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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前身）与国立广西大学是民国时期广西仅有的两所国立高等学府。不仅如此，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还因其坚持不懈开展的民主运动而享有“西南民主堡垒”的美誉。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原本是广西当局为适应广西教育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于1941年开办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2年4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更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首开广西本科师范教育的先河。该校在曾作忠院长、林砺儒教务长的苦心经营下，欣欣向荣。1943年8月，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更名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成为当时全中国仅有的六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
曾作忠院长、林砺儒教务长都是思想进步、作风民主的教育家，他们为桂林师院请来了红学家吴世昌、地质学家吴燕生、文学家穆木天、物理学家谢厚藩等一批进步学者担任教授。桂林师院建校初期有五个系，其中英语系主任陈翰笙、教育系主任林仲达、史地系主任陈竺同皆是中共党员。这些进步学者向学生们传播民主思想，使得桂林师院的民主运动持续不断。
1935年就加入中共的陈翰笙为师生们做了关于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各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迅速形成，而中国抗战正处于重要转折时期，只有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才能争取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教育系主任林仲达对教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深入研究，曾在《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中华》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他在《艺术教育与革命》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教育和革命的关系：“教育是造人的艺术，艺术是革命的教育。所谓革命的教育，它不仅教人能充分发挥创造的冲动，发明工具，运用高度的技术，去征服自然而又欣赏自然;它还要教人怎样认识人生，批判人生，乃至改造人生。”
有了这些进步教师的言传身教，到1942年，桂林师院已有少部分学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学生。这年春节后，进步学生们在桂林师院建立了读书会。读书会定有几条纪律：组织保密、个别联系、传阅文件不问来历等。读书会由于人数较多，几次打算集会都因特务盯梢而未能召开，于是分为三个小组活动。读书会定有详细的读书计划，要求自学《中国近代革命史》《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读书会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来的小册子和报纸，有的是揭露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搞摩擦的实况报道，有的是控诉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法西斯暴行，有的是新四军截获的国民党与日军和谈秘密活动的文件，还有中共对时局的声明，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评论文章等。
不仅如此，师生们在广西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组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11月，桂林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中共桂林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桂林师范学院特别支部，桂林师院学生卢蒙坚任支部书记，学生覃宗义任副书记。1949年，在中共桂林师范学院特别支部基础上成立中共南宁城工委师院组织。1946年至1949年间，桂林师院有77名学生和2名教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中共南宁城工委师院组织。
1945年11月，民盟广西省支部委员会在桂林秘密成立，桂林师院教师成为骨干：徐寅初担任主任委员，张锡昌任秘书长，张毕来任宣传部部长，靳为霖任宣传部副部长，林砺儒、杨荣国、曹伯韩是支部委员。其后，在桂林师院成立了广西省支部领导下的两个基层支部：桂林师院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1945年至1947年间，教师支部有盟员15人，其中有中共党员7人;学生支部有盟员22人，其中有中共党员9人。
激情昂扬 宣传民主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组织的领导下，在进步师生的大力推动下，桂林师院的民主进步活动日益蓬勃开展。1945年5月，因抗战迁至贵州平越的桂林师院全体学生为响应浙大、西南联大同学发出的民主宣言，发表了题为《我们要民主胜利和平》的宣言，倡议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民主宣言被国民党中统局严密监控并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现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开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就有《中统局关于桂林师范学院学生发表我们要民主胜利和平宣言的情报》。
抗战胜利后，桂林师院迁回桂林，借靖江王城旧址为校址。1946年，国统区各地掀起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群众运动。桂林师院学生组成了近30个壁报团体出版壁报，学治会主办的有《师声》《壁联》《学生导报》，女同学联合会主编的有《女联》，各系学会主办的有《教育新哨》《直笔》《共鸣》《国文半月刊》《热流》等。壁报内容丰富多彩，汇聚在一条长廊上，被称为“民主走廊”，成为宣传爱国、呼唤民主的阵地，吸引了众多校内外师生和群众前来观看，引起了桂林乃至全国的关注。桂林师院被重庆《新华日报》誉为“西南民主堡垒”。
