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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坐冷板凳，默默无闻，潜心研究；甘当无名英雄，立志著书，资政育人；甘于清贫，不求索取，无私奉献。”这是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对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提出的“三甘”要求。
“三甘”提倡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作为福建的一名党史工作者，钟健英把它引为自己的座右铭，并长期不懈遵循。
★学习历史与党史结缘
钟健英，畲族，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的塔斗山下。钟健英的父亲，虽仅是初小文化却学识广博，是远近闻名的“八股生”，村里大多的春联均出自他手。严于家教的父亲自然成了他最好的启蒙老师。钟健英的母亲是当年不多见的中专毕业生，在三明市明溪县的山区公社当妇女主任。在崇尚贡献又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她一边工作一边和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着3个儿女。山区的艰苦历练了钟健英的筋骨和性格。
封闭是边远山区的特征，崎岖的山路很难传导外面世界的精彩；宁静是边远山区的常态，茂密的山林阻隔了外面政治运动的喧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区人以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着。当外面世界“读书无用论”盛行之时，这里依然讲述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故事，1976年山里的中学办起了高中班。钟健英成为首届高中班的学习委员。山区里的孩子们十分珍惜上高中的机会，因为对于山区孩子而言，有高中可读已经很幸运，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些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下放的高材生。当地的老百姓都叫这些孩子“学生哥”。
不是未卜先知，而是机缘巧合，这里办起首届高中的第二年，突然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喜讯。在“让祖国挑选”的口号下，朴素的山区学子开始埋头苦读、挑灯夜战，除了课本外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有的是学校尽其所有的全力支持和老师们尽其所学的倾心教学。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钟健英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这对于平静如水的山区来说，显然是未曾有过的大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一张录取通知书成了边远山区连接首都北京的通行证。钟健英回忆说，当时的心情真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更为幸运的是，他如愿以償地读上自己喜爱的历史专业。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系，因为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并入，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八大历史系之一，拥有吴文藻、费孝通等一大批著名教授。第一节是中国古代史课，走上讲台的教授戴着瓶底厚的眼镜，穿着被磨白的蓝色中山装，左边的袖子是空的，蓬乱头发下的脸略显消瘦……他却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把教科书上枯燥无味的原始社会讲得津津有味。刚上大学的钟健英被深深地震撼。正是带着这种震撼，在“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氛围里，钟健英只争朝夕地度过了他紧张的大学生活。
临毕业时，学校对学生就业取向做了一次摸底调查。全班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科学院、博物馆、研究所，仅有一名同学选择了从政。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最终，钟健英被分配到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现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对于从事这一职业，钟健英认为这是一种缘分：一、正是喜欢历史而选择读的历史系，党史属于历史的范畴，也算是得偿所愿；二、历史系学生都要求写篇毕业论文，并由当时的著名教授负责指导，他写的论文《关于盘瓠传说的考证》，被评为为数不多的优秀论文之一，已经初显研究的潜质；三、最让人称奇的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院长熊寿祺曾担任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与福建党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5月，熊寿祺给中央的《关于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对于红军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党史事业共成长
1982年，20岁的钟健英踌躇满志进入了刚刚恢复的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这个机构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产物。在“文革”中，篡改党的历史曾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制造动乱的重要伎俩，要使时代的列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首先铺设历史的轨道。正是带着这种使命，钟健英一进入工作岗位便参加了《福建“肃社会民主党”历史问题》课题征研的工作。由此，他惊奇地发现，工作中所面对的党史与大学所念的党史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单调甚至有些枯燥的教科书的背后，原来还有着纷繁复杂的史实，引人入胜的情节，惊心动魄的场景。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的历史宝藏。
党史机构恢复之初，仅有十几个人，除了从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委党校、福建林学院抽调来的几位专家外，其他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人手短缺，这些大学生很快在不同岗位上独当一面。钟健英在仅有两人的征集处，负责组织中央下达福建的40多个专题的征研工作。这些专题均为党史上悬而未决、史实不清或史料不足的关键问题。钟健英他们查阅档案资料、征集回忆录、撰写调研报告、整理专题附件，一切都有条不紊，使福建省成为全国完成专题较多、完成任务较快的省份。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比如：确定了闽中游击区的历史地位，使全国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区从14块上升为15块；进一步充实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史实，使之补充入中央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之中。在组织完成中央研究专题的过程中，钟健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受益匪浅，不仅自己直接承担4个专题的征研，而且由于广泛地接触史料、深入地了解史实，他渐渐把握住了福建党史的要脉，为他日后在党史领域一展拳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他搭上了第一批职称评聘的班车，评上了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
