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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造了城市。城市给人类提供了无尽的财富和创造力，曾经是人类憧憬的美好家园。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和大都市的出现，人类被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工作压力、疾病、犯罪所困扰。城市已不是“人类诗意的析息地”。未来，人类和城市将走向何方？我们会找到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好的家园吗？
城市之美
■ 胡伟略
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里，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的居住场所、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发生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在1900年，城市人口占全世界人口不足10%，到了2000年城市人口已是4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有所加快，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水平超过30%才进入快速发展。城市发展加快带来一些问题或弊病,但这并不能由此就看不到城市的优良传统、现代优越和超前进步。
社会文化的魅力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首先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随即，在埃及、印度河流域及中国的北方地区都出现了城市。现代“城市革命”是从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城市成为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有的哲学家说：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从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的形态，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正是地域赋予了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积淀。城市文化，是人类进化到城市生活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的人格化表现，是人类生活的空间化表述。它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是城市的灵魂，是文明的标志，是属于这个城市人群的完整价值体系。施本格勒说：“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
与农村、山岳、海洋相比，城市的文化是发达的。城市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流文化。现代城市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进行长期和持久的文化再造出来的。 它弘扬历史，融汇时尚，塑造特色鲜明的城市个性文化。
城市的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许多方面。从总体看，我国许多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先后公布了99座历史名城。到2000年底，我国共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27处。这些文化、自然遗产都是和城市发展相连的。
城市的文化魅力在于它的开放。在农村社会，文化是单一的和同质的，可交流性不强。每一代人都在传承上一代的东西，没有新鲜的刺激，就不会创造。而城市文化来自四面八方，传统和现代，本国和外国，精英和世俗，都在此交融流通，给人以影响、以启迪、以教育、以知识，帮助人转变观念，积累见识。这是一个人成长所必不可少的，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但是，文化要复兴和创造。20世纪30年代我国哲学家朱谦之说：“复兴中华民族，这里便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要一个民族复兴，事实上须先唤起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现代城市走向更加文明、更具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兼容并蓄、融合生长是城市文化复兴和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第二次城市化的深层动力。
现代经济的威力
工业革命打破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束缚，社会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资源等大量向城镇集聚。它根本改变了工场手工业的面貌，建立了现代工厂，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城市大发展创造了前提。
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等在内的交通运输设施和先进的运输工具，往往处于交通枢纽或交叉道上，有充足的客源、货源。城市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电讯网络和传输工具，每时每刻都在交换大量信息。城市的现代交通和工商业中心相结合，使之成为商品、物资、人才、劳务、资金、信息等的转换地，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较大的城市还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所在地。金融资本可以与工商业资本混合生长，形成大的公司或财团，经济效益更高。
城市的魅力又在于它巨大的社会效益。城市学校多，教育发达，人才辈出，与国内外科技信息交流活动频繁，城市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量大，这些都推动城市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除了推动生产和经济的增长以外，还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促进社会文明包括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进步。
城市巨大经济社会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空间聚集”效应。恩格斯说得好：“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大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产业也好,市场也好，生活也好，当地域要素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一个系统，一个良好的结构，就会产生聚集效应。这种效应是农村地域所没有的。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会给城市产业、居民和市场交易提供因地域要素聚集在一起产生的许多额外好处，帮助城市产业快速发展，改善城市居民生活，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未来生活的美好
城市的未来是光明的、美好的，依我之见，未来的城市将实现数字化、生态化和均衡化。
