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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1931
“天上有几点亮晶晶的明星，好似烁亮的小镜子，在大黑布上闪闪地晃动。这时林中很快地跑出一个少女来，浑身穿着黑衣，姿态婀娜中含有刚健气，背负一剑，行走若飞，直向前面溪边走去。”
1931年，浙江海宁的八岁男孩查良镛读到他人生中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小说开头的黑衣少女方玉琴为父报仇，途中遇到师兄岳剑秋，两人珠联璧合，共同行侠仗义。《荒江女侠》融汇武侠打斗与儿女情长，在当时颇有开创性。作者顾明道最初计划写成中篇小说，由于在《新闻报》副刊连载时很受读者欢迎，临时改扩为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查良镛大开眼界，此后他又在期刊上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和《侠义英雄传》。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些侠客故事寄托着民众除暴安良、振兴华夏的愿望。这也是作家们的自觉，《荒江女侠》的作者顾明道自述“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平江不肖生本人更是支持革命家陈天华、参与北伐讨袁的进步青年。
即便是常写才子佳人故事的张恨水，也在1930年的小说《啼笑因缘》中，把多角恋女配角关秀姑设定为武艺高强、刺杀军阀的女侠。
1931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查良镛的表哥徐志摩乘飞机时遇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几大社团中，徐志摩所在的新月社在创作上更关注艺术技巧和风格，如探索新诗的格律化，但是多数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现实关怀。徐志摩逝世后，新月社走向衰落，并在两年后解散。
1955年，查良镛开始用金庸的笔名写武侠小说，他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就是一位浙江海宁的翩翩公子，年纪轻轻便出任红花会总舵主，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然而陈家洛性格善良，轻信乾隆皇帝，最终葬送自己的事业。徐志摩同样出身海宁望族，年少有成，被众人寄予厚望，却终因一份不切实际的感情付出生命代价。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因此把徐志摩看做陈家洛的原型。
杨过与小龙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成了金庸改写动作后唯一的存留。金庸曾这样解释自己爱情观的改变：“现在了解人和事多一点了，知道世界上像小龙女和杨过一样的人太少了。比如袁承志對他女朋友青青，有三心二意，但最后也没变心。三心二意是现实中有的，完全没有反而不现实。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说：“我的小说以前没有大的修改，现在要修改，跟进入文学史没有关系的。我的想法是，把以前小说里的错误进行改正，把留下的遗憾挽回，修改主要是围绕情节来进行的。现在感觉以前写得不怎么好，现在改得好一点也可能改得坏一点。后来思想比较成熟，感觉胡闹的地方就改了一下，删掉了一些。”
金庸曾对媒体表示，“我希望我的小说50年、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我过世之后，100年后还能看。”
深入内地
金庸的小说来到台湾与大陆后，在两岸不约而同地经历了长时间的“地下”流通。1959年，台湾当局查禁了404种武侠小说，包括多部金庸小说，指其“颠倒历史，混淆是非”。为躲避审查，台湾书商更改书名，甚至将作者署名改为古龙。
直到1970年代，金庸以《明报》创始人身份到访台湾，得到了高层礼遇，加上出版人的游说努力，当局才批准了《金庸作品集》的出版和报纸连载。
这个时候，金庸小说也悄然流入内地。作家丁华回忆，1976年春末夏初，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有一套不全的旧版《笑傲江湖》，“将书借给我时，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归还，他们要出海”。
六神磊磊初读金庸，就是一本黄色封面的盗版书，删减后的薄薄一本，封面画着一只怪兽。那时候他初中，放下书后睡不着觉，“漫漫长夜非常难熬”。每天偷偷爬起来，借着月光继续看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家都十几岁年纪，苦于无书可读，有什么书拿起来就读。此时能读到金庸小说，真是饕餮盛宴了。开始读金庸，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金庸江湖”网络版主刘国重对记者解释，“跟很多朋友交流过，多数是先看《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后来接触到小说原著，就一发不可收了。”
从1960年代开始，邵氏已经推出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著名导演楚原、张彻都曾执导，不过票房反响平平。反倒是电视播出的几部改编版本，收视大好，在重拍《射雕英雄传》前，无线电视对香港观众做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0%观众看过原著，70%对改编表示赞成。无线还举办了“理想黄蓉形象”选秀，由金庸的好友倪匡，导演徐克、楚原、杜琪峰等人担任评委，从中选出了演员翁美玲。这部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引进内地后，轰动一时。