1990年，福建省启动《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编撰工作，年仅28岁的钟健英成为最年轻的写作组主要成员，承担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撰写任务。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全国有15块游击区，福建有5块，占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块是新被确定的。但由于史料缺乏，史书上往往反映不足，仅以少量的文字一笔带过。钟健英迎难而上，从基础做起，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20多万字的书稿，并在诸如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各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及党群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该书获福建省社科成果二等奖。1994年2月，钟健英评上了副研究员，并于次年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主持处里工作。 当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筹建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时，钟健英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被抽调为最早一批的筹备人员，并担任陈列组组长。他当年发表在刊物上的《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成立方案》，如今看来依然是思路清晰、创意新颖。在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筹建步入正轨之际，1998年，福建省启动《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编撰工作，钟健英被调回担任该书的副主编，并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正所谓十年磨一剑，2008年该书正式出版，获福建省社科成果二等奖。福建省因此成为全国最早完成省级党史基本著作二卷本的省份。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的中央领导对党史工作高度重视，并提出党史工作必须“一突出两跟进”的全新要求。由此，党史工作的重心加快了向改革开放时期迈进的步伐。2012年，钟健英转任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处处长，担任主持《中共福建地方史》（改革开放时期）编寫工作的重任。他自己也深感肩上的责任，说：“当代人修当代史是史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党史部门必须以全新的观念、积极的态度和足够的力量去迎接这一创新。”作为一个资深的党史工作者，他不仅欣喜地看到党史工作有这一历史性的创新，而且也在努力为这一创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结合党史规律、特点和创新的需要，提出了“贴近现实、抓住热点、打牢基础、体现特点”的工作思路。
用“与党史事业同行”来描述钟健英的职业生涯再恰当不过了，他伴随福建省党史机构走过了35个年头，见证了福建党史事业的所有重大变迁，参与了福建省几乎所有重大党史课题的研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几部著作和300多篇论文，使他足以笑傲人生。由此，他水到渠成地成为福建省唯一一个全国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
★学者心中的人生天平
当问及对于被评为全国的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有何感想，钟健英从容淡定地说：“一开始对于遴选全国党史领军人物之事并不在意，因为这些年各方面的评选很多。后来单位领导希望福建不要缺席全国党史的领军人物，因为这毕竟也是福建省学术水平的一种体现。同时，自己也抱着趁此机会对30多年来的工作作一系统的回顾整理的想法，开始着手申报。”申报的过程不胜其烦，先是翻箱倒柜把30多年来的科研成果一一找出来，其后还得将全部成果复印上报，这种繁杂琐碎的过程，曾一度使他想放弃申报，不过后来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钟健英十分崇尚诺贝尔奖的评选方式，不要自己上报材料，也不要填表，更不存在找关系开后门，而是由有关专家推荐，再由权威专家评判，整个过程最终获奖者一概不知。党史领军人物的遴选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拿诺贝尔奖的评选来比，需要填表报材料，但其评审过程是严谨公正的。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按条件进行初步筛选，再将符合条件者的材料发给全国几十位专家进行评审打分，按得分高低，全国选出10名。为保证选出者在所在省的认同度，在确定名单后又返回所在省由专家进行评审打分。名单公布前还专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函征询福建省委和组织部、纪委的意见。如此几上几下，虽令人生畏，但却确保了其真实性、可信度。
全国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虽只发一纸证书，也许在世俗的价值天平上无足轻重，但在党史人的心中自有一杆秤：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誉。但钟健英对此却宠辱不惊。是的，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几十年来追问着历史事件的种种缘由，阅尽人世间的各种缘起缘灭，对于该淡化什么、珍惜什么、坚守什么，已经是了然于心。显然，对于钟健英这样当了20年处长的学者来说，“处长”这一行政职务已然不足以成为他的人生标识，所以他看淡它；全国领军人物是对他所从事的党史事业的尊重和几乎穷尽一生为之努力的肯定，所以他珍惜之，从他正承担《中共福建地方史》第三卷的编撰重担，和新近撰写和发表的科研成果上，可以强烈地感受他正在坚守这一荣誉，勤耕不辍。
钟键英所坚守的事业是一片高地。他说：“但凡是高地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但往往在一场战斗或战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中外的历史反复印证了这一古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殷鉴不远。如果连这片高地也沦陷了，那必然是国家之殇，民族之痛，所以党史这一片高地必须要有人为之坚守。党史工作者是为党修家谱的，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的，为政党的执政提供资政的，对他们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党以及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尊重。他们在党史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历史也将记住这些历史的守望者。
