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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本是笔者观看电影《建党伟业》后敬题陈仲甫、胡适之两位先生的诗句，一口气读完龚刚的新著《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以下简称新著），对书中论及，也是笔者钦佩和热爱的一些20世纪的“风华”书生，不禁又想起这句诗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20世纪的中国可谓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的“书生”“文人”在遭逢各种痛苦的同时，不懈漫漫求索，各自承受了丝毫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乱世、“盛世”、衰世知识分子的担当。新世纪虽已开场10多年，上一个百年的沙石尘埃暂未落地，定谳或为时过早，但后人可能再无法如我们这样对刚刚过去的百年有如此之深的切肤之“亲”；如今的“备忘”，实也是反思。
陈寅恪是20世纪最可人的书生之一，一般读书人对他的生平都是耳熟能详的。新著中《陈寅恪三题》一文写道：“陈寅恪晩年以明末清初名妓、艳名与气节并辉的柳如是为一生学术之发力点与寄托，实为个人性情、趣味与学术能量之顽强而富有生命力之大爆发，足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陈老身处不夷不惠之境，其身世哀感与文化悲感缠绕一处而中心郁结”，“其所寄托处，实为固有文明反照之余晖。”这与陈先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数句正好印证，与《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句所表达的也是一个意思。另外，《陈寅恪三题》一文还对陈先生以考证杨玉环非以处子之身入宫这样的“微事”来证“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这一“公案”予以平议，不认同钱钟书、何祚麻等人不以陈先生考证此事为必要的观点，而认为“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小见大，让后人从杨贵妃的体重、是否处子入宫等貌似八卦香艳的问题，看到历史的本质和真相”，“可以看到华胡混血所带来的贞洁观念上的转变等”，可谓能得陈先生这一论题的管键，允为知音。
尽管新著在上述问题上不同意钱钟书的观点，但这只是就事论事，并不妨碍作者对钱先生的尊敬，实际上，作者硏究钱先生的生平、著作有年，是者是之，不是者则不苟同，才是学者所应有的胸襟气度。新著中有两篇文字专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其中《“围城”情境与人生八苦》在论及《围城》所隐示的人生终极的悲哀时写道：“这一段心理独白通过把一个人的多种往事假想成、分解成‘许多’自己的消亡，写尽了人生之旅途中的幻灭与荒诞，失落与无奈，让人读来欲哭。”笔者也是《围城》的万千爱好者之一，也曾读过很多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对《围城》的评述，有些学者认为《围城》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讽刺太过刻薄，有些学者认为小说的腔调过于油滑，有的只关注包括方鸿渐、孙柔嘉二人婚姻在内的一个个“围城”，而忽略了这部小说里巨大的终极的悲哀和无奈，这种悲哀和无奈实是一种悲悯之情，悲天，而悯人。这种看透人世间一切的悲凉或许也可从钱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默存”数十年相印证，他“周身都是冷的”，甚至“冷”到晩年在社科院连学生都不招一个。新著此文颇具慧眼，直窥钱钟书的内心，行文之中更丝毫不掩饰一种诗人的哀乐纵情。实际上，作者既是小说家，也是诗人，小说、新诗、旧体诗词都是其擅长，所以才能在解读前人著作时如此探骊得珠，随文哀乐而不旁顾。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每读郁达夫诗，未尝不怜其命运多舛，恨其行事多乖，然而，他无疑也是20世纪可人的“书生”之一，尽管我们怜赏其人其文的情感实很复杂。新著中《郁达夫的秋兴》一文详细解读了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在简述郁达夫生平主张和其文学的一般特点后，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古往今来，写秋的文字甚多，唐李干卿《听秋虫赋》，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精到、隽永，皆是咏秋名篇。