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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体育项目成为“小众游戏”
《体坛周报》的张路平老师曾在一篇名为《一枚金牌的模糊数学分析》的文章中提到，依照财政公开数据与奥运金牌数，保守估算，一枚奥运金牌背后涉及的资金投入超过6亿元。
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一名运动员从小培养到进入国家队这个过程中的花费，仅以射击国家队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北京奥运会这7年备战为例，有媒体曾作出具体估算，24名队员训练枪弹费用就超过了3000万元。
有人可能要问，射击这么费钱，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些年来，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终极质疑始终围绕着两个问题：谁付出成本？谁得到产出？如果付出与收获的是统一的行为体，即使这个比例再夸张，那也是自愿，与他人无干。然而恰恰不是如此，巨额的成本之下，往往是项目无人关注的境遇，是几年才能通过媒体看到一眼的怪异。即便拿了金牌，你HIGH了吗？跟你有关系吗？更不用说花了大力气最终一无所获了。
让一项运动自谋发展听上去很残酷，但对于公众来说却是最合理的，如果迈不出这一步，竞技体育在国内永远难以摆脱豢养的本质，最终彻底失去生存能力。
无论什么体育项目都不能成为“小众的游戏”，否则，这就背离了体育高层刚提出的“让民众共享竞技体育带来的快乐”这一改革方向。（作者：刘源 图/李楚翘）
“为救护车让道”不该成新闻
一张温暖人心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拥堵的隧道里，一辆救护车闪着顶灯，在隧道中间的“生命通道上”行驶，两边的车辆纷纷避让。不过，救护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和网友们的猜测有着不小的差距。不少市民表示自己当时就在现场，确实有不少私家车参与了让道。而救护车司机说，车子并不是从网友们所称的“生命通道”上开过去的，但在变道时，有私家车“行了方便”。
不管是从汽车文明和人道主义角度说，还是从法律层面讲，救人性命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特殊车辆均享有特殊路权，可以优先通过，私家车都必须给救护车、消防车让道，这是无可争议的法定义务。私家车给救护车让道，并不是慈善志愿行为，更不是一种爱心表现。相反，私家车拒绝给救护车让道，则触犯了法律，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可以给予一定的惩处。换言之，私家车给救护车让道本身属于正常现象，是极其普通的小事，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当做好人好事进行表彰宣传。（作者：张立美）
人们真的不再需要报刊亭了吗？
拆除报刊亭，最新理由是“没人看报纸杂志了，报刊亭经营不赚钱”。
人们真的不再需要报刊亭了吗？有些人没有固定通信地址，买报纸杂志只能去报刊亭；有些人经常出差，在报刊亭零买比订阅更划算；对一些老人来说，晨练回来顺手带份报纸，已是多年形成的习惯……尽管新媒体越来越发达，但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网花费不菲，对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来讲，报刊亭仍然无可替代。
退一步讲，买报纸杂志的人少了，报刊亭就该被拆掉吗？人们的阅读习惯，和买书报是否方便有很大关系。报刊亭拆了，买报纸杂志不方便，阅读的人会更少。有人统计，郑州报摊“撤亭进店”后，报刊销量下降了80%。百姓的阅读习惯，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单冲这一条，就不该强制拆除报刊亭。
如今的报刊亭早已不只是报摊，而是综合便民服务台了。超过1/5的邮政报刊亭安装了信息化终端，除了卖报刊，还提供手机充值、代收水电煤气费、自行车充电打气等服务。
更何况，报刊亭还承担着上万人的生计。目前全国共有邮政报刊亭3万多个，按2人经营1个算，直接解决了6万多人的就业问题。加上一些城市还有市政报刊亭，靠报刊亭养家糊口的人不算少。而且，承租报刊亭的，多半属于就业困难人群，对这些人来讲，报刊亭是维持生计的依靠，更是回归社会、赢得尊严的依靠。个别城市强制拆除报刊亭时，可曾为这些人考虑过？（作者：佚名）
“弃社保换工资”是犯傻？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不久前发布了《〈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研究报告》。报告透露，国内个别企业员工放弃社保来换取更多的直接收入。这主要包括农民工等群体。这些低收入群体不愿降低收入参加社保，为了生活稍微宽裕一些，他们宁愿主动不参保，让单位将这部分费用转化为工资发给自己。
我接触过不少打工者，他们之所以“弃社保换工资”，其主要原因是到手的基本工资难以保障基本生活。不少省市年年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但事实上扣除各种社保基金后，所得工资已经极低。试想一下，一个打工者每个月得到手的工资如果只有区区1000元左右，面对高物价、高房价，他们何以在城市里生存立足？
再者，如今的打工者流动性大，而社保却不能在全国联网相互认可，他们很难在一个城市享受医保政策。在打工者看来，交的各种社保，固然最終会得到超值的回报，但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远水难解近渴，实在有等不起的苦衷。
如果打工者缴纳各种社保后，工资收入少得可怜，且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多大帮助，当然他们宁愿选择“弃社保换工资”。这绝非是他们犯傻，而是一种无奈和辛酸。对此，社保制度执行有关部门得反思个中原因，决不能让社会保险法中看不中用。（作者：万吉良 图/黄嵘）
