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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看见野鸭在水面上游,很淡定的样子,
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踩得不知道有多忙呢
寻访永利街像是一次负重训练。从皇后大道中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到士丹顿街。右拐,上行数百米,抵城隍街。左拐,拾级而上数十米,右首就是永利街1-12号。4月16日将在大陆上映的电影《岁月神偷》,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如果说陈德森有耐性,拍《十月围城》等了10年;罗启锐的耐性一点不输给他。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想把自己的童年故事拍下来。可惜,公司说,你刚从美国回来,谁也不认识你,怕是不行。只好改拍成家班的故事,因为“当时他们很红很红”。这部名叫《七小福》的电影于1988年上映,为他和张婉婷赢下了第25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0多年后,因为这段渊源,成龙回乡省亲时邀请张婉婷随行拍摄关于自己身世的纪录片《龙的深处——失落的拼图》(因成龙家人有所顾忌,该片未在内地和香港上映)。
别人的故事拍得再好,自己的心愿毕竟难了。20年后,罗启锐和张婉婷一起向公司递上了剧本,一个写了哥哥的故事,一个写了妈妈的故事。公司选择先拍罗启锐哥哥的故事,成全了他这部《岁月神偷》。
故事说的是1960年代的香港,永利街上开着一家罗记皮鞋。当年清朝出生的奶奶来到这条街,决意让两个儿子一个开理发店一个开皮鞋店,包办街坊的一头一脚。皮鞋店主罗先生沉默寡言,只顾用心做鞋。妻子罗太太能言善辩,三言两语就把“镇店之宝”卖出去,人称“侠盗罗太太”。
此时,罗先生也已有了两个儿子。老大罗进一在英文学校念书,成绩优异,还是两届校际跨栏赛的个人冠军;老二罗进二功课却“差差差”,总是被老师罚,要用鼻子顶着黑板来读秒。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经常来“敲竹杠”,孝敬得迟了些,政府就要“帮你搬家”;激进分子受大陆“文革”影响,到处制造事端想要“解放”香港。维持鞋店要四下打点,中秋节罗太太买8盒月饼,自家却只剩下两个。生活不易,罗先生深沉地说,“鞋”字半边难;罗太太却要坚持,“鞋”字半边佳。
不久香港遭遇时速170公里的台风。一家人虽奋力保护家业,却还是要面对一地破败的惨况。罗进一在这场风暴中倒下,被送去医院后查出了血癌。
罗太太念叨,“一步难,一步佳”,“做人总要信”。她和罗先生只要看到儿子稍微好转就特别高兴。而罗进二在哥哥得病后总算懂事起来。
罗进一终于不治。罗进二想起奶奶的话,把自己的宝贝都扔进了海里,希望能够“填满苦海”,和哥哥见面。他这才发现,在自己偷这些小东西的时候,自己最爱的人却被偷走了。
之后罗先生去世,弟弟考进哥哥的学校,渐渐懂事。他和妈妈去扫墓,看到天际映出彩虹。
周润发把老爷车卖给了我
罗启锐和张婉婷是香港电影界有名的黄金搭档(张婉婷纠正记者的误称:“我们不是夫妻档,只是搭档”)。两人都在香港长大,都在港大念书,之后都在香港电台工作,但真正熟识却是在美国。在纽约大学电影系他们是同班同学。班上只有3个华人,另一个来自台湾(前几届也有台湾人,其中一个叫李安),自然亲近起来,觉得一起创作有激情。
1985年,3人合作拍摄毕业作品《非法移民》,讲述没“身份”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唐人街的生存故事。他们经费很少,就找到了邵氏公司。邵氏给了他们100万港币。这部小本经营的影片,台前幕后都是他们的同学和朋友,最后卖了500万港币,张婉婷更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罗启锐编剧、张婉婷导演的黄金组合就此奠定。而那位台湾同学,回去之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后来拿拍广告赚的钱投资了一部电影“还愿”。
此时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因为《非法移民》名利双收,两人得到机会继续拍片。1987年、1989年分别推出了《秋天的童话》和《八两金》,与《非法移民》并称“移民三部曲”。