秋之为物，如郁达夫所言，‘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佳人伤春，志士悲秋，确实是自宋玉以来文人墨客的笔底最喜纵情抒发的感慨。世间万物皆在变，唯有四时消息永恒，草木再春，而人不能常葆镜里朱颜、鬓上青丝，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郁达夫的秋兴》写道：“郁达夫写秋，不是静物画般地描摹物象，而是写出了时序之感，写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成熟风致，这是他的时间意识。”确实，郁达夫深谙古典文学，旧体诗词造诣极高，其经历和抱负也颇引古人为同调，他写秋兴，自然不同于一般白话文作家写出的秋天：“写取秋山图一幅，细题年月纪征东。”“芦花瑟瑟雁来时，秋尽天涯鬓有丝。”“故国音书到渐稀，料因烽火暗边圻。画中大有沧桑感，南雁西风获正肥。”这些也正好与《故都的秋》对读，也是《郁达夫的秋兴》一文中所揭示的：“他在文中开拓了双重时空，一重是‘南国的秋’；一重是‘北国的秋’。”日本固然是郁达夫的异国他乡，而故都北平也只能算他为一介客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位漂泊一生、哀乐一生、毁誉一生的才子，却终未能藏在万人之中，莫名其妙地死在苏门答腊。他的七律《杂感八首（之一）》直如诗谶：“俊逸灵奇宰相才，卞和抱璞古今哀。士生乱世空弹铗，客到新亭漫举杯。一死拼题鹦鹉赋，百年几上凤凰台。问他白玉楼成未，欲向天公泣诉来。”
“当代华人社会，以诗自鸣者如恒河沙数，其中亦不乏名家好手，但令我钦服而念念难忘者，惟海子一人。”百年新诗史中，海子的诗无疑是黄金钻石一样的存在，所以新著中《海子，或以梦为马》一文的这句开篇语，笔者也是极赞同的。海子是安徽怀宁高河人，笔者的祖籍也是高河，所以每读他的诗，总有一种格外的亲切。一般的文学史或者文学作品选，都喜欢选海子的那首《亚洲铜》，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大概这首诗可以和“黄土地”“黄皮肤”扯上关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出了诗人灵魂和人生现实的痛苦挣扎，美好的彼岸总是遥不可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明天却永远无法接近，明天永远是明天，春暖花开只在怀宁高河的山溪村水，面朝大海，只是诗人悲剧灵魂的谶言。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诗之一，“万人都将此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每读此诗，我也一样不能自已，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海子的这首诗，道破了诗性精神与世俗世界的本质对立，道破了诗人的悲怆命运，道破了诗人对民族文化和五千年历史的洞察与挚爱，深情而深邃，纯真而执著，他的诗性语言与诗性想象也充分显示出一个天才诗人的造诣。诗，就是他的精神祖国，魂梦相牵，生死相许！每一次默诵着这首诗，我都会有一种不断强化的热爱与感动。‘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没有别的诗句能够以诗性精神本身一再震撼我的灵魂，让我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欣喜和颤栗。”——慷慨淋漓的文字，说尽了我的感受。
《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一书所论及的林语堂、穆旦、沈从文、张爱玲、金庸、王小波、余华等人也都是我尊敬而热爱的作家。写到王小波时，新著开篇即写道：“王小波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无智、无趣、无性的生活是不值一过的。”而将论王小波思想的文字作为第一篇，昭示作者文字喜好的同时，也暗示了作者推崇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也是引王小波“我早已超越了老鼠，不再向往货仓”为同调之意。写到余华时，新著中也是开篇明义：“在鲁迅那一代作家之后，浙江的文坛似乎有些后继无人。余华的出现算是打破了这种沉寂。”将余华推为鲁迅一代浙江作家后的唯一的人，立论可谓有胆有识；而题目作《“朴素”的余华》，“朴素”二字正揭示了余华文字貌似冷刻而至于冷漠下伟大而素朴的悲悯，玩弄花招的文字终敌不过这“亢龙有悔”的一掌，因为返璞归真、直指人心才是文学的真正归依。
