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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有两句非常流行的话，第一句话是“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管治的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第二句话是“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
其中第二句话也被称作“亨廷顿悖论”，也就是说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很难两全。几十年来，这个悖论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反复验证，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反政府运动浪潮不断涌现，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
中国则成为了一个特例。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保持了国家政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成功打破了“亨廷顿悖论”。“亨廷顿悖论”的政治学原理是什么？这一理论在今天仍然适用吗？中国又是怎样保持稳定的？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小骏。
“亨廷顿悖论”
南风窗：许多西方学者相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有人称之为“亨廷顿悖论”。这个观点是如何被提出的？
阎小骏：亨廷顿教授生前曾用一句话来概述他的观点：不是所有好事情都会同时到来。他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1968年，亨廷顿出版了《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发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之间除了经济的鸿沟愈发扩大，政治管治程度上的鸿沟也是不断扩大的。特别地，他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经济发生转型的国家，政治上特别容易出现不稳定。一些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由穷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村生活，进入城市化生活，这在经济上来讲当然都是好的发展，但这些经济发生好的转型的国家，恰恰在政治上碰到了最大的挑战，政治最不稳定。从这样的对比中，亨廷顿提出了这个理论。
这在当时是个划时代的理论。在这之前，西方现代化理论学派认为，经济上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现代化。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政治就会趋于稳定和成熟，民主制度也会生根发芽。亨廷顿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政治上的成熟，而是政治不稳定，是国家失能，甚至是国家机器的失败。
南风窗：在现实生活中，“亨廷顿悖论”已经屡次得到验证。不过相比50多年前这个理论被提出时，当今世界的科技水平与治理能效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亨廷顿悖论”放在今天还适用吗？
阎小骏：仍然是适用的。不可否认，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全球化”这样一个影响世界格局的标志性变化。但在我看来，亨廷顿的理论不但没有被时代否定，反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预见性。
“亨廷顿悖论”的精髓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政府难以适应的。21世纪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比当年更深刻的社会变化，对政府而言，治理的挑战就更大。
比如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重塑作用的，对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重塑作用。就看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那时社交媒体刚刚走向全球政治的舞台，当阿拉伯民众用社交媒体互相联络，甚至将其作为发动政治运动的工具时，突尼斯、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这些挑战是手足无措的，没能给出有效应对。这就是经济和技术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再比如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少国家和群体富裕起来了；但另一面是，那些没有知识或者说知识储备不足的低技术劳动群体，他们在全球化中不但没有得利，反而连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这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阶层，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是缺乏代表的，反映到政治上：在西方，代表这一阶层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大量涌现；而在泰国、缅甸等发展中国家，民众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集体行动，来表达他们对全球化的失落感。
这些政治矛盾的激化实际上反映出既有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有可能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力不相适应，最后才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以我觉得，虽然科技水平和治理效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经济变化给政治結构带来的冲击，依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
中国何以稳定
南风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急速的经济腾飞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已经打破了这个悖论。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来看，中国执政者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哪些异同？
阎小骏：我们知道，经济高速发展对政治秩序具有基础性威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的确面临着一些共性的挑战。
“亨廷顿悖论”的精髓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政府难以适应的。21世纪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比当年更深刻的社会变化，对政府而言，治理的挑战就更大。
从社会的变化来讲，首先是社会阶层关系的急速变化，以前得益的阶层可能会变成失落的阶层，而失落的阶层也能成为得益的阶层；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动了我的奶酪”；另外还有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构，比如随着社会经济逐渐现代化，一个垂直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可能会越来越扁平化；同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还会不断涌现新的阶层和新的压力集团，他们会在政治上逐渐活跃；相应的，也会出现很多新的经济诉求、文化诉求、政治诉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会获得新的集结机会与空间。