金庸在此之前已经两次到访内地，198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谈论了中国当前的若干问题”。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也推动了曾经作为“通俗文学”受到压制的武侠小说，以“香港文学”的角色获准公开进入内地。这一年，金庸全部作品在内地正式出版。1985年，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销售超过四千万册，这还不包括无法计数的盗印。
迄今为止，由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超过100部。尽管绝大部分让金庸不满意，他对此的态度是：“我不反对把我的书拍成电影电视。观众看完戏，反而有兴趣再看书，会有更多人去看书”“就我自己去拍，亦不可能拍得理想的”“所以要改便改好了，我不会反对”。 由于欣赏导演张纪中“有侠客之气”，金庸把《笑傲江湖》版权卖给中央电视台时，只收取了一元钱。但他对拍出的结果不满，下一部《射雕英雄传》卖了72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作，我就拿出10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
如今被奉为经典的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金庸本人并不喜欢。“83版的大家都说好，我特地买了一套来看，没觉得好啊。这里面有回忆的问题……自己的回忆总是美化事情的，大家喜欢翁美玲，是因为回忆特别美。”
许多年后，83版编剧张华标对人言，“其实我是有歉疚……改得是太通俗化也确有扭曲原著的地方，我并不认识金庸先生，不然会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影视剧使金庸作品更加受到普罗大众的青睐，但关于金庸小说的雅俗之争，也从未休止。作家王朔曾经评价，“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金庸刊文做出了礼貌的回应，“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学者钱理群第一次被学生提问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感到吃惊，“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直到有一天他精神苦闷，无意中拿起金庸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倚天屠龙记》中“生亦何苦，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一句让他有如雷击，自己添上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
“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摈弃在外吗？”钱理群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有人批评梁羽生和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只给读者提供娱乐。金庸发表文章回应，反对把“梁金”相提并论，他认为梁羽生是“文艺工作者”，而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
梁羽生在英国一家餐馆偶遇数学家华罗庚，华曾一语中的地告诉他：“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
对于自己的小说广为流行，金庸的解读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
刘国重告诉记者，“说是从金庸小说学到了‘侠义精神’，那就夸大了。至少，尽量不做坏事，要做好人，这一点，金庸小说确是影响了很多人。”
“出海”
金庸小说最初远播海外是在东南亚，甚至早于中国内地。1950年代末，金庸小说在香港报刊上连载后，在东南亚就有大量译本面世。
印尼文译本大受官员至民众的欢迎，带动了印尼本土的武侠小说写作。泰文的“射雕三部曲”則从195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四个译本，再版数十次，书名译作《玉龙》。越南有一则流传已久的段子，称曾有南越政府议员在议会吵架时，用“岳不群”“左冷禅”互骂。 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的金庸讣闻中写道：“在新加坡，即使是没有读过金庸原著的电视迷，大概也熟知他钟爱的那些人物。”
由于文化的相近，金庸在日韩也大受欢迎。正式获得授权之前，已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小说，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宇曾说，“十多年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韩国卖出总部数号称是100万部。”
1996年，金庸与日本德间书店签约，很快推出了《金庸全集》及多部小说译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冈崎由美是其中一位译者，作为多年的金庸迷与研究者，她曾说，“尽管日本读者未必可以明白金庸作品中的诸多武功招式，但也觉得武功名称富有诗意，相比武打场面的描写，日本读者普遍对于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更为感兴趣”。
最早的英文译本出现在1993年，这本《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香港学者莫锦屏翻译。英国媒体人晏格文（Graham Earnshaw）曾担任路透社亚洲区编辑，他用十年时间翻译出版了《书剑恩仇录》（The Book