新著论及的，还有莫言、苏童、残雪、杨炼等先锋派小说家、诗人；近于正统的王蒙、王安忆；有独特个性的张承志、王朔、李敖；还有“大侠”金庸和学者杨绛；等等。另有述及洛夫、李欧梵以及和澳门有关的许地山、郑观应等的文字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枚举。新著涉及面广博如许，合而观之，中心则能殊途同归，正如作者自己所写：“斜阳草树，往事并不如烟。对爱与自由的渴求，对美好价值的追寻，对文人情趣的讲求，对人生荒诞性的探究，对现代都市体验的好奇与沉迷，对人性恶及伪善世风的拷问与反讽，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忧思，对个人精神归宿的求索与焦虑，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内在精神的不同侧面，幻化出百态千姿，奕奕风华。”——这些百年来的灼灼光华，不应止于备忘，而更应永存以反思观照，爰鉴已往，以追来者。
陈寅恪是20世纪最可人的书生之一，一般读书人对他的生平都是耳熟能详的。新著中《陈寅恪三题》一文写道：“陈寅恪晩年以明末清初名妓、艳名与气节并辉的柳如是为一生学术之发力点与寄托，实为个人性情、趣味与学术能量之顽强而富有生命力之大爆发，足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陈老身处不夷不惠之境，其身世哀感与文化悲感缠绕一处而中心郁结”，“其所寄托处，实为固有文明反照之余晖。”这与陈先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数句正好印证，与《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句所表达的也是一个意思。另外，《陈寅恪三题》一文还对陈先生以考证杨玉环非以处子之身入宫这样的“微事”来证“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这一“公案”予以平议，不认同钱钟书、何祚麻等人不以陈先生考证此事为必要的观点，而认为“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小见大，让后人从杨贵妃的体重、是否处子入宫等貌似八卦香艳的问题，看到历史的本质和真相”，“可以看到华胡混血所带来的贞洁观念上的转变等”，可谓能得陈先生这一论题的管键，允为知音。
尽管新著在上述问题上不同意钱钟书的观点，但这只是就事论事，并不妨碍作者对钱先生的尊敬，实际上，作者硏究钱先生的生平、著作有年，是者是之，不是者则不苟同，才是学者所应有的胸襟气度。新著中有两篇文字专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其中《“围城”情境与人生八苦》在论及《围城》所隐示的人生终极的悲哀时写道：“这一段心理独白通过把一个人的多种往事假想成、分解成‘许多’自己的消亡，写尽了人生之旅途中的幻灭与荒诞，失落与无奈，让人读来欲哭。”笔者也是《围城》的万千爱好者之一，也曾读过很多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对《围城》的评述，有些学者认为《围城》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讽刺太过刻薄，有些学者认为小说的腔调过于油滑，有的只关注包括方鸿渐、孙柔嘉二人婚姻在内的一个个“围城”，而忽略了这部小说里巨大的终极的悲哀和无奈，这种悲哀和无奈实是一种悲悯之情，悲天，而悯人。这种看透人世间一切的悲凉或许也可从钱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默存”数十年相印证，他“周身都是冷的”，甚至“冷”到晩年在社科院连学生都不招一个。新著此文颇具慧眼，直窥钱钟书的内心，行文之中更丝毫不掩饰一种诗人的哀乐纵情。实际上，作者既是小说家，也是诗人，小说、新诗、旧体诗词都是其擅长，所以才能在解读前人著作时如此探骊得珠，随文哀乐而不旁顾。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每读郁达夫诗，未尝不怜其命运多舛，恨其行事多乖，然而，他无疑也是20世纪可人的“书生”之一，尽管我们怜赏其人其文的情感实很复杂。新著中《郁达夫的秋兴》一文详细解读了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在简述郁达夫生平主张和其文学的一般特点后，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古往今来，写秋的文字甚多，唐李干卿《听秋虫赋》，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精到、隽永，皆是咏秋名篇。秋之为物，如郁达夫所言，‘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佳人伤春，志士悲秋，确实是自宋玉以来文人墨客的笔底最喜纵情抒发的感慨。世间万物皆在变，唯有四时消息永恒，草木再春，而人不能常葆镜里朱颜、鬓上青丝，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郁达夫的秋兴》写道：“郁达夫写秋，不是静物画般地描摹物象，而是写出了时序之感，写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成熟风致，这是他的时间意识。”确实，郁达夫深谙古典文学，旧体诗词造诣极高，其经历和抱负也颇引古人为同调，他写秋兴，自然不同于一般白话文作家写出的秋天：“写取秋山图一幅，细题年月纪征东。”