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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远程教育被认为是给非传统学习者提供的教育机会，但是远程教育方法正日益融入常规校园式教与学实践中。本文拟探讨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主要情况是，作为一种教育提供模式，远程教育已经从不受人尊重的“边缘人生”进入主流教育的中心，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与历史更加悠久的常规校园式教育同等的尊重——这是它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与学领域一直在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各种拨款模式的出现，以及由于信息通信技术日益普及，大批技术被用于支持各种教育模式的教与学实践和提升教与学质量。这些发展正在改变教与学实践的面貌，因为学习者、教师和教育机构能够自由混搭各种教与学模式和方法，不管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本文讨论这种现象所涉及的问题、它给当代教育提出哪些挑战以及蕴藏哪些机会。
【关键词】 后门学习；跟随机构学习；借助中介学习；学会建立关系和沟通；分布式学习；分解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7）03-0005-11
导读：2016年8月中旬奈杜博士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邀请他出席该校于2016年11月初举行、庆祝他们开展远程教育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他随信附上演讲稿，想听听我的意见。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年我们对远程教育的很多问题有过深入交流，而且作为《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的正副主编，我们平时在工作中也经常会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奈杜博士在邮件中說奥塔哥大学希望他重点讲一讲远程教育的源起和发展，并且除了在达尼丁（Dunedin）学校总部外，还安排到克莱斯特彻（Christchurch）、惠灵顿（Wellington）和奥克兰（Auckland）等地巡回演讲。但是，奈杜说如果他的主旨发言只是讲一些“大路货”，听众肯定会觉得没多大意义。于是，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结合自己平时的思考和远程教育领域的新研究、新发展，围绕一些关键问题，启发同行进行深入思考，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用他的话说，他希望自己是讨论和思考的催化剂（catalyst），而不愿意扮演布道者（preacher）角色。出于职业习惯，他把演讲稿的受众定位于整个领域的同行，而不仅仅局限于奥塔哥大学，因此他说希望这篇演讲稿成为规划开放、灵活和远程学习的绿皮书。这篇演讲稿几易其稿，摘要则是在他前往达尼丁的飞机上完成的。同样是出于职业习惯，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中国远程教育》“国际论坛”要刊登这篇演讲稿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2014年，斯里兰卡开放大学授予奈杜博士“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本地区和国际远程教育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做了题为“回顾与前瞻：远程教育的出现和再造”（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的演讲。这场演讲主要围绕基更提出的远程教育六个特征②，即①师生分离，②教育机构的影响，③使用技术媒介把师生联系在一起和传送教育内容，④提供双向交流，⑤偶尔见面服务教学和社交目的的可能性，⑥教育的工业化形式。奈杜结合远程教育新发展，阐述这些特征在当代远程教育实践中的体现和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当时我请奈杜进一步充实这篇演讲稿，使讨论更有广度和深度，并在《中国远程教育》发表。但是，由于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所以只好作罢。一年多之后，他对演讲稿稍作修改，作为《远程教育》卷首发表①。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向他提及，言明他“欠”我这个人情。
去年8月份，我收到奥塔哥大学的演讲稿时，一口气读完并在文稿上做了不少批注，既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借题发挥”阐述我自己观点的，还有提出修改建议的。我很高兴看到，虽然诚如奈杜自己所言，有些观点受到“回顾与前瞻：远程教育的出现和再造”一文的启发，但是总体看，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这种思考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远程教育与常规校园式教育的界限越来越模糊②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远程教育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业界迷茫、徘徊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无法抗拒远程（在线）学习诱惑力的普通高校而言，同样也需要对远程教育关键问题的本质有正确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取其精华”。
这篇文章从六个方面对融入主流的开放、灵活和远程学习进行反思：在边缘谋求生存、跟随机构学习、借助中介学习、学会建立关系和沟通、分布式学习和分解式学习，“目的是为了清楚了解本领域重大问题，认识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以及探讨今后政策发展的机会和如何使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在眼下和未来得到最佳利用”。