从国家的变化来讲，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市场化转型，这些改变会使得国家原有的、对社会进行管治的资源基础发生变化。比如，原来是国家给大学生分配工作，这是一种很强的管控方式，但现在都是大学生自己到社会上找工作，大多还不是体制内的工作，那么国家对这一群体的管控能力就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控制手段、管治制方式和政治话语都需要调整。 从内外环境来讲，由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外部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干预会趋于常态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就是外来的价值观体系会在发展中国家国内传播，改变既有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格局。
在这之外，中国还面临两个特殊的挑战。
一个是中国全球地位的结构性变化。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从经济上“一穷二白”的状态，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心位置。全球地位的跃升，必然会引起外部世界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其他国家也许可以接受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甚至愿意施以援手；但当中国对它们的领先地位造成威胁，这些国家还能像过去那样处理跟中国的关系吗？
另一个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弱势地位。更准确的说法是，国际话语权和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大国，但在国际话语、国际传播上，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通俗地说，我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仍在努力解决挨骂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选择了跟西方不一样的、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是种族问题，中国人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历史渊源上都跟西方有本质差异，这一点西方也已经认识到了。
南风窗：总的来说，中国为什么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稳定的政治秩序？
阎小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保持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发展中国家能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很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强大的国家管治结构，以及是否具有高度制度型的国家机器。
另外，中国在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之间，保持了比较好的平衡。一个政权，一方面要保持弹性，不断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刚性，能识别和消除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用中国古话讲就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弹性和刚性都要适度，两方面要平衡。中国能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国家的弹性和刚性间找到了平衡点，而且有效维护了这种平衡。
还有一个原因是学习能力。中国政府没什么条条框框，中国共产党也长期保持了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思想路线。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所有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政治话语都是从实践出发，通过实践检验，最后又为实践服务。这让国家保持着高度学习性和适应性，无论社会怎么变，出现什么新的因素、新的现象、新的社会关系，中国都可以通过学习来应对。
弹性与刚性
南风窗：中国保持国家弹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权吸纳，在中国国家治理机制中，政权吸纳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阎小骏：政权吸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法宝，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显然，政权吸纳能帮助执政党不断扩大执政基础，也就是经常讲的“团结大多数”，这是因为一个高度弹性的政权，团结的面是最大的。具体地讲，通过政治协商、统一战线等吸纳性的政治机制，执政党可以跟社会不同阶层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做到与社会的共融，进而可以建立和维护一个跨越阶层的政治联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很大，阶层关系的变化也很大，但有了弹性机制，执政党可以通过主动有效的工作，建立起跨越阶层差异的政治的大联合，这使得执政的基础更加牢固。
发展中国家能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很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强大的国家管治结构，以及是否具有高度制度型的国家机器。
这里要特别提到，中国保持国家弹性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叫“参与式治理”，其中有对基层治理的参与，也有对国家治理的参与。比如说，老百姓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一事一议、参与式预算等制度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他们也通过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参与国家治理。有了这些治理机制，中国更能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治理的质量，最终保持国家长治久安。
南风窗：应该有许多国家都会采取预防式的管控措施来降低社会风险，中国的做法有哪些独特之处？
阎小骏：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很多国家采取预防式管控来维护稳定。这是因为，实行事前管控对国家机器的能力要求非常高，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把矛盾都化解在萌发阶段。大多数国家的维稳手段有两种，一种是事后的惩罚和追究，另一种是对群众运动的现场处理。
中國的预防式管控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国家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这种重视不只体现在政治话语上，也体现在领导机制上，中国的社会面管控是集中统一领导，多系统、多部门合作，充分保障资源分配，形成了网状结构的系统性工程。在考核上，基层政府将社会稳定作为“一票否决”指标，可见预防式管控确实是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
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基层政权建设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优势。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发现预防式管控工作是下沉到村组的，重心在基层。比如说矛盾的排除化解，首先得发现矛盾，识别哪些事件有可能升级为社会矛盾，这需要非常细致的群众工作，从村民小组到村委会、村支部，然后到乡到县，这一条线都需要有效率、有能力的基层政权组织。
群众在预防式管控中的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无论是发现矛盾、事前化解矛盾，还是在矛盾激化时做安抚工作，再或者协调政府与社会的沟通，都是依靠群众完成的。这个过程既依靠普通群众，也依靠群众中的精英分子，比如致富能人、基层党员干部等。