城市的数字化就是建设数字城市。它最早是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1998年提出的“数字地球”转变而来的。它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以及城市生产、生活中，利用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将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它能将复杂的地理、环境、人口、交通等社会环境数字化、网络化并实现可视化运行。
城市的生态化就是要建设生态城市。这是一种渐进、有序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过程。生态城市的做法在各地有不同做法，但是卫生、安全和文明是基本的。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生态系统是指地球上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有规律的均衡组合。城市建设与发展不能违反人口与生态环境规律。
城市的均衡化包括多方面内容。首先是城市分布要均衡，大中小城市、东南西北的城市、沿海内陆城市等都要尽可能地均衡分布。第二主要是城市人口要均衡分布，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要控制。只有这样，大城市才不仅可以获得空间聚集的正常利益，还能获得城市化的人口红利。
【责任编辑】蒲晖
城市之病
■ 王道勇
诊断城市
2005年4月9日，国内外许多通讯社都同时报道了一条让中国的男人们很尴尬的事情。报道说上海的男人们已经开始为上海的城市急速发展埋单：由于城市环境污染、生活节奏过快，在仁济医院捐赠精子的2000多名男子中，只有400人的精子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精子素质太差”。看完后，人们笑笑也就过去了。但有心人只要对这些报道稍一留意，就会疑团丛生：城市是我们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资源的集散地，但城市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吗？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已经是百病缠身了。不信，我们来看看下面专家们对城市病情的诊断。
城市狂妄症——盲目的城市规划与扩张。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时，一味强调的是要“做大做强”，要争做“国际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有报道说，东南沿海一个小城市目前的城市规划面积已经有200平方公里，而这个城市目前只有45万人口，按这个规划的人口容量而言，该市还要赶紧让每个人再生出4个人来，或者从外地引进数百万人到该市来生活。所以很难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划。
城市肠梗阻——交通堵塞、路网交通建设落后。10年前，当北京人为曼谷上下班高峰时，汽车的时均行速只有10～20公里而感到不可思议时，10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司机相互联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哥们儿，堵在哪儿了？”
城市肺气肿——生态环境恶化。2005年9月，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介绍，目前全世界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有10个在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在只注重对单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但在战略、政策、规划等整体决策链上处于“末端评价”。
城市心脏病——社会认同性低。就是说人们相互自认为属于同一群体的感觉很低。在中国的城市中，连同一社区的居民也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农民工和市民之间有机会交流了；在法国，2005年之所以在巴黎郊区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主要原因就在于，新移民无法融入城市，无法享受城市保障等福利，城里人不认为新来的人是自己的同类。这类城市疾病一旦发作，就会威胁城市生存和发展。
城市心理病——生活节奏快、心理紧张、空虚、抑郁症。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快餐化”了，人们的神经始终都很紧张。而生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人们又说不清。有人说，目前大城市的白领是前半生在用健康来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来换健康。
城市恐慌传染病——传染病和恐怖主义带来的心理恐慌。SARS、禽流感在都市横行，在乡村却很难传播；恐怖分子为什么选择在伦敦市中心引爆3辆地铁车厢和1辆巴士，造成56人丧生？一句话，城市人口太多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了，完全符合传染病传染所需要的空间距离，也完全符合恐怖分子所希望产生的轰动效应。
城市白发浪潮病——人口老化。2005年让德国人很不高兴，因为在年底盘点人口时，他们发现本国人口的绝对数量没有增加，反而整整少了3万人，对于只有数千万人口，而且老人越来越多的德国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而在中国，到2004年7月，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1700万市民中，年纪在65岁以上的已经有近253万人，也就是说上海的100个人里面，有15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而中国全国的城乡平均水平是7个人。对于政府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怎么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不该得的城市病
如果说人们科学地规划了城市发展目标，积极地吸取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教训，后起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本不应该再出现上述这些城市病的，或者说可以少出现这些病症的。但是可惜的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的相似。目前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病还未去除，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更有愈演愈烈、大有不超前者誓不罢休之势。
1.城市规划：未雨绸缪
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它的规划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按照它的规划来发展。一句话就是有没有未雨绸缪。城市就像是一幅图，如果不按城市规划发展，许多蹩脚的建筑师和管理者在这里划一下，在那里划一下，和谐的整体图型就会荡然无存。
2．城市社会问题：前车之鉴
人类的发展最大的悲哀恐怕莫过于刚看到别人跌了一跤，自己却仍继续选择在这条不归之路上行走。诸如汽车增多形成的城市交通堵塞、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形成的城市贫困、犯罪问题，都已经有了众多的前车之鉴。但中国、印度、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大国却还是在重蹈覆辙。