“天上有几点亮晶晶的明星，好似烁亮的小镜子，在大黑布上闪闪地晃动。这时林中很快地跑出一个少女来，浑身穿着黑衣，姿态婀娜中含有刚健气，背负一剑，行走若飞，直向前面溪边走去。”
1931年，浙江海宁的八岁男孩查良镛读到他人生中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小说开头的黑衣少女方玉琴为父报仇，途中遇到师兄岳剑秋，两人珠联璧合，共同行侠仗义。《荒江女侠》融汇武侠打斗与儿女情长，在当时颇有开创性。作者顾明道最初计划写成中篇小说，由于在《新闻报》副刊连载时很受读者欢迎，临时改扩为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查良镛大开眼界，此后他又在期刊上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和《侠义英雄传》。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些侠客故事寄托着民众除暴安良、振兴华夏的愿望。这也是作家们的自觉，《荒江女侠》的作者顾明道自述“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平江不肖生本人更是支持革命家陈天华、参与北伐讨袁的进步青年。
即便是常写才子佳人故事的张恨水，也在1930年的小说《啼笑因缘》中，把多角恋女配角关秀姑设定为武艺高强、刺杀军阀的女侠。
1931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查良镛的表哥徐志摩乘飞机时遇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几大社团中，徐志摩所在的新月社在创作上更关注艺术技巧和风格，如探索新诗的格律化，但是多数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现实关怀。徐志摩逝世后，新月社走向衰落，并在两年后解散。
1955年，查良镛开始用金庸的笔名写武侠小说，他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就是一位浙江海宁的翩翩公子，年纪轻轻便出任红花会总舵主，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然而陈家洛性格善良，轻信乾隆皇帝，最终葬送自己的事业。徐志摩同样出身海宁望族，年少有成，被众人寄予厚望，却终因一份不切实际的感情付出生命代价。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因此把徐志摩看做陈家洛的原型。
杨过与小龙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成了金庸改写动作后唯一的存留。金庸曾这样解释自己爱情观的改变：“现在了解人和事多一点了，知道世界上像小龙女和杨过一样的人太少了。比如袁承志對他女朋友青青，有三心二意，但最后也没变心。三心二意是现实中有的，完全没有反而不现实。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说：“我的小说以前没有大的修改，现在要修改，跟进入文学史没有关系的。我的想法是，把以前小说里的错误进行改正，把留下的遗憾挽回，修改主要是围绕情节来进行的。现在感觉以前写得不怎么好，现在改得好一点也可能改得坏一点。后来思想比较成熟，感觉胡闹的地方就改了一下，删掉了一些。”
金庸曾对媒体表示，“我希望我的小说50年、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我过世之后，100年后还能看。”
深入内地
金庸的小说来到台湾与大陆后，在两岸不约而同地经历了长时间的“地下”流通。1959年，台湾当局查禁了404种武侠小说，包括多部金庸小说，指其“颠倒历史，混淆是非”。为躲避审查，台湾书商更改书名，甚至将作者署名改为古龙。
直到1970年代，金庸以《明报》创始人身份到访台湾，得到了高层礼遇，加上出版人的游说努力，当局才批准了《金庸作品集》的出版和报纸连载。
这个时候，金庸小说也悄然流入内地。作家丁华回忆，1976年春末夏初，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有一套不全的旧版《笑傲江湖》，“将书借给我时，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归还，他们要出海”。
六神磊磊初读金庸，就是一本黄色封面的盗版书，删减后的薄薄一本，封面画着一只怪兽。那时候他初中，放下书后睡不着觉，“漫漫长夜非常难熬”。每天偷偷爬起来，借着月光继续看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家都十几岁年纪，苦于无书可读，有什么书拿起来就读。此时能读到金庸小说，真是饕餮盛宴了。开始读金庸，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金庸江湖”网络版主刘国重对记者解释，“跟很多朋友交流过，多数是先看《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后来接触到小说原著，就一发不可收了。”
从1960年代开始，邵氏已经推出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著名导演楚原、张彻都曾执导，不过票房反响平平。反倒是电视播出的几部改编版本，收视大好，在重拍《射雕英雄传》前，无线电视对香港观众做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0%观众看过原著，70%对改编表示赞成。无线还举办了“理想黄蓉形象”选秀，由金庸的好友倪匡，导演徐克、楚原、杜琪峰等人担任评委，从中选出了演员翁美玲。这部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引进内地后，轰动一时。
