山区体育馆里演出，听众们不仅坐住了，还听得入了神，最后还随着她的指挥棒齐声击掌，高唱一曲客家山歌。
2013年起，郑小瑛不再担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但她仍将美妙的音乐和歌剧的种子留在这里，乐团“周末交响”为听众献上了1700多场音乐会。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自2011年在厦门理工学院成立后，先后推出歌剧《茶花女》（中文版）、《紫藤花》和《伤逝》（校园版）、《帕老爷的婚事》（中文版）、《岳飞》（音乐会版）、《快乐的寡妇》（中文版）等多部中外经典歌剧，在全国各地演出累计达20余场次。
总结自己的“90后”人生，郑小瑛说：“我想今天我是最幸福的人，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女指挥受到世界上许多女同行的羡慕。我感谢我的祖国，感谢我的人民。”
（摘自《文汇报》，本刊有删节）（责编 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