作者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独到见解，富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在“机会”部分，作者针对远程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或貌似正确的认识，提出一系列问题，其初衷是把它们作为引子，希望读者通过深入思考相关问题而对远程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以“在边缘谋求生存”这一节为例，作者首先阐述为什么远程教育被看成是“后门学习”，为什么远程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常规校园式教育的边缘求生存。他认为这跟远程教育的价值主张（教育是一项基本需要，所有人的教育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以及因为这样的主张从而决定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非传统学习者有关。人们总是把它和常规校园式教育放在一起比较，而且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它，因此，在后者面前，远程教育是“灰姑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质的飞跃，其理念和方法也渐渐为主流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对远程教育的诸多指责是否依然站得住脚？比如说，一方面，结构和指导常常被认为是常规校园式教育的优势，远程教育因在结构和指导方面不如校园式教育而蒙受“污名”。另一方面，同样存在这个“不足”的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和其他形式的在线学习却备受校园式教育机构推崇，把这个不足看作是“优势和机会”。作者由此发问：“结构和指导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教学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需要多大程度的结构性和多大程度的指导才能促使教与学有效果、有效率和有乐趣？这种结构和指导以何种形式提供最有效？是否只有教师才是结构和指导的最佳提供者？”作者紧接着追问，如果远程教育工作者在今天仍然被视为“边缘人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生存在什么的边缘？今天教与学的边缘何在？中心又何在？更为重要的是，教与学的中心指的是什么？面授、校园式教育依然是黄金标准从而处于中心吗？如果是这样，面授、校园式教育何时、何处和何原因成为中心？如果不是这样，它又是何时、何处和何原因不是中心？它有哪些局限？更为重要的是，比较不同教与学模式的异同有多大意义？所有这些对于机构制订教与学模式的目标、政策和过程以防止对不同模式的认识出现偏颇有何启示？” 这篇文章最吸引我的是这些提问，针对在边缘谋求生存、跟随机构学习、借助中介学习、学会建立关系和沟通、分布式学习和分解式学习六个方面所提出的引人深思的连珠炮问题。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也值得系统、深入研究。
如同其他教育模式一样，远程教育有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但是它“在教育生态中的一席之地不会动摇”！希望本文能给处于“转型升级”的中国开放大学领导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带来一些启迪；同时，我深信本文对于普通高校在线（远程）教育领导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同样能有所启发。
最后，衷心感谢奈杜博士对本刊的诚挚支持！（肖俊洪）
一、引言
开放、灵活和远程学习（本文简称“远程教育”，下同）原本旨在服务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希望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常规校园式教育却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人们常常把作为一种可供选择解决方案的远程教育跟常规校园式教与学进行比较并用衡量后者的標准对远程教育进行评判，比如从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和学生与内容交互等机会的性质和程度出发评价远程教育。这种比较显然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的：交互活动越多，教育体验越好。远程教育自身的交互机会有限，因此远程教育界一直在为争取得到与常规教育机构同等的尊重而努力。
信息通信技术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把交互性融入远程教育中，提高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效率高、效果好的教育形式的可行性，因此，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远程教育和常规教育地位不平衡的局面正逐渐得到改变。正因如此，远程教育方法对更多教育环境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常规校园式教育环境，常规教育机构从远程教育中看到扩大自己影响和提升自己品牌的机会。
新近出现的一些举措是这个方面有代表性的发展，比如全球学习理事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简称“GLC”）的成立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线教育政策倡议（Online Education Policy Initiative，简称“OEPI”）的发布。全球学习理事会是由杰出教育领袖组成的团体，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领导下开展工作（GLC， 2016），而在线教育政策倡议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发展均不是以远程教育方法实践为主要背景，也没有远程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士参与其中，尽管这种代表性应该得到体现（Baggaley，2016）。然而，这些本领域的后来者迫切希望引领开放教育和在线远程教育（或者说远程教育）实践，因此，很多后来者对于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本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开拓者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熟视无睹，居然以为远程教育始于因特网和万维网（Willcox， Sarma，