纷繁复杂的历史，充满着世间的智慧，唯有勤耕不辍是挖掘党史宝藏的必经之路，只有甘坐冷板凳、甘当无名英雄、甘于清贫才能获得宽阔的视野、多维的视角、客观的成果，进而生出历史的智慧。钟健英在党史这片高地上，不因平淡而厌倦，不因冷清而放弃，他看似简单的人生却书写下了不简单的成就。在寻求历史智慧的路上，他还将继续不断求索，做党史高地虔诚的守望者。
“三甘”提倡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作为福建的一名党史工作者，钟健英把它引为自己的座右铭，并长期不懈遵循。
★学习历史与党史结缘
钟健英，畲族，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的塔斗山下。钟健英的父亲，虽仅是初小文化却学识广博，是远近闻名的“八股生”，村里大多的春联均出自他手。严于家教的父亲自然成了他最好的启蒙老师。钟健英的母亲是当年不多见的中专毕业生，在三明市明溪县的山区公社当妇女主任。在崇尚贡献又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她一边工作一边和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着3个儿女。山区的艰苦历练了钟健英的筋骨和性格。
封闭是边远山区的特征，崎岖的山路很难传导外面世界的精彩；宁静是边远山区的常态，茂密的山林阻隔了外面政治运动的喧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区人以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着。当外面世界“读书无用论”盛行之时，这里依然讲述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故事，1976年山里的中学办起了高中班。钟健英成为首届高中班的学习委员。山区里的孩子们十分珍惜上高中的机会，因为对于山区孩子而言，有高中可读已经很幸运，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些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下放的高材生。当地的老百姓都叫这些孩子“学生哥”。
不是未卜先知，而是机缘巧合，这里办起首届高中的第二年，突然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喜讯。在“让祖国挑选”的口号下，朴素的山区学子开始埋头苦读、挑灯夜战，除了课本外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有的是学校尽其所有的全力支持和老师们尽其所学的倾心教学。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钟健英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这对于平静如水的山区来说，显然是未曾有过的大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一张录取通知书成了边远山区连接首都北京的通行证。钟健英回忆说，当时的心情真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更为幸运的是，他如愿以償地读上自己喜爱的历史专业。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系，因为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并入，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八大历史系之一，拥有吴文藻、费孝通等一大批著名教授。第一节是中国古代史课，走上讲台的教授戴着瓶底厚的眼镜，穿着被磨白的蓝色中山装，左边的袖子是空的，蓬乱头发下的脸略显消瘦……他却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把教科书上枯燥无味的原始社会讲得津津有味。刚上大学的钟健英被深深地震撼。正是带着这种震撼，在“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氛围里，钟健英只争朝夕地度过了他紧张的大学生活。
临毕业时，学校对学生就业取向做了一次摸底调查。全班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科学院、博物馆、研究所，仅有一名同学选择了从政。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最终，钟健英被分配到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现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对于从事这一职业，钟健英认为这是一种缘分：一、正是喜欢历史而选择读的历史系，党史属于历史的范畴，也算是得偿所愿；二、历史系学生都要求写篇毕业论文，并由当时的著名教授负责指导，他写的论文《关于盘瓠传说的考证》，被评为为数不多的优秀论文之一，已经初显研究的潜质；三、最让人称奇的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院长熊寿祺曾担任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与福建党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5月，熊寿祺给中央的《关于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对于红军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党史事业共成长
1982年，20岁的钟健英踌躇满志进入了刚刚恢复的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这个机构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产物。在“文革”中，篡改党的历史曾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制造动乱的重要伎俩，要使时代的列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首先铺设历史的轨道。正是带着这种使命，钟健英一进入工作岗位便参加了《福建“肃社会民主党”历史问题》课题征研的工作。由此，他惊奇地发现，工作中所面对的党史与大学所念的党史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单调甚至有些枯燥的教科书的背后，原来还有着纷繁复杂的史实，引人入胜的情节，惊心动魄的场景。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的历史宝藏。
党史机构恢复之初，仅有十几个人，除了从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委党校、福建林学院抽调来的几位专家外，其他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人手短缺，这些大学生很快在不同岗位上独当一面。钟健英在仅有两人的征集处，负责组织中央下达福建的40多个专题的征研工作。这些专题均为党史上悬而未决、史实不清或史料不足的关键问题。钟健英他们查阅档案资料、征集回忆录、撰写调研报告、整理专题附件，一切都有条不紊，使福建省成为全国完成专题较多、完成任务较快的省份。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比如：确定了闽中游击区的历史地位，使全国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区从14块上升为15块；进一步充实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史实，使之补充入中央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之中。在组织完成中央研究专题的过程中，钟健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受益匪浅，不仅自己直接承担4个专题的征研，而且由于广泛地接触史料、深入地了解史实，他渐渐把握住了福建党史的要脉，为他日后在党史领域一展拳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他搭上了第一批职称评聘的班车，评上了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