大V，别滥用人们的信任和爱心
今年暑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李盟盟不堪其扰。几名微博大V的“爱心”传播，让她疲于解释。“我都已经上大三了，微博上还在说我没被录取。我的手机是长途漫游，光这耗费我不少钱。还说我爸摔断腿，这在农村很不吉利。”
目前已知关于“李盟盟”的“遭遇”，转发和评论量最大的是“演员吕丽萍”7月6日的微博，这一饱含“爱心和愤怒”的帖子很快由微博蔓延到微信，但其实是一则早已得到解决的旧闻。三年前，李盟盟的录取确实出了个岔子。但事发后责任人受到处理，河南省招办积极联系有关高校，最终妥善解决了此事。按照她的成绩，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了。
那些看似充满责任感、正义心的谣言，建立在人们的信任和爱心的基础上，当这样的信任和爱心被滥用、被误导，为网络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会割裂并损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而社会信任度下降，又会给新的网络谣言提供传播土壤。如此恶性循环，那些网络大V们手指一点就可以牵动成千上万的转发，看似“轻而易举”的行为，会带来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
将网络社会纳入法治轨道，既是对谣言制造和传播者的惩戒，更是对人们获取真实信息，表达多元观点的保护。人们的信任和爱心，应当通过网络发扬而不是扭曲。
学者为何不说“退休金增长速度太慢”？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进行测算，数据显示，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1年，这一数字更是降至50.3%。有学者认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退休金增长速度慢，而是近年来在职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增长异常迅速。
事实上，“在职劳动者工资增长异常迅速”了吗？非也！这位学者对这样的“三低”事实视而不见：“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张茉楠语）。
这“三低”现象，还只是国民财富初步分配环节中的严重问题。在国民财富再次分配环节中，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费不足。
新一代中央领导，认真关注着这样的客观现实。提出中国梦的理想与愿景，并直接阐释为百姓全面小康梦。提出到2020年老百姓收入翻番的、可感的、具体的社会目标。那么在剩下的7年时间里，就是要保障劳动者收入每年提高15%。这位“学者”，该醒醒了。提高国民收入，包括提高退休人员收入，是中央正在努力的方向。
《体坛周报》的张路平老师曾在一篇名为《一枚金牌的模糊数学分析》的文章中提到，依照财政公开数据与奥运金牌数，保守估算，一枚奥运金牌背后涉及的资金投入超过6亿元。
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一名运动员从小培养到进入国家队这个过程中的花费，仅以射击国家队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北京奥运会这7年备战为例，有媒体曾作出具体估算，24名队员训练枪弹费用就超过了3000万元。
有人可能要问，射击这么费钱，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些年来，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终极质疑始终围绕着两个问题：谁付出成本？谁得到产出？如果付出与收获的是统一的行为体，即使这个比例再夸张，那也是自愿，与他人无干。然而恰恰不是如此，巨额的成本之下，往往是项目无人关注的境遇，是几年才能通过媒体看到一眼的怪异。即便拿了金牌，你HIGH了吗？跟你有关系吗？更不用说花了大力气最终一无所获了。
让一项运动自谋发展听上去很残酷，但对于公众来说却是最合理的，如果迈不出这一步，竞技体育在国内永远难以摆脱豢养的本质，最终彻底失去生存能力。
无论什么体育项目都不能成为“小众的游戏”，否则，这就背离了体育高层刚提出的“让民众共享竞技体育带来的快乐”这一改革方向。（作者：刘源 图/李楚翘）
“为救护车让道”不该成新闻
一张温暖人心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拥堵的隧道里，一辆救护车闪着顶灯，在隧道中间的“生命通道上”行驶，两边的车辆纷纷避让。不过，救护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和网友们的猜测有着不小的差距。不少市民表示自己当时就在现场，确实有不少私家车参与了让道。而救护车司机说，车子并不是从网友们所称的“生命通道”上开过去的，但在变道时，有私家车“行了方便”。
不管是从汽车文明和人道主义角度说，还是从法律层面讲，救人性命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特殊车辆均享有特殊路权，可以优先通过，私家车都必须给救护车、消防车让道，这是无可争议的法定义务。私家车给救护车让道，并不是慈善志愿行为，更不是一种爱心表现。相反，私家车拒绝给救护车让道，则触犯了法律，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可以给予一定的惩处。换言之，私家车给救护车让道本身属于正常现象，是极其普通的小事，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当做好人好事进行表彰宣传。（作者：张立美）
人们真的不再需要报刊亭了吗？
拆除报刊亭，最新理由是“没人看报纸杂志了，报刊亭经营不赚钱”。
