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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典美学始终坚持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一体圆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主导思想线索。审美经验中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天人合一在审美活动中的体现。建立在人与自然亲和观念基础上,人们将自然万物视为怡情悦性的对象,并从中获得身心的自由与超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日益凸显。
关键词: 天人合一 审美活动 审美价值
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于西汉时期,但是它的起源悠久,影响深远,贯穿于中国审美文化从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中国审美文化之魂。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人们避免与天地自然的矛盾和斗争。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天人合一’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强调:“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2]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和伦理,而且深深影响了传统审美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远古时期,中国先哲的原始宗教观念就建立在人与自然一体的亲和观念之上,其中隐含着天人合一的原始意蕴。诸多的上古神话表露出先民对天地自然的亲昵态度,建构了“神人以和”的远古文化模式,即天人合一的雏形。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儒、道两家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美学思想。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孟子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将自己的性情与万物本性相联系,强调在主体内部寻求自然之道,尽心以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从而体现了“无我同一”。正是在此基础上,人才能适应万物的生命规律,万物才会愉悦于己。《礼记·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道家则向往回归自然。庄子追求“以天合天”,提倡人以自然的姿态与物为一,通过遵循自然规律的方法以求得精神的自由。道家强调人与万物贯通为一,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正是反映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这是一种超越日常世事,忘怀世俗生命,与天地为一的境界。
在审美意义上,天人合一意味着对象不但与人之间被视为一体,而且使主体在审美体验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天人和谐境界,个体投身到大自然中,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人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象;山川焕绮,以辅理地之形,以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把人看成是天地之心,与天地为一。人的审美活动也就成为人与天之间联系的中介。
在审美活动中,天人合一不是单纯的主体对自然之道的被动体现,而是主体对自然的能动顺应,从对天地自然的积极适应和相融协调中伸张自己,从而实现心灵的自由。孔子以山水“比德”,提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乃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运用。《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塞与天地之间”,即是对主体在天地间通过“天人合一”的方式寻求自由的表现,体现了合自然的规律性与主体精神合目的性的统一。《管子·心术上》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将自然道德观与人的精神境界贯通一致,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结果。
古人主张身心对应,情感受自然的影响,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即人在抒发情感的审美活动中与天合一。宗白华曾说:“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达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表现天地人。”[3]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异质同构关系。审美活动中创构意象、体现物我同一的“情景合一”或“情景交融”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展开。比如我们欣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人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面对此情此景,诗不再是摆在语言层面上的文字,也不只是某种有限的情感意向的表露,而是一幅亘古不变的江上明月图:深邃、寥廓、宁静、永恒。我们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如入梦境一般,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仿佛已经全部融入天地间,融入永恒的江山、无边的风月,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审美经验中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还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先民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苟卿列传》)思维方式的产物。《吕氏春秋·情欲》描述为:“人与天地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上述观念若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便是“天人合一”。用审美的眼光看,自然与人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庄子·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吕氏春秋·有始》所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因此,人可以以自身为对象去把握宇宙,而人的内在机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又可以借助宇宙来了解和把握。同样,对于灵魂的把握,对于人生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于宇宙精神的把握。就自然本身来说,自然的生命对于审美是次要的,人对自然生命寓于人情,即自然万物与人情的融合体验,给人带来的却是无穷的韵味,人从中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高扬人的主体性。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天人和谐的境界。天人合一在人与自然亲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心理,这是人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的结果。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是一种亲和关系,自然万物是人怡情悦性的对象,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中国古典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寻求美。在审美活动中,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又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在自然被严重破坏的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继承并发扬光大“天人合一”的精髓,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可有的贡献[J].北京:中国文化,1998,(4):93.
[2]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J].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42.
[3]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宗白华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15.
关键词: 天人合一 审美活动 审美价值
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于西汉时期,但是它的起源悠久,影响深远,贯穿于中国审美文化从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中国审美文化之魂。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人们避免与天地自然的矛盾和斗争。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天人合一’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强调:“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2]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和伦理,而且深深影响了传统审美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远古时期,中国先哲的原始宗教观念就建立在人与自然一体的亲和观念之上,其中隐含着天人合一的原始意蕴。诸多的上古神话表露出先民对天地自然的亲昵态度,建构了“神人以和”的远古文化模式,即天人合一的雏形。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儒、道两家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美学思想。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孟子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将自己的性情与万物本性相联系,强调在主体内部寻求自然之道,尽心以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从而体现了“无我同一”。正是在此基础上,人才能适应万物的生命规律,万物才会愉悦于己。《礼记·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道家则向往回归自然。庄子追求“以天合天”,提倡人以自然的姿态与物为一,通过遵循自然规律的方法以求得精神的自由。道家强调人与万物贯通为一,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正是反映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这是一种超越日常世事,忘怀世俗生命,与天地为一的境界。
在审美意义上,天人合一意味着对象不但与人之间被视为一体,而且使主体在审美体验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天人和谐境界,个体投身到大自然中,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人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象;山川焕绮,以辅理地之形,以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把人看成是天地之心,与天地为一。人的审美活动也就成为人与天之间联系的中介。
在审美活动中,天人合一不是单纯的主体对自然之道的被动体现,而是主体对自然的能动顺应,从对天地自然的积极适应和相融协调中伸张自己,从而实现心灵的自由。孔子以山水“比德”,提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乃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运用。《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塞与天地之间”,即是对主体在天地间通过“天人合一”的方式寻求自由的表现,体现了合自然的规律性与主体精神合目的性的统一。《管子·心术上》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将自然道德观与人的精神境界贯通一致,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结果。
古人主张身心对应,情感受自然的影响,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即人在抒发情感的审美活动中与天合一。宗白华曾说:“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达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表现天地人。”[3]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异质同构关系。审美活动中创构意象、体现物我同一的“情景合一”或“情景交融”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展开。比如我们欣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人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面对此情此景,诗不再是摆在语言层面上的文字,也不只是某种有限的情感意向的表露,而是一幅亘古不变的江上明月图:深邃、寥廓、宁静、永恒。我们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如入梦境一般,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仿佛已经全部融入天地间,融入永恒的江山、无边的风月,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审美经验中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还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先民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苟卿列传》)思维方式的产物。《吕氏春秋·情欲》描述为:“人与天地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上述观念若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便是“天人合一”。用审美的眼光看,自然与人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庄子·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吕氏春秋·有始》所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因此,人可以以自身为对象去把握宇宙,而人的内在机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又可以借助宇宙来了解和把握。同样,对于灵魂的把握,对于人生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于宇宙精神的把握。就自然本身来说,自然的生命对于审美是次要的,人对自然生命寓于人情,即自然万物与人情的融合体验,给人带来的却是无穷的韵味,人从中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高扬人的主体性。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天人和谐的境界。天人合一在人与自然亲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心理,这是人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的结果。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是一种亲和关系,自然万物是人怡情悦性的对象,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中国古典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寻求美。在审美活动中,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又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在自然被严重破坏的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继承并发扬光大“天人合一”的精髓,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可有的贡献[J].北京:中国文化,1998,(4):93.
[2]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J].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42.
[3]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宗白华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