40年以前，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城市发展教训，那就是人口不应该过于集中于城市核心区，这类实例当时在发达国家已经比比皆是。例如当时纽约的城市核心曼哈顿区就已经出现空心化的趋势：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人们全都迁至数十上百公里外的郊区甚至是乡村居住，城里成为一座鬼城，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贫民的乐土。可是今天，人们还是疯狂地往北京、上海、孟买、墨西哥城这些城市的核心区聚居；许多城市还是将“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作为自己的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
80年以前，美国大城市就因为华人区、意大利人区、墨西哥人区的相对独立而饱受种族、民族和阶层相隔离相敌视之苦。而今，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级差地租式的房价却让有钱人日益向所谓的高尚社区聚集，工薪阶层向一般社区聚集，贫困人口向其他低地租地区聚集。几十年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100年以前，美国的城市就已经因为城市郊区的贫民窟过多、无法管理而头痛不已。今天的墨西哥城周围却有延绵上百公里的贫民棚户区，孟买的城市郊区的公地几乎都被失地的农民完全占据。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新疆村也像韭菜一样顽强地生存着。由于农村的贫困被整体性地移植到了城市的郊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卫生、教育、安全设置的费用由谁来出？如果出不了这些钱，这些人又怎么管理？
城市病的处方
城市病的症状是有目共睹的，要医治的呼声也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能否医好？怎么医？哪种处方较为有效？专家不同，观点也就不同。
有的经济学家坚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的观点，认为“发展是万能药”。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了，还怕会有问题吗？因此主流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如人口多了有规模效应，有乘数效应，消费水平就高了，需求就有了，经济也就发展了。至于城市问题，那是发展中附带存在的，要在发展中解决。
建筑学家关注点就具体得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要“以规划来减少城市病”。著名建筑学家吴良良等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很吸引人，他认为城市规划要走向与自然共生、走向公共大众、走向地域文化。因此，他在2020年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应该考虑环渤海圈大经济区的规划，趋向于支持“京津唐、京津保（定）三个走向”的发展趋势。于是就出现了北京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布局。 这种大城市带的发展建议现在很受欢迎，因为它避免了城市继续摊大饼式的建设扩张。于是东北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辽中南城市带、以沪宁杭和苏锡常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带、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都在制定执行相似的城市发展规划。
与经济学家和建筑学家侧重于关注城市的“物”的方面不同，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侧重于强调要关注城市的“人”的方面。他们提出要“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去年刚刚过世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极力强调要在中国发展小城镇，以避免城市中各种可能出现的病态现象，而城市管理者则要求“稳定高于一切”，要切实解决城市中的社会问题，为农民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建立养老保障，等等，其目标莫不在于让城市的问题少一点，让城市的生活更舒适一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我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只要稍一计算，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只要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规模就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提高20个百分点，城镇增加的人口就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些人口要在未来的20年内大规模地进城，我们还能指望目前的城市病会好起来吗？
读到这里，相信许多读者都会问一句：那么我国城市发展的出路何在？为此人们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应该大力发展大城市，有人说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也有人说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城市发展以什么模式来运作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城市病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人类是城市的创造者和主人。因此，这里就有一个转变城市治理理念的问题：只要城市管理者、学者和普通市民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做到把追求城市的和谐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以让城市中的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起来作为自己的内在理念，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人们一定会高兴地看到城市巨人的日益康复。百
【责任编辑】林京
追寻中国城市的历史
■ 马正林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城和市都出现得很早，现在考古界已发现了原始社会时代的古城，距今已有5300年之久；市也出现不晚，文献记载，早在神农氏时代，已经“列廛于国，日中为市”。然而称得上城市的城则起源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奠基于秦汉，消亡于建国初期。有城墙的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而专制主义制度却根深蒂固，建城设市必须由官府来决定。因此，由社会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城市实在很少，像宋元明清时代全国著名的四大镇，即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和湖北汉口镇，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是远近闻名的大城市，但都只能以镇相称，还不能算作城市，就是由于官府设制都很晚的缘故。
城市的起源
城和市虽然出现很早，但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城只是防御工程，市只是物物交换的场所，各有各的功能，互不相干，都不能算作城市。
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仅有市而无集中的居民，或者仅有集中的居民而无市，仍然只能是单个的城或市，都不是特定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并不一定有城，但必须有市，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体，往往先筑城而后设市，城的地位和作用比市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中国城市的独有特点，不能以一般城市形成的规律来解释。