民盟桂林师院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还积极利用各种文化媒介宣传和平民主。桂林师院学治会出版的《学生生活》，在盟员的努力下，发表了大量争取和平民主的文章。桂林师院盟员还组织各种进步社团，演出话剧《凯旋》，创办夜校，使得桂林师院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1946年五四青年节，中共和民盟决定召开盛大的纪念会，由桂林师院学治会出面，联合桂林文化界联谊会、文艺界协会桂林分会、美术工作者协会、桂林妇女界联谊会等团体在桂林师院附中礼堂举行，有五六百人参加了大会。林砺儒主持大会，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强调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才有科学的繁荣昌盛，穆木天讲述了当前文艺要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斗争。
1946年6月，桂林政治气候骤变，桂林师院这个进步学府、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成为广西当局的眼中钉。为了削弱桂林的民主力量，分化瓦解学生运动，广西当局决定把民主运动最活跃的桂林师院迁往南宁。这一命令激起师生的反对，汪泽楷教授（中共党员）还利用各种会议和讲课的讲坛，揭露了这件事的本质。师生们展开反迁校的斗争，持续数月。最后，中共和民盟的领导分析了形势，认为南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住桂林师院这颗革命种子，决定停止辩论，向师生们做思想工作，组织迁校，把民主革命的火种带到南宁。
1947年2月，桂林师院全部迁至南宁，5月，被改名为国立南宁师范学院。接着，广西当局施行《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使桂林师院教职员的待遇和学生的公费待遇大幅度降低，学生的学习生活费被扣，食堂已无米下锅，学校开学、开课遥遥无期。于是师生们展开了以“反对更改院名，维护师院光荣历史，反对不合理待遇”为主要内容的护院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开展罢教、罢课活动。某日，桂林师院学生准备上街游行，队伍集中在学校大礼堂前的广场。当时，桂林师院教授得知反动势力已组织了一批流氓打手准备斗殴。为了学生的安全，汪泽楷、谭丕谟等教师出面劝阻大家不要上街游行。学生们经过冷静思考后，把上街游行改为校内游行，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
在桂林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民盟的支持下，护院会和教授会分别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各界人士和记者招待会，散发《告全国同学书》，派人到桂林向省政府、省参议会交涉，到广西大学等大中专院校争取支持。护院运动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6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督学唐惜分来南宁处理此事。6月6日，桂林师院正式复课，护院运动告一段落。但不久后，7月15日，广西当局逮捕桂林师院教师杨荣国、张毕来和学生高言弘。后经教授会、学生自治会、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三人于1948年5月5日获释出狱。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民主运动一路坎坷，几经波折。然而，桂林师院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民主办学，以进步的校风、高水准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高等院校之列，为广西乃至西南各省输送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原本是广西当局为适应广西教育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于1941年开办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2年4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更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首开广西本科师范教育的先河。该校在曾作忠院长、林砺儒教务长的苦心经营下，欣欣向荣。1943年8月，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更名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成为当时全中国仅有的六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
星火燎原 呼唤民主
曾作忠院长、林砺儒教务长都是思想进步、作风民主的教育家，他们为桂林师院请来了红学家吴世昌、地质学家吴燕生、文学家穆木天、物理学家谢厚藩等一批进步学者担任教授。桂林师院建校初期有五个系，其中英语系主任陈翰笙、教育系主任林仲达、史地系主任陈竺同皆是中共党员。这些进步学者向学生们传播民主思想，使得桂林师院的民主运动持续不断。
1935年就加入中共的陈翰笙为师生们做了关于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各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迅速形成，而中国抗战正处于重要转折时期，只有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才能争取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教育系主任林仲达对教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深入研究，曾在《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中华》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他在《艺术教育与革命》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教育和革命的关系：“教育是造人的艺术，艺术是革命的教育。所谓革命的教育，它不仅教人能充分发挥创造的冲动，发明工具，运用高度的技术，去征服自然而又欣赏自然;它还要教人怎样认识人生，批判人生，乃至改造人生。”
有了这些进步教师的言传身教，到1942年，桂林师院已有少部分学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学生。这年春节后，进步学生们在桂林师院建立了读书会。读书会定有几条纪律：组织保密、个别联系、传阅文件不问来历等。读书会由于人数较多，几次打算集会都因特务盯梢而未能召开，于是分为三个小组活动。读书会定有详细的读书计划，要求自学《中国近代革命史》《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读书会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来的小册子和报纸，有的是揭露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搞摩擦的实况报道，有的是控诉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法西斯暴行，有的是新四军截获的国民党与日军和谈秘密活动的文件，还有中共对时局的声明，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评论文章等。