虽然远程教育被认为是给非传统学习者提供的教育机会，但是远程教育方法正日益融入常规校园式教与学实践中。本文拟探讨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主要情况是，作为一种教育提供模式，远程教育已经从不受人尊重的“边缘人生”进入主流教育的中心，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与历史更加悠久的常规校园式教育同等的尊重——这是它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与学领域一直在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各种拨款模式的出现，以及由于信息通信技术日益普及，大批技术被用于支持各种教育模式的教与学实践和提升教与学质量。这些发展正在改变教与学实践的面貌，因为学习者、教师和教育机构能够自由混搭各种教与学模式和方法，不管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本文讨论这种现象所涉及的问题、它给当代教育提出哪些挑战以及蕴藏哪些机会。
【关键词】 后门学习；跟随机构学习；借助中介学习；学会建立关系和沟通；分布式学习；分解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7）03-0005-11
导读：2016年8月中旬奈杜博士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邀请他出席该校于2016年11月初举行、庆祝他们开展远程教育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他随信附上演讲稿，想听听我的意见。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年我们对远程教育的很多问题有过深入交流，而且作为《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的正副主编，我们平时在工作中也经常会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奈杜博士在邮件中說奥塔哥大学希望他重点讲一讲远程教育的源起和发展，并且除了在达尼丁（Dunedin）学校总部外，还安排到克莱斯特彻（Christchurch）、惠灵顿（Wellington）和奥克兰（Auckland）等地巡回演讲。但是，奈杜说如果他的主旨发言只是讲一些“大路货”，听众肯定会觉得没多大意义。于是，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结合自己平时的思考和远程教育领域的新研究、新发展，围绕一些关键问题，启发同行进行深入思考，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用他的话说，他希望自己是讨论和思考的催化剂（catalyst），而不愿意扮演布道者（preacher）角色。出于职业习惯，他把演讲稿的受众定位于整个领域的同行，而不仅仅局限于奥塔哥大学，因此他说希望这篇演讲稿成为规划开放、灵活和远程学习的绿皮书。这篇演讲稿几易其稿，摘要则是在他前往达尼丁的飞机上完成的。同样是出于职业习惯，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中国远程教育》“国际论坛”要刊登这篇演讲稿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2014年，斯里兰卡开放大学授予奈杜博士“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本地区和国际远程教育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做了题为“回顾与前瞻：远程教育的出现和再造”（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的演讲。这场演讲主要围绕基更提出的远程教育六个特征②，即①师生分离，②教育机构的影响，③使用技术媒介把师生联系在一起和传送教育内容，④提供双向交流，⑤偶尔见面服务教学和社交目的的可能性，⑥教育的工业化形式。奈杜结合远程教育新发展，阐述这些特征在当代远程教育实践中的体现和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当时我请奈杜进一步充实这篇演讲稿，使讨论更有广度和深度，并在《中国远程教育》发表。但是，由于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所以只好作罢。一年多之后，他对演讲稿稍作修改，作为《远程教育》卷首发表①。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向他提及，言明他“欠”我这个人情。
去年8月份，我收到奥塔哥大学的演讲稿时，一口气读完并在文稿上做了不少批注，既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借题发挥”阐述我自己观点的，还有提出修改建议的。我很高兴看到，虽然诚如奈杜自己所言，有些观点受到“回顾与前瞻：远程教育的出现和再造”一文的启发，但是总体看，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这种思考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远程教育与常规校园式教育的界限越来越模糊②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远程教育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业界迷茫、徘徊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无法抗拒远程（在线）学习诱惑力的普通高校而言，同样也需要对远程教育关键问题的本质有正确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取其精华”。
这篇文章从六个方面对融入主流的开放、灵活和远程学习进行反思：在边缘谋求生存、跟随机构学习、借助中介学习、学会建立关系和沟通、分布式学习和分解式学习，“目的是为了清楚了解本领域重大问题，认识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以及探讨今后政策发展的机会和如何使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在眼下和未来得到最佳利用”。