那么，中国的城市起源于什么时代呢？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周礼》就有司市，市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市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用于“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市有市门，定时交易。西周时已形成早期的城市，但城市的称呼却出现很晚。
中国城市出现于西周，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城市”一词，不难看出，城市兴起在前，概念形成在后，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城市的概念出现于战国。开始称“置社有市之邑”，也就是指城市。《韩非子·爱臣》才明确提出了城市的概念，他说：“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城市一词终于成为反映特殊地理实体的准确概念，一直延用至今。
总之，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城内或附近设市以后产生的。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交叉路口、水路码头、军事要塞，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众多定居的人口，又有市场，符合早期城市的基本条件。
城市的发展
由城到城市是一次飞跃，使城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具备了城市的基本特征，即城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不再是单纯的防御工程。城开始发挥辐射作用，使它成为某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由城到城市的飞跃就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时候，城的数量空前增多，犹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新崛起的城市数以千计。城的规模宏大，如齐临淄、鲁曲阜、魏安邑等，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就是在今天也算得上中等城市了。城市的经济职能愈来愈突出，春秋战国的城市，无不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显示出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城市的文化职能则成为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风大盛，各国的首都都是人才济济的所在。曲阜是儒学的大本营，受业孔子“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先后求学者达三千人。
城的形状多种多样，以适应城市多功能的需要。春秋战国时城郭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形式有小城和大城相连，如临淄；小城居中，大城环绕，形成回字形，如周王城、鲁曲阜；由几个小城组成，如侯马晋城、赵邯郸；内外三重城墙，如魏安邑；无内城，仅有大城，如宋商丘；东西二城相连，如燕下都。而先进的筑城技术，使城市的防御能力大大提高，奠定了中国城墙修筑的基本形式。
秦汉以后，中国省级政区不断变迁，州县政区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城市是随着州县政区设置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的。每一个朝代设县的多少，几乎就是当时城市的多少。
两千年来中国县的建置比较稳定，县城的多少变化不大，县级以上的城市也就是一两千数之谱，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相对稳定，极少变动和发展缓慢的态势。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限制工商业，用行政命令和立法手段打击迫害工商业者，势必造成城市处于停滞状态。加之筑城设市都要通过官府去办，没有州县衙门的地方就难于形成城市。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向郊区扩展已成为必然之势，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终于要与城市脱离关系。
城市的布局特点
中国的城市都是由官府设置的，其筑城设市都由许多能工巧匠事先进行过周密的规划，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各具特色。在中国历史上，大小城市以数千计，但没有哪两个城市是完全一样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都城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平面布局特点十分明显。
首先是整齐划一。《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即国都的总体布局特点。当然，中国历史上的都城未必都如此整齐，但大都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尤以邺城、长安、北京最为明显。
其次是中轴线纵贯全城。中轴线起源于人们的对称概念，以及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元明清的北京城，中轴线都伸延很长，把全城一分为二，呈左右对称布局。
第三是宫殿为主体结构。皇宫占据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序。
第四是宫殿建筑高台化。中国都城的宫殿无不修建在高台之上，除防潮外，主要是为占据制高点，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汉、唐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龙首原上，元明清的宫殿人为地建造在高台之上，都是明显的例证。
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以数千计，平面布局也别具一格。虽然不像首都那样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的，但在城市平面布局方面也有许多特点。
首先是衙署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城市中衙署是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所在地，往往占据有利地形或位于城的中部，即居高临下，又便于居中指挥。其次是城市多沿河道和交通干线扩展。中国县级以上城市都毫无例外地分布在水陆交通干线之上，而且多数在河流的沿岸，因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就沿河流或交通干线展开。第三是城市平面布局多按功能分区，有官衙区、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园林区、居民区等。居民区犹如城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均被街巷所分割。由于中国地方城市的格局受到首都布局的影响，街道多呈“十”字、“井”字或“丁”字形，为东西、南北走向。而交通干道多呈辐射式，由城区向四周放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是由城墙固定的，随着市区的扩展，通向四周的干道就以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城区就成为城市对外联系的中心。