《秋天的童话》由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当时,周润发因为绯闻影响了公众形象,被认为是“票房毒药”。但张婉婷觉得他戏路很宽广,既可以演流氓也可以演绅士,身上又有浪漫气息(《秋天的童话》后来是在美国拍的,剧组的美国女孩都很迷他),最适合主演《秋天的童话》。
周润发就邀请她去看已经拍完尚未公映的《英雄本色》。看完片子张婉婷用力鼓掌,说他一定能火起来。周润发笑言她是在安慰他。之后,《英雄本色》公映,他果然火了,档期排得非常满,却还是如约出演了《秋天的童话》。最终,这部电影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
因为这段缘分,他们成了好友。周润发去美国发展前,把自己的老爷车卖给了张婉婷。他很疼他的车,说,“要是你不要了,不要卖给别人,一定卖回给我。”后来《玻璃之城》里黎明开的,就是这辆很老旧的奔驰车。
当时不少人鼓动他们拍《秋天的童话》续集,说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却静下心,选了沉重的历史题材——宋氏三姐妹。片子从1992年开始筹备,4年后才拍完,光资金就筹备了一年,因为投资者都觉得这个题材太冒险。
为了让影片通过审查、顺利上映,下着大雪的寒冬里,张婉婷每天不停剪辑修改,一直剪到能通过为止。这份韧性,罗启锐也深感叹服。
1998年的《玻璃之城》、2001年的《北京乐与路》后,2005年,两人做了一台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多媒体音乐剧《电影之歌》。编剧罗启锐、音乐李宗盛、美术叶锦添,这样的班底,可以想见张婉婷需要怎样的掌控力。她说作为导演,她是最清楚全剧方向的人,要统筹全局整合各种意见。有时他们会去李宗盛的工作室开会。那里专门有一个现场烤面包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在阳台上谈工作,同时也不耽误喝咖啡、吃蛋糕、听音乐。
没能力的神重新上路
罗启锐和张婉婷的性情基本上是对立而互补的。两人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着眼框架,一个沉迷细节。通常他们一起构思故事,再由罗启锐把场景、对白、细节等丰富起来;罗启锐习惯“三思而后行”,拍电影前要考虑诸多问题;而张婉婷是实践派,一边思考一边付诸行动。
罗启锐曾鼓励张婉婷试着和别的编剧合作,碰撞出另一种火花。但张婉婷往往在和别人开了一两次会后,还是回来找他。
相比编剧,罗启锐其实更喜欢导演。但他常常考虑得太多,以至于无法开始拍摄。他觉得导演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有点像神。可惜创造的东西往往不如设想中的完美,有时还眼睁睁看着创造物脱离自己的控制,成为矛盾混乱的东西。结果成了没能力的神。
刚拍完《七小福》时,剧组的人兴奋地开香槟庆祝,他却坐在摄影棚外独自落寞,觉得很多东西没拍好。他坐的地方正对着一个表示调头的路标,仿佛在暗示着他。他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去,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镜头要拍?但背后人群兴奋的声音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虽喜欢做导演,至今却只拍过两三部电影。10多年里,他推掉了几十部片子的导演邀约,因为总是对剧本不满意。最近才想通——世界上大概没有完美剧本这回事,以后有八成喜欢就拍吧。最近正在筹备的一部电影是自己写的剧本,讲述100多年前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
有朋友赞叹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罗启锐却笑着说:“有时候我们看见野鸭在水面上游,很淡定的样子,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踩得不知道有多忙呢。”
“宽鞋紧袜”和“拉衫尾”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罗先生是编剧和导演,张小姐是监制,编导的工作好理解,监制主要是做什么?