作者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独到见解，富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在“机会”部分，作者针对远程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或貌似正确的认识，提出一系列问题，其初衷是把它们作为引子，希望读者通过深入思考相关问题而对远程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以“在边缘谋求生存”这一节为例，作者首先阐述为什么远程教育被看成是“后门学习”，为什么远程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常规校园式教育的边缘求生存。他认为这跟远程教育的价值主张（教育是一项基本需要，所有人的教育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以及因为这样的主张从而决定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非传统学习者有关。人们总是把它和常规校园式教育放在一起比较，而且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它，因此，在后者面前，远程教育是“灰姑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质的飞跃，其理念和方法也渐渐为主流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对远程教育的诸多指责是否依然站得住脚？比如说，一方面，结构和指导常常被认为是常规校园式教育的优势，远程教育因在结构和指导方面不如校园式教育而蒙受“污名”。另一方面，同样存在这个“不足”的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和其他形式的在线学习却备受校园式教育机构推崇，把这个不足看作是“优势和机会”。作者由此发问：“结构和指导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教学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需要多大程度的结构性和多大程度的指导才能促使教与学有效果、有效率和有乐趣？这种结构和指导以何种形式提供最有效？是否只有教师才是结构和指导的最佳提供者？”作者紧接着追问，如果远程教育工作者在今天仍然被视为“边缘人群”，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生存在什么的边缘？今天教与学的边缘何在？中心又何在？更为重要的是，教与学的中心指的是什么？面授、校园式教育依然是黄金标准从而处于中心吗？如果是这样，面授、校园式教育何时、何处和何原因成为中心？如果不是这样，它又是何时、何处和何原因不是中心？它有哪些局限？更为重要的是，比较不同教与学模式的异同有多大意义？所有这些对于机构制订教与学模式的目标、政策和过程以防止对不同模式的认识出现偏颇有何启示？” 这篇文章最吸引我的是这些提问，针对在边缘谋求生存、跟随机构学习、借助中介学习、学会建立关系和沟通、分布式学习和分解式学习六个方面所提出的引人深思的连珠炮问题。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也值得系统、深入研究。
如同其他教育模式一样，远程教育有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但是它“在教育生态中的一席之地不会动摇”！希望本文能给处于“转型升级”的中国开放大学领导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带来一些启迪；同时，我深信本文对于普通高校在线（远程）教育领导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同样能有所启发。
最后，衷心感谢奈杜博士对本刊的诚挚支持！（肖俊洪）
一、引言
开放、灵活和远程学习（本文简称“远程教育”，下同）原本旨在服务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希望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常规校园式教育却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人们常常把作为一种可供选择解决方案的远程教育跟常规校园式教与学进行比较并用衡量后者的標准对远程教育进行评判，比如从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和学生与内容交互等机会的性质和程度出发评价远程教育。这种比较显然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的：交互活动越多，教育体验越好。远程教育自身的交互机会有限，因此远程教育界一直在为争取得到与常规教育机构同等的尊重而努力。
信息通信技术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把交互性融入远程教育中，提高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效率高、效果好的教育形式的可行性，因此，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远程教育和常规教育地位不平衡的局面正逐渐得到改变。正因如此，远程教育方法对更多教育环境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常规校园式教育环境，常规教育机构从远程教育中看到扩大自己影响和提升自己品牌的机会。
新近出现的一些举措是这个方面有代表性的发展，比如全球学习理事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简称“GLC”）的成立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线教育政策倡议（Online Education Policy Initiative，简称“OEPI”）的发布。全球学习理事会是由杰出教育领袖组成的团体，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领导下开展工作（GLC， 2016），而在线教育政策倡议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发展均不是以远程教育方法实践为主要背景，也没有远程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士参与其中，尽管这种代表性应该得到体现（Baggaley，2016）。然而，这些本领域的后来者迫切希望引领开放教育和在线远程教育（或者说远程教育）实践，因此，很多后来者对于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本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开拓者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熟视无睹，居然以为远程教育始于因特网和万维网（Willcox， Sa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