现在，城市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平原少，经济还不发达，城市化应该有自己的道路和特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合理规划和因地制宜，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
城市之美
■ 胡伟略
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里，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的居住场所、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发生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在1900年，城市人口占全世界人口不足10%，到了2000年城市人口已是4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有所加快，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水平超过30%才进入快速发展。城市发展加快带来一些问题或弊病,但这并不能由此就看不到城市的优良传统、现代优越和超前进步。
社会文化的魅力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首先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随即，在埃及、印度河流域及中国的北方地区都出现了城市。现代“城市革命”是从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城市成为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有的哲学家说：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从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的形态，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正是地域赋予了城市文化基本的底色，形成城市文化最初的积淀。城市文化，是人类进化到城市生活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的人格化表现，是人类生活的空间化表述。它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是城市的灵魂，是文明的标志，是属于这个城市人群的完整价值体系。施本格勒说：“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
与农村、山岳、海洋相比，城市的文化是发达的。城市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流文化。现代城市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进行长期和持久的文化再造出来的。 它弘扬历史，融汇时尚，塑造特色鲜明的城市个性文化。
城市的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许多方面。从总体看，我国许多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先后公布了99座历史名城。到2000年底，我国共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27处。这些文化、自然遗产都是和城市发展相连的。
城市的文化魅力在于它的开放。在农村社会，文化是单一的和同质的，可交流性不强。每一代人都在传承上一代的东西，没有新鲜的刺激，就不会创造。而城市文化来自四面八方，传统和现代，本国和外国，精英和世俗，都在此交融流通，给人以影响、以启迪、以教育、以知识，帮助人转变观念，积累见识。这是一个人成长所必不可少的，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但是，文化要复兴和创造。20世纪30年代我国哲学家朱谦之说：“复兴中华民族，这里便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要一个民族复兴，事实上须先唤起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现代城市走向更加文明、更具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兼容并蓄、融合生长是城市文化复兴和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第二次城市化的深层动力。
现代经济的威力
工业革命打破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束缚，社会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资源等大量向城镇集聚。它根本改变了工场手工业的面貌，建立了现代工厂，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城市大发展创造了前提。
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等在内的交通运输设施和先进的运输工具，往往处于交通枢纽或交叉道上，有充足的客源、货源。城市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电讯网络和传输工具，每时每刻都在交换大量信息。城市的现代交通和工商业中心相结合，使之成为商品、物资、人才、劳务、资金、信息等的转换地，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较大的城市还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所在地。金融资本可以与工商业资本混合生长，形成大的公司或财团，经济效益更高。
城市的魅力又在于它巨大的社会效益。城市学校多，教育发达，人才辈出，与国内外科技信息交流活动频繁，城市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量大，这些都推动城市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除了推动生产和经济的增长以外，还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促进社会文明包括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进步。
城市巨大经济社会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空间聚集”效应。恩格斯说得好：“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大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产业也好,市场也好，生活也好，当地域要素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一个系统，一个良好的结构，就会产生聚集效应。这种效应是农村地域所没有的。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会给城市产业、居民和市场交易提供因地域要素聚集在一起产生的许多额外好处，帮助城市产业快速发展，改善城市居民生活，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未来生活的美好
城市的未来是光明的、美好的，依我之见，未来的城市将实现数字化、生态化和均衡化。
城市的数字化就是建设数字城市。它最早是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1998年提出的“数字地球”转变而来的。它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以及城市生产、生活中，利用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将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它能将复杂的地理、环境、人口、交通等社会环境数字化、网络化并实现可视化运行。