张婉婷:其实就是做平常的工作。这是他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当导演,我基本上是在现场帮忙,指导小朋友的戏。你不能让小朋友觉得自己是在演戏,而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进了这个家庭,然后真的发生了那些事。钟绍图他只有7岁,识字不多,所以我们连剧本也没有给他看,以免他回到家,他爸爸妈妈教他演戏。都是现场给他一个情境,比如今天你就去天台学校上课吧,他就真的以为是上课,就跟小朋友玩啊、唱歌什么的。
罗启锐:他这个年纪很相信人家说的话。跟他说“你妈不要你了”,他每次都会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真的,她永远不回来了。”他就哭了。
张婉婷:很奇怪,他每次都信。(笑)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比较文艺,为什么要用“岁月神偷”这个不怎么文艺的名字?说岁月是最大的神偷,它偷走了什么呢?
罗启锐:我一直比较喜欢“岁月神偷”这个名字,序幕时就打出了“在幻变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整个时代,都被它偷走了,它偷的力量比每个人都大。电影中的小孩子偷鸡摸狗,“夜光杯”、英国国旗、齐天大圣(塑像)……他没想到偷这些小东西时,他最爱的人却已经被偷走了。
人物周刊:电影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场景,比如说吴君如卖那3双镇店之宝,这些场景都是罗先生构思的吗?
罗启锐:那时我就常常看到老妈这样子卖鞋,什么“宽鞋紧袜”都是我听她说的。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很多都是那时候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写喜剧相对比较少,奇怪的是,写起来好像很容易。我坐下来想一些觉得很好笑的情节,自己笑一回然后就写下来。我平常比较喜欢留意人家干些什么事情,觉得还好笑就记下来。
人物周刊:包括5个大人带8个小孩去看电影也是真的?
罗启锐:都是真的。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个词叫“拉衫尾”,拉衣服的尾巴,意思就是跟着人家占点小便宜。比方说我来舞会“拉衫尾”,就是只邀请了他没邀请我,我跟着他来。那时候很流行的。有时一个大人看戏带两个小孩进去。或者小孩子想进去看戏,偷偷跟在一个人后面,很轻很轻地拉住他的衫尾,那人没注意到,然后看门的以为是那人的孩子,就这样进去。
张婉婷:从前这是允许的,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但电影里非常过分,5个大人带了8个小孩,而且16岁的孩子说是13岁,比较夸张。
任达华用两个星期学做鞋
人物周刊:《岁月神偷》里有几句话给人印象很深,比如任达华说“鞋字半边难”,吴君如说“鞋字半边佳”。还有任达华说,“做人最重要是保重个顶。”这个顶是什么?
罗启锐:就是安身之所。我有一个顶,我就不怕了,就能往下走。没有一个顶,下雨啊、刮风啊,他都没有安全感的。那时我老爸常常说有个顶最重要。
张婉婷:香港人蛮重视那个顶的。有一个家、有一所房子,就有安全感,就好像一切都可以解决。
人物周刊:电影里吴君如在很艰难的时候也还是说“做人总要信”。这可能代表某种香港精神,就是人要有信心。但特别强调精神,也就说明客观上很难,是鼓励自己。
罗启锐:那时候香港刚开始发展,有很多贪污和不公平的事情,市民整体上很穷,如果你信心不够,会觉得很难受。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就这样走下去。”否则没有勇气对抗那个社会。
人物周刊:谷德昭演了个做旗袍的上海人。为什么香港电影里经常出现上海人,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都有?