1990年，福建省启动《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编撰工作，年仅28岁的钟健英成为最年轻的写作组主要成员，承担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撰写任务。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全国有15块游击区，福建有5块，占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块是新被确定的。但由于史料缺乏，史书上往往反映不足，仅以少量的文字一笔带过。钟健英迎难而上，从基础做起，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20多万字的书稿，并在诸如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各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及党群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该书获福建省社科成果二等奖。1994年2月，钟健英评上了副研究员，并于次年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主持处里工作。 当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筹建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时，钟健英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被抽调为最早一批的筹备人员，并担任陈列组组长。他当年发表在刊物上的《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成立方案》，如今看来依然是思路清晰、创意新颖。在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筹建步入正轨之际，1998年，福建省启动《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编撰工作，钟健英被调回担任该书的副主编，并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正所谓十年磨一剑，2008年该书正式出版，获福建省社科成果二等奖。福建省因此成为全国最早完成省级党史基本著作二卷本的省份。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的中央领导对党史工作高度重视，并提出党史工作必须“一突出两跟进”的全新要求。由此，党史工作的重心加快了向改革开放时期迈进的步伐。2012年，钟健英转任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处处长，担任主持《中共福建地方史》（改革开放时期）编寫工作的重任。他自己也深感肩上的责任，说：“当代人修当代史是史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党史部门必须以全新的观念、积极的态度和足够的力量去迎接这一创新。”作为一个资深的党史工作者，他不仅欣喜地看到党史工作有这一历史性的创新，而且也在努力为这一创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结合党史规律、特点和创新的需要，提出了“贴近现实、抓住热点、打牢基础、体现特点”的工作思路。
用“与党史事业同行”来描述钟健英的职业生涯再恰当不过了，他伴随福建省党史机构走过了35个年头，见证了福建党史事业的所有重大变迁，参与了福建省几乎所有重大党史课题的研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几部著作和300多篇论文，使他足以笑傲人生。由此，他水到渠成地成为福建省唯一一个全国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
★学者心中的人生天平
当问及对于被评为全国的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有何感想，钟健英从容淡定地说：“一开始对于遴选全国党史领军人物之事并不在意，因为这些年各方面的评选很多。后来单位领导希望福建不要缺席全国党史的领军人物，因为这毕竟也是福建省学术水平的一种体现。同时，自己也抱着趁此机会对30多年来的工作作一系统的回顾整理的想法，开始着手申报。”申报的过程不胜其烦，先是翻箱倒柜把30多年来的科研成果一一找出来，其后还得将全部成果复印上报，这种繁杂琐碎的过程，曾一度使他想放弃申报，不过后来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钟健英十分崇尚诺贝尔奖的评选方式，不要自己上报材料，也不要填表，更不存在找关系开后门，而是由有关专家推荐，再由权威专家评判，整个过程最终获奖者一概不知。党史领军人物的遴选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拿诺贝尔奖的评选来比，需要填表报材料，但其评审过程是严谨公正的。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按条件进行初步筛选，再将符合条件者的材料发给全国几十位专家进行评审打分，按得分高低，全国选出10名。为保证选出者在所在省的认同度，在确定名单后又返回所在省由专家进行评审打分。名单公布前还专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函征询福建省委和组织部、纪委的意见。如此几上几下，虽令人生畏，但却确保了其真实性、可信度。
全国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虽只发一纸证书，也许在世俗的价值天平上无足轻重，但在党史人的心中自有一杆秤：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誉。但钟健英对此却宠辱不惊。是的，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几十年来追问着历史事件的种种缘由，阅尽人世间的各种缘起缘灭，对于该淡化什么、珍惜什么、坚守什么，已经是了然于心。显然，对于钟健英这样当了20年处长的学者来说，“处长”这一行政职务已然不足以成为他的人生标识，所以他看淡它；全国领军人物是对他所从事的党史事业的尊重和几乎穷尽一生为之努力的肯定，所以他珍惜之，从他正承担《中共福建地方史》第三卷的编撰重担，和新近撰写和发表的科研成果上，可以强烈地感受他正在坚守这一荣誉，勤耕不辍。
钟键英所坚守的事业是一片高地。他说：“但凡是高地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但往往在一场战斗或战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中外的历史反复印证了这一古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殷鉴不远。如果连这片高地也沦陷了，那必然是国家之殇，民族之痛，所以党史这一片高地必须要有人为之坚守。党史工作者是为党修家谱的，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的，为政党的执政提供资政的，对他们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党以及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尊重。他们在党史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历史也将记住这些历史的守望者。
纷繁复杂的历史，充满着世间的智慧，唯有勤耕不辍是挖掘党史宝藏的必经之路，只有甘坐冷板凳、甘当无名英雄、甘于清贫才能获得宽阔的视野、多维的视角、客观的成果，进而生出历史的智慧。钟健英在党史这片高地上，不因平淡而厌倦，不因冷清而放弃，他看似简单的人生却书写下了不简单的成就。在寻求历史智慧的路上，他还将继续不断求索，做党史高地虔诚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