城市的生态化就是要建设生态城市。这是一种渐进、有序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过程。生态城市的做法在各地有不同做法，但是卫生、安全和文明是基本的。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生态系统是指地球上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有规律的均衡组合。城市建设与发展不能违反人口与生态环境规律。
城市的均衡化包括多方面内容。首先是城市分布要均衡，大中小城市、东南西北的城市、沿海内陆城市等都要尽可能地均衡分布。第二主要是城市人口要均衡分布，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要控制。只有这样，大城市才不仅可以获得空间聚集的正常利益，还能获得城市化的人口红利。
【责任编辑】蒲晖
城市之病
■ 王道勇
诊断城市
2005年4月9日，国内外许多通讯社都同时报道了一条让中国的男人们很尴尬的事情。报道说上海的男人们已经开始为上海的城市急速发展埋单：由于城市环境污染、生活节奏过快，在仁济医院捐赠精子的2000多名男子中，只有400人的精子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精子素质太差”。看完后，人们笑笑也就过去了。但有心人只要对这些报道稍一留意，就会疑团丛生：城市是我们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资源的集散地，但城市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吗？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已经是百病缠身了。不信，我们来看看下面专家们对城市病情的诊断。
城市狂妄症——盲目的城市规划与扩张。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时，一味强调的是要“做大做强”，要争做“国际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有报道说，东南沿海一个小城市目前的城市规划面积已经有200平方公里，而这个城市目前只有45万人口，按这个规划的人口容量而言，该市还要赶紧让每个人再生出4个人来，或者从外地引进数百万人到该市来生活。所以很难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划。
城市肠梗阻——交通堵塞、路网交通建设落后。10年前，当北京人为曼谷上下班高峰时，汽车的时均行速只有10～20公里而感到不可思议时，10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司机相互联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哥们儿，堵在哪儿了？”
城市肺气肿——生态环境恶化。2005年9月，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介绍，目前全世界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有10个在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在只注重对单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但在战略、政策、规划等整体决策链上处于“末端评价”。
城市心脏病——社会认同性低。就是说人们相互自认为属于同一群体的感觉很低。在中国的城市中，连同一社区的居民也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农民工和市民之间有机会交流了；在法国，2005年之所以在巴黎郊区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主要原因就在于，新移民无法融入城市，无法享受城市保障等福利，城里人不认为新来的人是自己的同类。这类城市疾病一旦发作，就会威胁城市生存和发展。
城市心理病——生活节奏快、心理紧张、空虚、抑郁症。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快餐化”了，人们的神经始终都很紧张。而生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人们又说不清。有人说，目前大城市的白领是前半生在用健康来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来换健康。
城市恐慌传染病——传染病和恐怖主义带来的心理恐慌。SARS、禽流感在都市横行，在乡村却很难传播；恐怖分子为什么选择在伦敦市中心引爆3辆地铁车厢和1辆巴士，造成56人丧生？一句话，城市人口太多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了，完全符合传染病传染所需要的空间距离，也完全符合恐怖分子所希望产生的轰动效应。
城市白发浪潮病——人口老化。2005年让德国人很不高兴，因为在年底盘点人口时，他们发现本国人口的绝对数量没有增加，反而整整少了3万人，对于只有数千万人口，而且老人越来越多的德国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而在中国，到2004年7月，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1700万市民中，年纪在65岁以上的已经有近253万人，也就是说上海的100个人里面，有15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而中国全国的城乡平均水平是7个人。对于政府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怎么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不该得的城市病
如果说人们科学地规划了城市发展目标，积极地吸取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教训，后起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本不应该再出现上述这些城市病的，或者说可以少出现这些病症的。但是可惜的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的相似。目前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病还未去除，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更有愈演愈烈、大有不超前者誓不罢休之势。
1.城市规划：未雨绸缪
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它的规划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按照它的规划来发展。一句话就是有没有未雨绸缪。城市就像是一幅图，如果不按城市规划发展，许多蹩脚的建筑师和管理者在这里划一下，在那里划一下，和谐的整体图型就会荡然无存。
2．城市社会问题：前车之鉴
人类的发展最大的悲哀恐怕莫过于刚看到别人跌了一跤，自己却仍继续选择在这条不归之路上行走。诸如汽车增多形成的城市交通堵塞、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形成的城市贫困、犯罪问题，都已经有了众多的前车之鉴。但中国、印度、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大国却还是在重蹈覆辙。
40年以前，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城市发展教训，那就是人口不应该过于集中于城市核心区，这类实例当时在发达国家已经比比皆是。例如当时纽约的城市核心曼哈顿区就已经出现空心化的趋势：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人们全都迁至数十上百公里外的郊区甚至是乡村居住，城里成为一座鬼城，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贫民的乐土。可是今天，人们还是疯狂地往北京、上海、孟买、墨西哥城这些城市的核心区聚居；许多城市还是将“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作为自己的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