最后一个特点是注重化解，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很多基层干部说，化解矛盾其实是很低调的工作，如果成功了，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工作最好的成效，反而不会引起注意。
南风窗：能否请你分享几个案例，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政治稳定面临着怎样的风险？中国政府具体又是怎样化解的？ 阎小骏：过去40多年，中国政治稳定面临着各种风险，经历了许多考验。比如80年代，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时，要化解“物价闯关”的风险，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物价上涨或税制改革会引起社会波动，21世纪，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政治社会出现了动荡；再比如90年代要化解“下岗潮”风险，近些年要化解社交媒体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化解都需要刚性与弹性的平衡。
无论社会怎么变，出现什么新的因素、新的现象、新的社会关系，中国都可以通过学习来应对。
就以维护中国农村的稳定为例。在弹性机制方面，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很有活力，也很注重群众性，比如会采取创新的基层民主形式，让普通农民参加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大家一起商量着办事。
再比如经济改革造就了很多致富能人。在埃及，农村贫富分化是社会动荡和阿拉伯之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在中国，基层党组织会让农村的致富能人担负起这个村的领导工作，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以前是党员的，动员回来当村支书；不是党员的发展入党，成为致富带头人，这样执政党在基层就有凝聚力了。
刚性机制方面，中国农村也不断通过细致的基层群众工作来发现社会矛盾的苗头，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尽早化解这些矛盾，避免蔓延扩大。中国能让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稳定下来，确实是一个奇迹。
南风窗：未来，中国要继续维护社会的稳定，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阎小骏：我想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最直观的是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让人、社会组织与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以信息的传播方式为例，原来人们是单向接受新闻媒体的信息，现在每个人都是记者，看到一个局部就可以放到网上，这种不完善的信息一旦被大规模传播，后果可能是爆炸性的。
其次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既有总量上的增长，也有不同經济部门间比例关系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会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变化，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可能会出现新的失落阶层，甚至可能出现所谓“蚁族”，也就是城市中的边缘阶层；而对于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可能会在大城市形成不参加生产、靠房租生活的食利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对国家政治稳定有什么影响？这些都需要研究。
特别的，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40年不断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很多企业甚至可以说是富可敌国，财富能力跟一些中小国家差不多了。这些民营企业掌握的信息、资源在某些程度上可能超过了国家，它们对政治稳定的潜在挑战也值得关注。
第三个挑战来自国内国外的联动。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对它们造成了某种威胁，自然也会有应对行动。未来，国内国外的政治格局如何发生联动，这种联动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的挑战，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也说明了这一点。
学习型政权
南风窗：你在《中国何以稳定》一书中提出了“学习型政权”的概念。学习型政权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阎小骏：发展中国家想要在经济社会变化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学习型政权是一个关键。“学习”两个字，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研判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俱进等。
“学习”两个字，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研判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俱进等。
南风窗：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是学习型政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具有的学习能力来自哪里？
阎小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就是学习型的政党。在立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既在理论，又在实践层面学习，而且很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共在学习中建党，这100年的历程里又培养了学习习惯和能力，形成了学习的机制。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增强了这种学习能力。实事求是强调对实践的依赖性，既然跟实践密不可分，政党就一定要从实践中学习，要吸取养分，又要通过自己的加工来形成方针。
重视群众路线是第三个原因。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当一个政党脱离群众的时候，实际上就丧失了学习能力；只有跟群众、跟社会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才能源源不断获取新知识。
南风窗：学习型政权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稳定的？这背后的政治学原理是什么？
阎小骏：在21世纪出现问题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因为政府治理无效，国家失能。新的变化浪潮来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却没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它们可能是没有能力做改变，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改变，也可能是利益固化导致无法改变。但学习型政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时代在变，政党就跟着改变，这也就是政党自我革命的能力，让政权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
另外，学习能力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因循守旧的，不喜欢探索，不喜欢创新。而学习型政权则具有很强的探索性，不断尝试，不断寻找新的治国理政的办法，这才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最后一点，因为对实践、对时代变化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学习型政权能协调国家、社会、个人、时代这四者的关系。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协调好了，社会政治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