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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開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直至2004年，中俄双方才最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隐患，为开辟平等信任的新型战略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历史亲历者，笔者仅就谈判过程与细节做些回忆，以期对人们加深关于这段曲折历史的理解有所裨益。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
1964年那场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这样，中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为期半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
无巧不成书。苏联方面原建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10月13日，中方通知苏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苏边界谈判下一阶段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苏方建议的日期对我们不合适。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报道了我国原子弹“上天”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大事。真所谓“无可奈何花已开，无可奈何花已落”！
说来也巧，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时，我刚刚考上北大，学习“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章;在我大学毕业那年（1969年），第二次边界谈判刚好开始，而且赶上紧急“战备疏散”，防止苏联借谈判之机对北京进行突然袭击，后来的6年边界谈判（1973-1979年）我则全程跟进了;1987年开始的第三次边界谈判，我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
正当撰写此文时，一位老同事应询披露了一段尘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亲历：就在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夕，他奉命参加“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昼夜值班，整天神经高度紧张，时刻不离直通总参和中南海的几部电话。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专机飞抵北京机场时，他的任务是负责检查苏方行李，看看有无夹藏着枪支。当他警觉地触摸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沉重箱子时，对方回答说：“里面装的是谈判用的边界地图。”原先曾担心可能会趁机进行突然袭击的“苏修空降兵”也未出现，结果是虚惊一场。
根据1969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两国总理谅解，双方举行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这一开谈，就是9年。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核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中方则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谈判，讽刺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250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中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方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老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两国总理还就会谈的消息稿内容达成一致，即：“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不谋而合的是，双方事先准备好的消息稿措辞几乎一模一样。蹊跷的是，11日晚，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方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发表的会晤消息稿须做改动，删去“会晤是有益的”一句。苏方以两国总理已达成一致为由没有同意。最后，消息稿各发各的。后来，陪同参加会谈的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当时在场的乔冠华副外长打听缘由，据说乔冠华只是“用手向上一指”，而未具体讲明。叶利扎维金猜测，可能是中方“最高领导”对两国总理会晤结果不满意。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征求翻译顾达寿对这次会见的看法后表示：“现在我国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政治。其实，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但我对周恩来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回到莫斯科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一些谅解并不赞同，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柯西金建议再度与周恩来会晤，以推动谈判。鉴于当时的形势，中方没有同意。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两国边界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苏联鸽派领导人柯西金
在苏联领导人中，除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恐怕要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了。柯西金1904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5岁参加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苏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成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逝世后，他一度被贬为轻工业部长。1960年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持政府日常工作。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后，柯西金晋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而言，柯西金最受世人瞩目并载入史册的是，为了缓和中苏关系，他不远万里专程飞到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机场会见。
柯西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交往较多，而且态度相对温和，与周恩来还有私交。就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仍以“同志”相称。1964年苏联领导人更迭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以期改善两国关系。苏联领导人在与周恩来会谈中声称，在苏中关系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差别。周恩来严词以对：既然你们之间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访问结束，柯西金到机场送行，在途中向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与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其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晤。
据俄罗斯解密的原始记录稿记载：在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柯西金力主向中国派党政代表团，商谈改善苏中关系问题。但遭到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的反对，波德戈尔内甚至声称，不能靠损害我们的威信来改善对华关系，强调苏共的路线不只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我们也都有份”。勃列日涅夫做出裁决，可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但要谨慎，不以让步为代价;不派党政代表团，但柯西金访问越南途中可在北京停留。最后，柯西金依然表示，派党政代表团访华的问题还没有完，苏中之间存有分歧，但他不认为进行谈判就是让步。对赫鲁晓夫所搞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动、不能变，他不能同意，实际上“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其主要使命是劝说中国领导人同意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动邀请柯西金上自己的专车。在开往宾馆的路上，他们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据苏方陪同人员说，柯西金对这次谈话以及之后举行的正式会谈都很满意，而且对周恩来这位政治家的人品给予极高评价。第二天早上，柯西金突然提出，要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使馆为周恩来举行午宴。使馆厨师匆忙准备了基辅鸡排和奶渣饼两道热菜，大使对上奶渣饼不太满意，担心中国人吃不惯。没想到，周恩来品尝后赞不绝口，说一生中从未吃过这样“稀罕的美味”。从上述细节不难看出，两国总理已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柯西金从河内回国途中经停北京时，毛泽东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毛泽东表示，除非苏联领导承认错误，否则，双方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毛泽東答：“一万年。”柯西金说：“太长了吧？”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