张婉婷:那个年代很多上海人在香港。1949年的时候,很多有钱人从大陆跑到香港,其中很多是上海人。上海人比较有钱,也比较有技术,比如做裁缝之类的。我那个时候住在北角,北角叫“小上海”,有很多上海人。
罗启锐:有几个行业很多上海人。电影最厉害,比如邹文怀(1949年来到香港,1957年加盟邵氏电影公司,1970年与人合作创办嘉禾电影公司,挖掘了李小龙、许冠文、成龙、洪金宝等影星。)裁缝也是,剪头发也是,很多上海的老师傅很厉害,还有很多上海厨师。
人物周刊:这次任达华演的角色和以往的形象差异很大。
张婉婷:任达华演戏特别专业。他真的用了两个星期跟老师学做鞋。补鞋的时候,他的手势是很准确的,电影里面划皮的动作之类都是他自己弄的。
罗启锐:那时我老爸偶尔也会出错,他一出错就很生气,因为一整块皮就报销了。
“我跟姜文说,你就是我戏里的马龙
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踩得不知道有多忙呢
寻访永利街像是一次负重训练。从皇后大道中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到士丹顿街。右拐,上行数百米,抵城隍街。左拐,拾级而上数十米,右首就是永利街1-12号。4月16日将在大陆上映的电影《岁月神偷》,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如果说陈德森有耐性,拍《十月围城》等了10年;罗启锐的耐性一点不输给他。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想把自己的童年故事拍下来。可惜,公司说,你刚从美国回来,谁也不认识你,怕是不行。只好改拍成家班的故事,因为“当时他们很红很红”。这部名叫《七小福》的电影于1988年上映,为他和张婉婷赢下了第25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0多年后,因为这段渊源,成龙回乡省亲时邀请张婉婷随行拍摄关于自己身世的纪录片《龙的深处——失落的拼图》(因成龙家人有所顾忌,该片未在内地和香港上映)。
别人的故事拍得再好,自己的心愿毕竟难了。20年后,罗启锐和张婉婷一起向公司递上了剧本,一个写了哥哥的故事,一个写了妈妈的故事。公司选择先拍罗启锐哥哥的故事,成全了他这部《岁月神偷》。
故事说的是1960年代的香港,永利街上开着一家罗记皮鞋。当年清朝出生的奶奶来到这条街,决意让两个儿子一个开理发店一个开皮鞋店,包办街坊的一头一脚。皮鞋店主罗先生沉默寡言,只顾用心做鞋。妻子罗太太能言善辩,三言两语就把“镇店之宝”卖出去,人称“侠盗罗太太”。
此时,罗先生也已有了两个儿子。老大罗进一在英文学校念书,成绩优异,还是两届校际跨栏赛的个人冠军;老二罗进二功课却“差差差”,总是被老师罚,要用鼻子顶着黑板来读秒。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经常来“敲竹杠”,孝敬得迟了些,政府就要“帮你搬家”;激进分子受大陆“文革”影响,到处制造事端想要“解放”香港。维持鞋店要四下打点,中秋节罗太太买8盒月饼,自家却只剩下两个。生活不易,罗先生深沉地说,“鞋”字半边难;罗太太却要坚持,“鞋”字半边佳。
不久香港遭遇时速170公里的台风。一家人虽奋力保护家业,却还是要面对一地破败的惨况。罗进一在这场风暴中倒下,被送去医院后查出了血癌。
罗太太念叨,“一步难,一步佳”,“做人总要信”。她和罗先生只要看到儿子稍微好转就特别高兴。而罗进二在哥哥得病后总算懂事起来。
罗进一终于不治。罗进二想起奶奶的话,把自己的宝贝都扔进了海里,希望能够“填满苦海”,和哥哥见面。他这才发现,在自己偷这些小东西的时候,自己最爱的人却被偷走了。
之后罗先生去世,弟弟考进哥哥的学校,渐渐懂事。他和妈妈去扫墓,看到天际映出彩虹。
周润发把老爷车卖给了我
罗启锐和张婉婷是香港电影界有名的黄金搭档(张婉婷纠正记者的误称:“我们不是夫妻档,只是搭档”)。两人都在香港长大,都在港大念书,之后都在香港电台工作,但真正熟识却是在美国。在纽约大学电影系他们是同班同学。班上只有3个华人,另一个来自台湾(前几届也有台湾人,其中一个叫李安),自然亲近起来,觉得一起创作有激情。
1985年,3人合作拍摄毕业作品《非法移民》,讲述没“身份”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唐人街的生存故事。他们经费很少,就找到了邵氏公司。邵氏给了他们100万港币。这部小本经营的影片,台前幕后都是他们的同学和朋友,最后卖了500万港币,张婉婷更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罗启锐编剧、张婉婷导演的黄金组合就此奠定。而那位台湾同学,回去之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后来拿拍广告赚的钱投资了一部电影“还愿”。
此时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因为《非法移民》名利双收,两人得到机会继续拍片。1987年、1989年分别推出了《秋天的童话》和《八两金》,与《非法移民》并称“移民三部曲”。
《秋天的童话》由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当时,周润发因为绯闻影响了公众形象,被认为是“票房毒药”。但张婉婷觉得他戏路很宽广,既可以演流氓也可以演绅士,身上又有浪漫气息(《秋天的童话》后来是在美国拍的,剧组的美国女孩都很迷他),最适合主演《秋天的童话》。
