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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经济学家中，对中固有着深刻理解的人并不多，尤其在纯学术研究领域更为少见，相反。在投资界反而有几位“中国通”，任职摩根史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的史蒂芬·罗奇就是其中一位。
《未来的亚洲——新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是罗奇自2006年以来有关世界经济热点地区美国、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分析评论合集，内容分为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亚洲经济和中美关系四大部分。
罗奇将全球化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_一步，引入了“劳动力跨境套利”的概念，并应用其对美国出现的劳动力收入下降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罗奇在书中的很多客观意见已经体现在了中美的一些政策中，而对于亚洲的未来，他的意见也值得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了解和借鉴。
人力跨境套利的全球化新挑战
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终于尝到了苦头。
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出人意料。一个世纪前，全球化还只是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张，而本轮全球化则不仅包括了实体商品的交易，同时也囊括了知识型员工提供的服务，是实体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断提升而是在下降，同时，制造业的雇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10％～15％，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却提升了一倍。罗奇对此现象的解释很有新意，他提出了“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概念。
公众已经接受了世界正在变平的看法，全球化降低了横在各国之间的物理界限，资金、商品的流动几乎没有障碍，而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勞动力流动，在信息时代也变得不再那么难了c
根据理查德·佛里德曼的测算，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约15亿新兴劳动力，这个数字基本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现有劳动力的总和。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将生产链转移到这些低成本国家，而得以提升利润率并降低成本。
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在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狙击”。如今，服务业的跨境贸易热火朝天，借助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很多知识型的服务可以由较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在线方式提供，进一步降低了西方白领员工的收入和工资水平。这就是罗奇所指的“劳动力套利”的实质，劳动力通过网络管道实现了流动，这和服务业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在扩大就业与增加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下，富裕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这种看似已经失控了的全球化进程也并非全是害处，西方企业借此获得了更大的利润，但是这部分财富并没有得到平均的分配，因此，西方企业是受惠者，而劳动者阶层却并未受益，因此也加剧了其贫富分化程度。
罗奇归纳本轮全球化的三大关键点是在融资模式、涉及范围和发展速度，这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全球化增长力，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多边贸易协议所起的作用。任何一国都很难借助贸易保护政策达到从根本上改善贸易赤字的目的。
中国作为亚洲生产整合者
无论美国是否心甘情愿，21世纪都将是亚洲世纪。放眼望去，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无非是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美国如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便会减小，与亚洲和欧洲共同支撑起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中美、中日以及中、日、韩、印三个关系组合，其核心就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这个穷亲戚，让美国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汇率政策，有助于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的机会。
美国如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的大幕，固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阻碍，也将造成美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即有可能提升其利率水平，导致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得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滞胀。这还只是从消费端看到的弊病，不是事情的全部。
从产业链条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造业供应链，中国是生产的最后一环。据刘遵义教授的估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只有约20％是完全由中国生产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来自亚洲各国的中间部件进行组装，对中国的打击有可能在纵向联系的泛亚地区生产平台中形成共振，导致全球制造链瘫痪。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过去10年中国总出口增长的60％以上份额。很明显，美国和亚洲各国都需要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但是，各国首先应该从内部下手，而不是考虑如何遏制对方，否则必然得到双输的结局。
罗奇认为，美国的贸易失衡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国内储蓄率，而不是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有近一百个国家，如果不减少过度的消费，即便降低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需要增加来自别国的商品，而那些替代物甚至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等同于向国内消费者征税。
《未来的亚洲——新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是罗奇自2006年以来有关世界经济热点地区美国、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分析评论合集，内容分为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亚洲经济和中美关系四大部分。
罗奇将全球化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_一步，引入了“劳动力跨境套利”的概念，并应用其对美国出现的劳动力收入下降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罗奇在书中的很多客观意见已经体现在了中美的一些政策中，而对于亚洲的未来，他的意见也值得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了解和借鉴。
人力跨境套利的全球化新挑战
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终于尝到了苦头。
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出人意料。一个世纪前，全球化还只是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张，而本轮全球化则不仅包括了实体商品的交易，同时也囊括了知识型员工提供的服务，是实体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断提升而是在下降，同时，制造业的雇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10％～15％，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却提升了一倍。罗奇对此现象的解释很有新意，他提出了“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概念。
公众已经接受了世界正在变平的看法，全球化降低了横在各国之间的物理界限，资金、商品的流动几乎没有障碍，而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勞动力流动，在信息时代也变得不再那么难了c
根据理查德·佛里德曼的测算，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约15亿新兴劳动力，这个数字基本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现有劳动力的总和。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将生产链转移到这些低成本国家，而得以提升利润率并降低成本。
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在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狙击”。如今，服务业的跨境贸易热火朝天，借助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很多知识型的服务可以由较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在线方式提供，进一步降低了西方白领员工的收入和工资水平。这就是罗奇所指的“劳动力套利”的实质，劳动力通过网络管道实现了流动，这和服务业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在扩大就业与增加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下，富裕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这种看似已经失控了的全球化进程也并非全是害处，西方企业借此获得了更大的利润，但是这部分财富并没有得到平均的分配，因此，西方企业是受惠者，而劳动者阶层却并未受益，因此也加剧了其贫富分化程度。
罗奇归纳本轮全球化的三大关键点是在融资模式、涉及范围和发展速度，这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全球化增长力，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多边贸易协议所起的作用。任何一国都很难借助贸易保护政策达到从根本上改善贸易赤字的目的。
中国作为亚洲生产整合者
无论美国是否心甘情愿，21世纪都将是亚洲世纪。放眼望去，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无非是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美国如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便会减小，与亚洲和欧洲共同支撑起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中美、中日以及中、日、韩、印三个关系组合，其核心就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这个穷亲戚，让美国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汇率政策，有助于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的机会。
美国如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的大幕，固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阻碍，也将造成美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即有可能提升其利率水平，导致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得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滞胀。这还只是从消费端看到的弊病，不是事情的全部。
从产业链条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造业供应链，中国是生产的最后一环。据刘遵义教授的估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只有约20％是完全由中国生产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来自亚洲各国的中间部件进行组装，对中国的打击有可能在纵向联系的泛亚地区生产平台中形成共振，导致全球制造链瘫痪。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过去10年中国总出口增长的60％以上份额。很明显，美国和亚洲各国都需要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但是，各国首先应该从内部下手，而不是考虑如何遏制对方，否则必然得到双输的结局。
罗奇认为，美国的贸易失衡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国内储蓄率，而不是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有近一百个国家，如果不减少过度的消费，即便降低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需要增加来自别国的商品，而那些替代物甚至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等同于向国内消费者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