“芦花瑟瑟雁来时，秋尽天涯鬓有丝。”“故国音书到渐稀，料因烽火暗边圻。画中大有沧桑感，南雁西风获正肥。”这些也正好与《故都的秋》对读，也是《郁达夫的秋兴》一文中所揭示的：“他在文中开拓了双重时空，一重是‘南国的秋’；一重是‘北国的秋’。”日本固然是郁达夫的异国他乡，而故都北平也只能算他为一介客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位漂泊一生、哀乐一生、毁誉一生的才子，却终未能藏在万人之中，莫名其妙地死在苏门答腊。他的七律《杂感八首（之一）》直如诗谶：“俊逸灵奇宰相才，卞和抱璞古今哀。士生乱世空弹铗，客到新亭漫举杯。一死拼题鹦鹉赋，百年几上凤凰台。问他白玉楼成未，欲向天公泣诉来。”
“当代华人社会，以诗自鸣者如恒河沙数，其中亦不乏名家好手，但令我钦服而念念难忘者，惟海子一人。”百年新诗史中，海子的诗无疑是黄金钻石一样的存在，所以新著中《海子，或以梦为马》一文的这句开篇语，笔者也是极赞同的。海子是安徽怀宁高河人，笔者的祖籍也是高河，所以每读他的诗，总有一种格外的亲切。一般的文学史或者文学作品选，都喜欢选海子的那首《亚洲铜》，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大概这首诗可以和“黄土地”“黄皮肤”扯上关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出了诗人灵魂和人生现实的痛苦挣扎，美好的彼岸总是遥不可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明天却永远无法接近，明天永远是明天，春暖花开只在怀宁高河的山溪村水，面朝大海，只是诗人悲剧灵魂的谶言。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诗之一，“万人都将此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每读此诗，我也一样不能自已，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海子的这首诗，道破了诗性精神与世俗世界的本质对立，道破了诗人的悲怆命运，道破了诗人对民族文化和五千年历史的洞察与挚爱，深情而深邃，纯真而执著，他的诗性语言与诗性想象也充分显示出一个天才诗人的造诣。诗，就是他的精神祖国，魂梦相牵，生死相许！每一次默诵着这首诗，我都会有一种不断强化的热爱与感动。‘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没有别的诗句能够以诗性精神本身一再震撼我的灵魂，让我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欣喜和颤栗。”——慷慨淋漓的文字，说尽了我的感受。
《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一书所论及的林语堂、穆旦、沈从文、张爱玲、金庸、王小波、余华等人也都是我尊敬而热爱的作家。写到王小波时，新著开篇即写道：“王小波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无智、无趣、无性的生活是不值一过的。”而将论王小波思想的文字作为第一篇，昭示作者文字喜好的同时，也暗示了作者推崇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也是引王小波“我早已超越了老鼠，不再向往货仓”为同调之意。写到余华时，新著中也是开篇明义：“在鲁迅那一代作家之后，浙江的文坛似乎有些后继无人。余华的出现算是打破了这种沉寂。”将余华推为鲁迅一代浙江作家后的唯一的人，立论可谓有胆有识；而题目作《“朴素”的余华》，“朴素”二字正揭示了余华文字貌似冷刻而至于冷漠下伟大而素朴的悲悯，玩弄花招的文字终敌不过这“亢龙有悔”的一掌，因为返璞归真、直指人心才是文学的真正归依。
新著论及的，还有莫言、苏童、残雪、杨炼等先锋派小说家、诗人；近于正统的王蒙、王安忆；有独特个性的张承志、王朔、李敖；还有“大侠”金庸和学者杨绛；等等。另有述及洛夫、李欧梵以及和澳门有关的许地山、郑观应等的文字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枚举。新著涉及面广博如许，合而观之，中心则能殊途同归，正如作者自己所写：“斜阳草树，往事并不如烟。对爱与自由的渴求，对美好价值的追寻，对文人情趣的讲求，对人生荒诞性的探究，对现代都市体验的好奇与沉迷，对人性恶及伪善世风的拷问与反讽，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忧思，对个人精神归宿的求索与焦虑，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内在精神的不同侧面，幻化出百态千姿，奕奕风华。”——这些百年来的灼灼光华，不应止于备忘，而更应永存以反思观照，爰鉴已往，以追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