据陪同的苏方官员回忆，会见结束后，受到“刺激”的柯西金回到使馆一言不发，独自一个人在白厅内待了半个小时。此后，他意识到：那时的苏中关系是多么复杂，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花费多大的努力啊！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对外谈话中强调，苏中两国在相互关系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考虑对方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民族独立性，相互尊重并考虑民族利益的差异，不要将表达不同意见者视为仇敌。
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中断，随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为了“打倒苏修”，首都“造反派”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闯入院内搞暴力抗议活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柯西金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帮助予以制止。周恩来回答说：“好，我将尽力而为。”在周恩来的紧急干预下，一场严重外交事件才总算没有扩大。“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过苏联船只在大连港被扣事件，也是应柯西金的请求，周恩来出面使之得以妥善处理。
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想直接与毛泽东通电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还骂了他一通：“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而据柯西金的翻译顾达寿回忆，当时话务员说的是“苏修坏蛋”，不过“坏蛋”二字他没有如实翻译。
在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上，柯西金与苏联其他领导人也一直存有分歧。如在苏联出兵阿富汗问题上，他就持反对意见。据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在197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出兵决议上，就他一个人拒绝签字。1968年讨论武力干预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时，他也因主张和平解决而受到政治局内“鹰派”的抨击。柯西金的助理索科洛夫斯基回忆，柯西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医院里对他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他们什么意见都不想听……” 柯西金自称：“我不是政治家，而是工程师。”泽尔曼院士这样评价柯西金其人：“他不是搞政治的人，而是只想搞经济。他不喜欢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勃列日涅夫。”有一次，泽尔曼问柯西金：“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写入苏共党纲是怎么回事？”他答道：“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参与此事。”“那么，这些数字从何而来？”柯西金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向天花板。许多认识柯西金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实干家，为人正派、低调，不喜欢在镜头面前作秀。
1980年12月18日，柯西金病逝。由于第二天刚好是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关于柯西金去世的消息过了三天之后才得以公布。当时，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还特地驾车上街了解苏联民众对已故领导人的反映。我发现，许多中老年人都自发地排长队前往吊唁大厅，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悼念柯西金。从他们的悲伤神情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这个曾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总理的深切怀念。我没有进去吊唁，只是在街旁默默地向这位曾为改善中苏关系而殚精竭虑的政治家，表达了个人的崇高敬意。
艰难曲折的政治磋商
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邓小平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他还要求，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旨在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是罗高寿副外长。一开谈，又是6年。磋商中，双方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即要求苏联从中国北部的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中国的西邻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其间，着重讨论苏联支持越南侵柬反华问题。
政治磋商中，中方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而苏方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指责中方提出消除障碍是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中方反驳说，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而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不解决“三大障碍”，就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中方还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应找越南谈，柬埔寨问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中方批驳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正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撑腰，越南才敢于侵柬反华。苏方提出，苏中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则说，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围绕第三国等问题，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扯皮，不知论战了多少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这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边界谈判有所不同，虽然针锋相对，但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而且，正如钱其琛所说：“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
政治磋商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这是苏方提出的要求。说起来，1964年和1969年边界谈判的地点都是在北京，为此双方还打了一番嘴仗。因为谈判延续了数年之久，苏方希望能换到莫斯科进行，起初表达得比较外交，只是说他们在北京受到了殷勤款待，蘇方也想当主人回报一下。中方未予接茬，最后对方只得正式提出，要求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这也符合常理，中方却以两国总理会晤中未谈轮流而予婉拒。
1986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到邻近中国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做出实际松动，使陷入僵局的政治磋商出现了重要转机，并启动了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从1986年10月举行的第九轮政治磋商开始，苏方态度转向积极，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直到1988年6月第十二轮政治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
1988年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双方谈判的对手是田曾佩副外长和罗高寿副外长。最后一次谈判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原定的晚宴时间一再推迟，后来不得不改成工作晚餐。田曾佩和罗高寿边吃边谈，饭后又继续会谈，一直谈到半夜12点结束。到最后一分钟，才在钓鱼台国宾馆初步达成内部谅解：“双方都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有了这个谅解，才开启了中国外长自1957年以来对苏联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迈出了两国关系“半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又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讨价还价，双方才最终相互妥协，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内容基本达成一致，从而为1989年5月举行中苏高级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好了政治准备。（编辑 潘 鹏）