周润发就邀请她去看已经拍完尚未公映的《英雄本色》。看完片子张婉婷用力鼓掌,说他一定能火起来。周润发笑言她是在安慰他。之后,《英雄本色》公映,他果然火了,档期排得非常满,却还是如约出演了《秋天的童话》。最终,这部电影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
因为这段缘分,他们成了好友。周润发去美国发展前,把自己的老爷车卖给了张婉婷。他很疼他的车,说,“要是你不要了,不要卖给别人,一定卖回给我。”后来《玻璃之城》里黎明开的,就是这辆很老旧的奔驰车。
当时不少人鼓动他们拍《秋天的童话》续集,说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却静下心,选了沉重的历史题材——宋氏三姐妹。片子从1992年开始筹备,4年后才拍完,光资金就筹备了一年,因为投资者都觉得这个题材太冒险。
为了让影片通过审查、顺利上映,下着大雪的寒冬里,张婉婷每天不停剪辑修改,一直剪到能通过为止。这份韧性,罗启锐也深感叹服。
1998年的《玻璃之城》、2001年的《北京乐与路》后,2005年,两人做了一台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多媒体音乐剧《电影之歌》。编剧罗启锐、音乐李宗盛、美术叶锦添,这样的班底,可以想见张婉婷需要怎样的掌控力。她说作为导演,她是最清楚全剧方向的人,要统筹全局整合各种意见。有时他们会去李宗盛的工作室开会。那里专门有一个现场烤面包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在阳台上谈工作,同时也不耽误喝咖啡、吃蛋糕、听音乐。
没能力的神重新上路
罗启锐和张婉婷的性情基本上是对立而互补的。两人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着眼框架,一个沉迷细节。通常他们一起构思故事,再由罗启锐把场景、对白、细节等丰富起来;罗启锐习惯“三思而后行”,拍电影前要考虑诸多问题;而张婉婷是实践派,一边思考一边付诸行动。
罗启锐曾鼓励张婉婷试着和别的编剧合作,碰撞出另一种火花。但张婉婷往往在和别人开了一两次会后,还是回来找他。
相比编剧,罗启锐其实更喜欢导演。但他常常考虑得太多,以至于无法开始拍摄。他觉得导演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有点像神。可惜创造的东西往往不如设想中的完美,有时还眼睁睁看着创造物脱离自己的控制,成为矛盾混乱的东西。结果成了没能力的神。
刚拍完《七小福》时,剧组的人兴奋地开香槟庆祝,他却坐在摄影棚外独自落寞,觉得很多东西没拍好。他坐的地方正对着一个表示调头的路标,仿佛在暗示着他。他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去,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镜头要拍?但背后人群兴奋的声音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虽喜欢做导演,至今却只拍过两三部电影。10多年里,他推掉了几十部片子的导演邀约,因为总是对剧本不满意。最近才想通——世界上大概没有完美剧本这回事,以后有八成喜欢就拍吧。最近正在筹备的一部电影是自己写的剧本,讲述100多年前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
有朋友赞叹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罗启锐却笑着说:“有时候我们看见野鸭在水面上游,很淡定的样子,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踩得不知道有多忙呢。”
“宽鞋紧袜”和“拉衫尾”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罗先生是编剧和导演,张小姐是监制,编导的工作好理解,监制主要是做什么?
张婉婷:其实就是做平常的工作。这是他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当导演,我基本上是在现场帮忙,指导小朋友的戏。你不能让小朋友觉得自己是在演戏,而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进了这个家庭,然后真的发生了那些事。钟绍图他只有7岁,识字不多,所以我们连剧本也没有给他看,以免他回到家,他爸爸妈妈教他演戏。都是现场给他一个情境,比如今天你就去天台学校上课吧,他就真的以为是上课,就跟小朋友玩啊、唱歌什么的。
罗启锐:他这个年纪很相信人家说的话。跟他说“你妈不要你了”,他每次都会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真的,她永远不回来了。”他就哭了。
张婉婷:很奇怪,他每次都信。(笑)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比较文艺,为什么要用“岁月神偷”这个不怎么文艺的名字?说岁月是最大的神偷,它偷走了什么呢?