人们真的不再需要报刊亭了吗？有些人没有固定通信地址，买报纸杂志只能去报刊亭；有些人经常出差，在报刊亭零买比订阅更划算；对一些老人来说，晨练回来顺手带份报纸，已是多年形成的习惯……尽管新媒体越来越发达，但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网花费不菲，对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来讲，报刊亭仍然无可替代。
退一步讲，买报纸杂志的人少了，报刊亭就该被拆掉吗？人们的阅读习惯，和买书报是否方便有很大关系。报刊亭拆了，买报纸杂志不方便，阅读的人会更少。有人统计，郑州报摊“撤亭进店”后，报刊销量下降了80%。百姓的阅读习惯，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民族的未来。单冲这一条，就不该强制拆除报刊亭。
如今的报刊亭早已不只是报摊，而是综合便民服务台了。超过1/5的邮政报刊亭安装了信息化终端，除了卖报刊，还提供手机充值、代收水电煤气费、自行车充电打气等服务。
更何况，报刊亭还承担着上万人的生计。目前全国共有邮政报刊亭3万多个，按2人经营1个算，直接解决了6万多人的就业问题。加上一些城市还有市政报刊亭，靠报刊亭养家糊口的人不算少。而且，承租报刊亭的，多半属于就业困难人群，对这些人来讲，报刊亭是维持生计的依靠，更是回归社会、赢得尊严的依靠。个别城市强制拆除报刊亭时，可曾为这些人考虑过？（作者：佚名）
“弃社保换工资”是犯傻？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不久前发布了《〈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研究报告》。报告透露，国内个别企业员工放弃社保来换取更多的直接收入。这主要包括农民工等群体。这些低收入群体不愿降低收入参加社保，为了生活稍微宽裕一些，他们宁愿主动不参保，让单位将这部分费用转化为工资发给自己。
我接触过不少打工者，他们之所以“弃社保换工资”，其主要原因是到手的基本工资难以保障基本生活。不少省市年年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但事实上扣除各种社保基金后，所得工资已经极低。试想一下，一个打工者每个月得到手的工资如果只有区区1000元左右，面对高物价、高房价，他们何以在城市里生存立足？
再者，如今的打工者流动性大，而社保却不能在全国联网相互认可，他们很难在一个城市享受医保政策。在打工者看来，交的各种社保，固然最終会得到超值的回报，但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远水难解近渴，实在有等不起的苦衷。
如果打工者缴纳各种社保后，工资收入少得可怜，且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多大帮助，当然他们宁愿选择“弃社保换工资”。这绝非是他们犯傻，而是一种无奈和辛酸。对此，社保制度执行有关部门得反思个中原因，决不能让社会保险法中看不中用。（作者：万吉良 图/黄嵘）
大V，别滥用人们的信任和爱心
今年暑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李盟盟不堪其扰。几名微博大V的“爱心”传播，让她疲于解释。“我都已经上大三了，微博上还在说我没被录取。我的手机是长途漫游，光这耗费我不少钱。还说我爸摔断腿，这在农村很不吉利。”
目前已知关于“李盟盟”的“遭遇”，转发和评论量最大的是“演员吕丽萍”7月6日的微博，这一饱含“爱心和愤怒”的帖子很快由微博蔓延到微信，但其实是一则早已得到解决的旧闻。三年前，李盟盟的录取确实出了个岔子。但事发后责任人受到处理，河南省招办积极联系有关高校，最终妥善解决了此事。按照她的成绩，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了。
那些看似充满责任感、正义心的谣言，建立在人们的信任和爱心的基础上，当这样的信任和爱心被滥用、被误导，为网络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会割裂并损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而社会信任度下降，又会给新的网络谣言提供传播土壤。如此恶性循环，那些网络大V们手指一点就可以牵动成千上万的转发，看似“轻而易举”的行为，会带来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
将网络社会纳入法治轨道，既是对谣言制造和传播者的惩戒，更是对人们获取真实信息，表达多元观点的保护。人们的信任和爱心，应当通过网络发扬而不是扭曲。
学者为何不说“退休金增长速度太慢”？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进行测算，数据显示，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1年，这一数字更是降至50.3%。有学者认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退休金增长速度慢，而是近年来在职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增长异常迅速。
事实上，“在职劳动者工资增长异常迅速”了吗？非也！这位学者对这样的“三低”事实视而不见：“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张茉楠语）。
这“三低”现象，还只是国民财富初步分配环节中的严重问题。在国民财富再次分配环节中，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费不足。
新一代中央领导，认真关注着这样的客观现实。提出中国梦的理想与愿景，并直接阐释为百姓全面小康梦。提出到2020年老百姓收入翻番的、可感的、具体的社会目标。那么在剩下的7年时间里，就是要保障劳动者收入每年提高15%。这位“学者”，该醒醒了。提高国民收入，包括提高退休人员收入，是中央正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