不仅如此，师生们在广西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组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11月，桂林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中共桂林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桂林师范学院特别支部，桂林师院学生卢蒙坚任支部书记，学生覃宗义任副书记。1949年，在中共桂林师范学院特别支部基础上成立中共南宁城工委师院组织。1946年至1949年间，桂林师院有77名学生和2名教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中共南宁城工委师院组织。
1945年11月，民盟广西省支部委员会在桂林秘密成立，桂林师院教师成为骨干：徐寅初担任主任委员，张锡昌任秘书长，张毕来任宣传部部长，靳为霖任宣传部副部长，林砺儒、杨荣国、曹伯韩是支部委员。其后，在桂林师院成立了广西省支部领导下的两个基层支部：桂林师院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1945年至1947年间，教师支部有盟员15人，其中有中共党员7人;学生支部有盟员22人，其中有中共党员9人。
激情昂扬 宣传民主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组织的领导下，在进步师生的大力推动下，桂林师院的民主进步活动日益蓬勃开展。1945年5月，因抗战迁至贵州平越的桂林师院全体学生为响应浙大、西南联大同学发出的民主宣言，发表了题为《我们要民主胜利和平》的宣言，倡议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民主宣言被国民党中统局严密监控并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现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开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就有《中统局关于桂林师范学院学生发表我们要民主胜利和平宣言的情报》。
抗战胜利后，桂林师院迁回桂林，借靖江王城旧址为校址。1946年，国统区各地掀起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群众运动。桂林师院学生组成了近30个壁报团体出版壁报，学治会主办的有《师声》《壁联》《学生导报》，女同学联合会主编的有《女联》，各系学会主办的有《教育新哨》《直笔》《共鸣》《国文半月刊》《热流》等。壁报内容丰富多彩，汇聚在一条长廊上，被称为“民主走廊”，成为宣传爱国、呼唤民主的阵地，吸引了众多校内外师生和群众前来观看，引起了桂林乃至全国的关注。桂林师院被重庆《新华日报》誉为“西南民主堡垒”。
民盟桂林师院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还积极利用各种文化媒介宣传和平民主。桂林师院学治会出版的《学生生活》，在盟员的努力下，发表了大量争取和平民主的文章。桂林师院盟员还组织各种进步社团，演出话剧《凯旋》，创办夜校，使得桂林师院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1946年五四青年节，中共和民盟决定召开盛大的纪念会，由桂林师院学治会出面，联合桂林文化界联谊会、文艺界协会桂林分会、美术工作者协会、桂林妇女界联谊会等团体在桂林师院附中礼堂举行，有五六百人参加了大会。林砺儒主持大会，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强调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才有科学的繁荣昌盛，穆木天讲述了当前文艺要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斗争。
百折不挠 力争民主
1946年6月，桂林政治气候骤变，桂林师院这个进步学府、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成为广西当局的眼中钉。为了削弱桂林的民主力量，分化瓦解学生运动，广西当局决定把民主运动最活跃的桂林师院迁往南宁。这一命令激起师生的反对，汪泽楷教授（中共党员）还利用各种会议和讲课的讲坛，揭露了这件事的本质。师生们展开反迁校的斗争，持续数月。最后，中共和民盟的领导分析了形势，认为南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住桂林师院这颗革命种子，决定停止辩论，向师生们做思想工作，组织迁校，把民主革命的火种带到南宁。
1947年2月，桂林师院全部迁至南宁，5月，被改名为国立南宁师范学院。接着，广西当局施行《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使桂林师院教职员的待遇和学生的公费待遇大幅度降低，学生的学习生活费被扣，食堂已无米下锅，学校开学、开课遥遥无期。于是师生们展开了以“反对更改院名，维护师院光荣历史，反对不合理待遇”为主要内容的护院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开展罢教、罢课活动。某日，桂林师院学生准备上街游行，队伍集中在学校大礼堂前的广场。当时，桂林师院教授得知反动势力已组织了一批流氓打手准备斗殴。为了学生的安全，汪泽楷、谭丕谟等教师出面劝阻大家不要上街游行。学生们经过冷静思考后，把上街游行改为校内游行，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
在桂林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民盟的支持下，护院会和教授会分别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各界人士和记者招待会，散发《告全国同学书》，派人到桂林向省政府、省参议会交涉，到广西大学等大中专院校争取支持。护院运动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6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督学唐惜分来南宁处理此事。6月6日，桂林师院正式复课，护院运动告一段落。但不久后，7月15日，广西当局逮捕桂林师院教师杨荣国、张毕来和学生高言弘。后经教授会、学生自治会、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三人于1948年5月5日获释出狱。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民主运动一路坎坷，几经波折。然而，桂林师院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民主办学，以进步的校风、高水准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高等院校之列，为广西乃至西南各省输送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