罗启锐:我一直比较喜欢“岁月神偷”这个名字,序幕时就打出了“在幻变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整个时代,都被它偷走了,它偷的力量比每个人都大。电影中的小孩子偷鸡摸狗,“夜光杯”、英国国旗、齐天大圣(塑像)……他没想到偷这些小东西时,他最爱的人却已经被偷走了。
人物周刊:电影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场景,比如说吴君如卖那3双镇店之宝,这些场景都是罗先生构思的吗?
罗启锐:那时我就常常看到老妈这样子卖鞋,什么“宽鞋紧袜”都是我听她说的。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很多都是那时候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写喜剧相对比较少,奇怪的是,写起来好像很容易。我坐下来想一些觉得很好笑的情节,自己笑一回然后就写下来。我平常比较喜欢留意人家干些什么事情,觉得还好笑就记下来。
人物周刊:包括5个大人带8个小孩去看电影也是真的?
罗启锐:都是真的。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个词叫“拉衫尾”,拉衣服的尾巴,意思就是跟着人家占点小便宜。比方说我来舞会“拉衫尾”,就是只邀请了他没邀请我,我跟着他来。那时候很流行的。有时一个大人看戏带两个小孩进去。或者小孩子想进去看戏,偷偷跟在一个人后面,很轻很轻地拉住他的衫尾,那人没注意到,然后看门的以为是那人的孩子,就这样进去。
张婉婷:从前这是允许的,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但电影里非常过分,5个大人带了8个小孩,而且16岁的孩子说是13岁,比较夸张。
任达华用两个星期学做鞋
人物周刊:《岁月神偷》里有几句话给人印象很深,比如任达华说“鞋字半边难”,吴君如说“鞋字半边佳”。还有任达华说,“做人最重要是保重个顶。”这个顶是什么?
罗启锐:就是安身之所。我有一个顶,我就不怕了,就能往下走。没有一个顶,下雨啊、刮风啊,他都没有安全感的。那时我老爸常常说有个顶最重要。
张婉婷:香港人蛮重视那个顶的。有一个家、有一所房子,就有安全感,就好像一切都可以解决。
人物周刊:电影里吴君如在很艰难的时候也还是说“做人总要信”。这可能代表某种香港精神,就是人要有信心。但特别强调精神,也就说明客观上很难,是鼓励自己。
罗启锐:那时候香港刚开始发展,有很多贪污和不公平的事情,市民整体上很穷,如果你信心不够,会觉得很难受。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就这样走下去。”否则没有勇气对抗那个社会。
人物周刊:谷德昭演了个做旗袍的上海人。为什么香港电影里经常出现上海人,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都有?
张婉婷:那个年代很多上海人在香港。1949年的时候,很多有钱人从大陆跑到香港,其中很多是上海人。上海人比较有钱,也比较有技术,比如做裁缝之类的。我那个时候住在北角,北角叫“小上海”,有很多上海人。
罗启锐:有几个行业很多上海人。电影最厉害,比如邹文怀(1949年来到香港,1957年加盟邵氏电影公司,1970年与人合作创办嘉禾电影公司,挖掘了李小龙、许冠文、成龙、洪金宝等影星。)裁缝也是,剪头发也是,很多上海的老师傅很厉害,还有很多上海厨师。
人物周刊:这次任达华演的角色和以往的形象差异很大。
张婉婷:任达华演戏特别专业。他真的用了两个星期跟老师学做鞋。补鞋的时候,他的手势是很准确的,电影里面划皮的动作之类都是他自己弄的。
罗启锐:那时我老爸偶尔也会出错,他一出错就很生气,因为一整块皮就报销了。
“我跟姜文说,你就是我戏里的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