（作者系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原司长）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
1964年那场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这样，中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为期半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
无巧不成书。苏联方面原建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10月13日，中方通知苏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苏边界谈判下一阶段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苏方建议的日期对我们不合适。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报道了我国原子弹“上天”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大事。真所谓“无可奈何花已开，无可奈何花已落”！
说来也巧，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时，我刚刚考上北大，学习“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章;在我大学毕业那年（1969年），第二次边界谈判刚好开始，而且赶上紧急“战备疏散”，防止苏联借谈判之机对北京进行突然袭击，后来的6年边界谈判（1973-1979年）我则全程跟进了;1987年开始的第三次边界谈判，我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
正当撰写此文时，一位老同事应询披露了一段尘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亲历：就在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夕，他奉命参加“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昼夜值班，整天神经高度紧张，时刻不离直通总参和中南海的几部电话。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专机飞抵北京机场时，他的任务是负责检查苏方行李，看看有无夹藏着枪支。当他警觉地触摸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沉重箱子时，对方回答说：“里面装的是谈判用的边界地图。”原先曾担心可能会趁机进行突然袭击的“苏修空降兵”也未出现，结果是虚惊一场。
根据1969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两国总理谅解，双方举行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这一开谈，就是9年。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核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中方则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谈判，讽刺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250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中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方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老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两国总理还就会谈的消息稿内容达成一致，即：“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不谋而合的是，双方事先准备好的消息稿措辞几乎一模一样。蹊跷的是，11日晚，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方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发表的会晤消息稿须做改动，删去“会晤是有益的”一句。苏方以两国总理已达成一致为由没有同意。最后，消息稿各发各的。后来，陪同参加会谈的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当时在场的乔冠华副外长打听缘由，据说乔冠华只是“用手向上一指”，而未具体讲明。叶利扎维金猜测，可能是中方“最高领导”对两国总理会晤结果不满意。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征求翻译顾达寿对这次会见的看法后表示：“现在我国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政治。其实，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但我对周恩来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回到莫斯科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一些谅解并不赞同，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柯西金建议再度与周恩来会晤，以推动谈判。鉴于当时的形势，中方没有同意。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两国边界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苏联鸽派领导人柯西金
在苏联领导人中，除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恐怕要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了。柯西金1904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5岁参加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苏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成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逝世后，他一度被贬为轻工业部长。1960年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持政府日常工作。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后，柯西金晋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而言，柯西金最受世人瞩目并载入史册的是，为了缓和中苏关系，他不远万里专程飞到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机场会见。
柯西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交往较多，而且态度相对温和，与周恩来还有私交。就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仍以“同志”相称。1964年苏联领导人更迭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以期改善两国关系。苏联领导人在与周恩来会谈中声称，在苏中关系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差别。周恩来严词以对：既然你们之间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访问结束，柯西金到机场送行，在途中向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与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其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晤。
据俄罗斯解密的原始记录稿记载：在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柯西金力主向中国派党政代表团，商谈改善苏中关系问题。但遭到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的反对，波德戈尔内甚至声称，不能靠损害我们的威信来改善对华关系，强调苏共的路线不只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我们也都有份”。勃列日涅夫做出裁决，可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但要谨慎，不以让步为代价;不派党政代表团，但柯西金访问越南途中可在北京停留。最后，柯西金依然表示，派党政代表团访华的问题还没有完，苏中之间存有分歧，但他不认为进行谈判就是让步。对赫鲁晓夫所搞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动、不能变，他不能同意，实际上“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其主要使命是劝说中国领导人同意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动邀请柯西金上自己的专车。在开往宾馆的路上，他们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据苏方陪同人员说，柯西金对这次谈话以及之后举行的正式会谈都很满意，而且对周恩来这位政治家的人品给予极高评价。第二天早上，柯西金突然提出，要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使馆为周恩来举行午宴。使馆厨师匆忙准备了基辅鸡排和奶渣饼两道热菜，大使对上奶渣饼不太满意，担心中国人吃不惯。没想到，周恩来品尝后赞不绝口，说一生中从未吃过这样“稀罕的美味”。从上述细节不难看出，两国总理已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柯西金从河内回国途中经停北京时，毛泽东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毛泽东表示，除非苏联领导承认错误，否则，双方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毛泽東答：“一万年。”柯西金说：“太长了吧？”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