金庸在此之前已经两次到访内地，198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谈论了中国当前的若干问题”。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也推动了曾经作为“通俗文学”受到压制的武侠小说，以“香港文学”的角色获准公开进入内地。这一年，金庸全部作品在内地正式出版。1985年，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销售超过四千万册，这还不包括无法计数的盗印。
迄今为止，由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超过100部。尽管绝大部分让金庸不满意，他对此的态度是：“我不反对把我的书拍成电影电视。观众看完戏，反而有兴趣再看书，会有更多人去看书”“就我自己去拍，亦不可能拍得理想的”“所以要改便改好了，我不会反对”。 由于欣赏导演张纪中“有侠客之气”，金庸把《笑傲江湖》版权卖给中央电视台时，只收取了一元钱。但他对拍出的结果不满，下一部《射雕英雄传》卖了72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作，我就拿出10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
如今被奉为经典的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金庸本人并不喜欢。“83版的大家都说好，我特地买了一套来看，没觉得好啊。这里面有回忆的问题……自己的回忆总是美化事情的，大家喜欢翁美玲，是因为回忆特别美。”
许多年后，83版编剧张华标对人言，“其实我是有歉疚……改得是太通俗化也确有扭曲原著的地方，我并不认识金庸先生，不然会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影视剧使金庸作品更加受到普罗大众的青睐，但关于金庸小说的雅俗之争，也从未休止。作家王朔曾经评价，“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金庸刊文做出了礼貌的回应，“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学者钱理群第一次被学生提问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感到吃惊，“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直到有一天他精神苦闷，无意中拿起金庸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倚天屠龙记》中“生亦何苦，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一句让他有如雷击，自己添上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
“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摈弃在外吗？”钱理群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有人批评梁羽生和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只给读者提供娱乐。金庸发表文章回应，反对把“梁金”相提并论，他认为梁羽生是“文艺工作者”，而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
梁羽生在英国一家餐馆偶遇数学家华罗庚，华曾一语中的地告诉他：“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
对于自己的小说广为流行，金庸的解读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
刘国重告诉记者，“说是从金庸小说学到了‘侠义精神’，那就夸大了。至少，尽量不做坏事，要做好人，这一点，金庸小说确是影响了很多人。”
“出海”
金庸小说最初远播海外是在东南亚，甚至早于中国内地。1950年代末，金庸小说在香港报刊上连载后，在东南亚就有大量译本面世。
印尼文译本大受官员至民众的欢迎，带动了印尼本土的武侠小说写作。泰文的“射雕三部曲”則从195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四个译本，再版数十次，书名译作《玉龙》。越南有一则流传已久的段子，称曾有南越政府议员在议会吵架时，用“岳不群”“左冷禅”互骂。 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的金庸讣闻中写道：“在新加坡，即使是没有读过金庸原著的电视迷，大概也熟知他钟爱的那些人物。”
由于文化的相近，金庸在日韩也大受欢迎。正式获得授权之前，已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小说，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宇曾说，“十多年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韩国卖出总部数号称是100万部。”
1996年，金庸与日本德间书店签约，很快推出了《金庸全集》及多部小说译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冈崎由美是其中一位译者，作为多年的金庸迷与研究者，她曾说，“尽管日本读者未必可以明白金庸作品中的诸多武功招式，但也觉得武功名称富有诗意，相比武打场面的描写，日本读者普遍对于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更为感兴趣”。
最早的英文译本出现在1993年，这本《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香港学者莫锦屏翻译。英国媒体人晏格文（Graham Earnshaw）曾担任路透社亚洲区编辑，他用十年时间翻译出版了《书剑恩仇录》（The 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