80年以前，美国大城市就因为华人区、意大利人区、墨西哥人区的相对独立而饱受种族、民族和阶层相隔离相敌视之苦。而今，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级差地租式的房价却让有钱人日益向所谓的高尚社区聚集，工薪阶层向一般社区聚集，贫困人口向其他低地租地区聚集。几十年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100年以前，美国的城市就已经因为城市郊区的贫民窟过多、无法管理而头痛不已。今天的墨西哥城周围却有延绵上百公里的贫民棚户区，孟买的城市郊区的公地几乎都被失地的农民完全占据。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新疆村也像韭菜一样顽强地生存着。由于农村的贫困被整体性地移植到了城市的郊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卫生、教育、安全设置的费用由谁来出？如果出不了这些钱，这些人又怎么管理？
城市病的处方
城市病的症状是有目共睹的，要医治的呼声也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能否医好？怎么医？哪种处方较为有效？专家不同，观点也就不同。
有的经济学家坚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的观点，认为“发展是万能药”。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了，还怕会有问题吗？因此主流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如人口多了有规模效应，有乘数效应，消费水平就高了，需求就有了，经济也就发展了。至于城市问题，那是发展中附带存在的，要在发展中解决。
建筑学家关注点就具体得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要“以规划来减少城市病”。著名建筑学家吴良良等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很吸引人，他认为城市规划要走向与自然共生、走向公共大众、走向地域文化。因此，他在2020年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应该考虑环渤海圈大经济区的规划，趋向于支持“京津唐、京津保（定）三个走向”的发展趋势。于是就出现了北京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布局。 这种大城市带的发展建议现在很受欢迎，因为它避免了城市继续摊大饼式的建设扩张。于是东北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辽中南城市带、以沪宁杭和苏锡常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带、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都在制定执行相似的城市发展规划。
与经济学家和建筑学家侧重于关注城市的“物”的方面不同，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侧重于强调要关注城市的“人”的方面。他们提出要“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去年刚刚过世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极力强调要在中国发展小城镇，以避免城市中各种可能出现的病态现象，而城市管理者则要求“稳定高于一切”，要切实解决城市中的社会问题，为农民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建立养老保障，等等，其目标莫不在于让城市的问题少一点，让城市的生活更舒适一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我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只要稍一计算，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只要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规模就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提高20个百分点，城镇增加的人口就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些人口要在未来的20年内大规模地进城，我们还能指望目前的城市病会好起来吗？
读到这里，相信许多读者都会问一句：那么我国城市发展的出路何在？为此人们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应该大力发展大城市，有人说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也有人说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城市发展以什么模式来运作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城市病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人类是城市的创造者和主人。因此，这里就有一个转变城市治理理念的问题：只要城市管理者、学者和普通市民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做到把追求城市的和谐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以让城市中的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起来作为自己的内在理念，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人们一定会高兴地看到城市巨人的日益康复。百
【责任编辑】林京
追寻中国城市的历史
■ 马正林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城和市都出现得很早，现在考古界已发现了原始社会时代的古城，距今已有5300年之久；市也出现不晚，文献记载，早在神农氏时代，已经“列廛于国，日中为市”。然而称得上城市的城则起源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奠基于秦汉，消亡于建国初期。有城墙的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而专制主义制度却根深蒂固，建城设市必须由官府来决定。因此，由社会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城市实在很少，像宋元明清时代全国著名的四大镇，即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和湖北汉口镇，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是远近闻名的大城市，但都只能以镇相称，还不能算作城市，就是由于官府设制都很晚的缘故。
城市的起源
城和市虽然出现很早，但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城只是防御工程，市只是物物交换的场所，各有各的功能，互不相干，都不能算作城市。
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仅有市而无集中的居民，或者仅有集中的居民而无市，仍然只能是单个的城或市，都不是特定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并不一定有城，但必须有市，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体，往往先筑城而后设市，城的地位和作用比市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中国城市的独有特点，不能以一般城市形成的规律来解释。