据陪同的苏方官员回忆，会见结束后，受到“刺激”的柯西金回到使馆一言不发，独自一个人在白厅内待了半个小时。此后，他意识到：那时的苏中关系是多么复杂，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花费多大的努力啊！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对外谈话中强调，苏中两国在相互关系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考虑对方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民族独立性，相互尊重并考虑民族利益的差异，不要将表达不同意见者视为仇敌。
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中断，随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为了“打倒苏修”，首都“造反派”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闯入院内搞暴力抗议活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柯西金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帮助予以制止。周恩来回答说：“好，我将尽力而为。”在周恩来的紧急干预下，一场严重外交事件才总算没有扩大。“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过苏联船只在大连港被扣事件，也是应柯西金的请求，周恩来出面使之得以妥善处理。
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想直接与毛泽东通电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还骂了他一通：“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而据柯西金的翻译顾达寿回忆，当时话务员说的是“苏修坏蛋”，不过“坏蛋”二字他没有如实翻译。
在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上，柯西金与苏联其他领导人也一直存有分歧。如在苏联出兵阿富汗问题上，他就持反对意见。据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在197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出兵决议上，就他一个人拒绝签字。1968年讨论武力干预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时，他也因主张和平解决而受到政治局内“鹰派”的抨击。柯西金的助理索科洛夫斯基回忆，柯西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医院里对他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他们什么意见都不想听……” 柯西金自称：“我不是政治家，而是工程师。”泽尔曼院士这样评价柯西金其人：“他不是搞政治的人，而是只想搞经济。他不喜欢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勃列日涅夫。”有一次，泽尔曼问柯西金：“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写入苏共党纲是怎么回事？”他答道：“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参与此事。”“那么，这些数字从何而来？”柯西金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向天花板。许多认识柯西金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实干家，为人正派、低调，不喜欢在镜头面前作秀。
1980年12月18日，柯西金病逝。由于第二天刚好是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关于柯西金去世的消息过了三天之后才得以公布。当时，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还特地驾车上街了解苏联民众对已故领导人的反映。我发现，许多中老年人都自发地排长队前往吊唁大厅，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悼念柯西金。从他们的悲伤神情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这个曾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总理的深切怀念。我没有进去吊唁，只是在街旁默默地向这位曾为改善中苏关系而殚精竭虑的政治家，表达了个人的崇高敬意。
艰难曲折的政治磋商
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邓小平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他还要求，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旨在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是罗高寿副外长。一开谈，又是6年。磋商中，双方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即要求苏联从中国北部的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中国的西邻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其间，着重讨论苏联支持越南侵柬反华问题。
政治磋商中，中方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而苏方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指责中方提出消除障碍是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中方反驳说，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而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不解决“三大障碍”，就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中方还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应找越南谈，柬埔寨问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中方批驳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正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撑腰，越南才敢于侵柬反华。苏方提出，苏中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则说，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围绕第三国等问题，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扯皮，不知论战了多少个回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这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边界谈判有所不同，虽然针锋相对，但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而且，正如钱其琛所说：“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
政治磋商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这是苏方提出的要求。说起来，1964年和1969年边界谈判的地点都是在北京，为此双方还打了一番嘴仗。因为谈判延续了数年之久，苏方希望能换到莫斯科进行，起初表达得比较外交，只是说他们在北京受到了殷勤款待，蘇方也想当主人回报一下。中方未予接茬，最后对方只得正式提出，要求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这也符合常理，中方却以两国总理会晤中未谈轮流而予婉拒。
1986年7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到邻近中国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做出实际松动，使陷入僵局的政治磋商出现了重要转机，并启动了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从1986年10月举行的第九轮政治磋商开始，苏方态度转向积极，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直到1988年6月第十二轮政治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
1988年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双方谈判的对手是田曾佩副外长和罗高寿副外长。最后一次谈判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原定的晚宴时间一再推迟，后来不得不改成工作晚餐。田曾佩和罗高寿边吃边谈，饭后又继续会谈，一直谈到半夜12点结束。到最后一分钟，才在钓鱼台国宾馆初步达成内部谅解：“双方都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有了这个谅解，才开启了中国外长自1957年以来对苏联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迈出了两国关系“半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又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讨价还价，双方才最终相互妥协，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内容基本达成一致，从而为1989年5月举行中苏高级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好了政治准备。（编辑 潘 鹏）
（作者系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