那么，中国的城市起源于什么时代呢？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周礼》就有司市，市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市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用于“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市有市门，定时交易。西周时已形成早期的城市，但城市的称呼却出现很晚。
中国城市出现于西周，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城市”一词，不难看出，城市兴起在前，概念形成在后，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城市的概念出现于战国。开始称“置社有市之邑”，也就是指城市。《韩非子·爱臣》才明确提出了城市的概念，他说：“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城市一词终于成为反映特殊地理实体的准确概念，一直延用至今。
总之，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城内或附近设市以后产生的。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交叉路口、水路码头、军事要塞，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众多定居的人口，又有市场，符合早期城市的基本条件。
城市的发展
由城到城市是一次飞跃，使城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具备了城市的基本特征，即城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不再是单纯的防御工程。城开始发挥辐射作用，使它成为某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由城到城市的飞跃就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时候，城的数量空前增多，犹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新崛起的城市数以千计。城的规模宏大，如齐临淄、鲁曲阜、魏安邑等，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就是在今天也算得上中等城市了。城市的经济职能愈来愈突出，春秋战国的城市，无不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显示出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城市的文化职能则成为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风大盛，各国的首都都是人才济济的所在。曲阜是儒学的大本营，受业孔子“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先后求学者达三千人。
城的形状多种多样，以适应城市多功能的需要。春秋战国时城郭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形式有小城和大城相连，如临淄；小城居中，大城环绕，形成回字形，如周王城、鲁曲阜；由几个小城组成，如侯马晋城、赵邯郸；内外三重城墙，如魏安邑；无内城，仅有大城，如宋商丘；东西二城相连，如燕下都。而先进的筑城技术，使城市的防御能力大大提高，奠定了中国城墙修筑的基本形式。
秦汉以后，中国省级政区不断变迁，州县政区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城市是随着州县政区设置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的。每一个朝代设县的多少，几乎就是当时城市的多少。
两千年来中国县的建置比较稳定，县城的多少变化不大，县级以上的城市也就是一两千数之谱，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相对稳定，极少变动和发展缓慢的态势。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限制工商业，用行政命令和立法手段打击迫害工商业者，势必造成城市处于停滞状态。加之筑城设市都要通过官府去办，没有州县衙门的地方就难于形成城市。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向郊区扩展已成为必然之势，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终于要与城市脱离关系。
城市的布局特点
中国的城市都是由官府设置的，其筑城设市都由许多能工巧匠事先进行过周密的规划，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各具特色。在中国历史上，大小城市以数千计，但没有哪两个城市是完全一样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都城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平面布局特点十分明显。
首先是整齐划一。《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即国都的总体布局特点。当然，中国历史上的都城未必都如此整齐，但大都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尤以邺城、长安、北京最为明显。
其次是中轴线纵贯全城。中轴线起源于人们的对称概念，以及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元明清的北京城，中轴线都伸延很长，把全城一分为二，呈左右对称布局。
第三是宫殿为主体结构。皇宫占据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序。
第四是宫殿建筑高台化。中国都城的宫殿无不修建在高台之上，除防潮外，主要是为占据制高点，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汉、唐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龙首原上，元明清的宫殿人为地建造在高台之上，都是明显的例证。
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以数千计，平面布局也别具一格。虽然不像首都那样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的，但在城市平面布局方面也有许多特点。
首先是衙署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城市中衙署是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所在地，往往占据有利地形或位于城的中部，即居高临下，又便于居中指挥。其次是城市多沿河道和交通干线扩展。中国县级以上城市都毫无例外地分布在水陆交通干线之上，而且多数在河流的沿岸，因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就沿河流或交通干线展开。第三是城市平面布局多按功能分区，有官衙区、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园林区、居民区等。居民区犹如城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均被街巷所分割。由于中国地方城市的格局受到首都布局的影响，街道多呈“十”字、“井”字或“丁”字形，为东西、南北走向。而交通干道多呈辐射式，由城区向四周放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是由城墙固定的，随着市区的扩展，通向四周的干道就以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城区就成为城市对外联系的中心。
现在，城市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平原少，经济还不发达，城市化应该有自己的道路和特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合理规划和因地制宜，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