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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接触《红楼梦》是1953年或者1954年，是从我父亲的枕头底下发现《红楼梦》的。我父亲当时是海关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下班以后晚上有时候看书，因此他枕头底下就压着一些书。他有些书不压在枕头底下。例如《毛泽东选集》，还有干部必读的一些书，而枕头底下压的书就是所谓“四旧”，他还保留了自己的一块心灵自留地，还看一些闲书。
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过清代文康著的《儿女英雄传》，还有就是《石头记》。这本是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的，有很多肖像的，都看烂了。我当时才十一岁，就先看画，后来开始看一些文字，似懂非懂。我当时最喜欢的段落就是闹学堂。当时我就是一个顽皮儿童，从小就不是优秀学生，入少先队都难，在学校就一直没能入团。所以对“闹学堂”就非常感兴趣。
我们家住在钱粮胡同，钱粮胡同就是当时八旗子弟领取俸禄的地方，所以这条胡同本身就跟清朝八旗有着联系。这些都是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心灵上的启迪。我们家都喜欢《红楼梦》，我母亲、哥哥、姐姐都喜欢《红楼梦》，家人坐到一起能聊《红楼梦》。那时他们逗我玩，我母亲说，你知道你是哪来的吗?我哥就笑，说你不是我们家的，是抱来的。怎么回事儿呢?1942年，我的落生地就是成都市的育婴堂街。
我出生在育婴堂街，现在这条街还叫育婴堂街，没有改名。育婴堂就是过去教会或者寺庙办的，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就是养生堂。当然，我不是养生堂里的弃婴。抗战时期，家里很困难，育婴堂街的房子便宜，我一个舅妈在家里面把我接生下来的。但是打小他们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秦可卿这个角色感兴趣的私密原因之一。
小时候，我早慧，比别的孩子发育得早。那时候我母亲宠着我，给我一些钱，可以订报纸、杂志。我不订《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我订《人民文学》、《读书》，是一个非常狂妄的少年。所以现在有人说我狂，敢续《红楼梦》，我觉得这和我性格里的某些因素还是有关系，很大胆的。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给《读书》杂志投稿，稿子内容是评的一部前苏联小说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还刊登出来了。编辑以为我是一个老学究，还给我写信说什么辛苦先生，台启什么的。当然他们后来发现我是一个中学生，哑然失笑，再也不跟我约稿了，哈哈。
1954年的某一天，我在钱粮胡同东口的一个私营书店，看到了新到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先生的，挺厚的，我就给买下来了。我身上有些零钱，本来是为了吃炒肝，那书挺贵的，但是我的钱还够，也是平时攒下来的。我一看“红楼梦”三个字，觉得跟我看过的《红楼梦》有关系，就给买下来了。
看了之后似懂非懂，但是我就看明白了一段，就是周先生考据的功夫。周先生第一次在书中提出来，《红楼梦》的描写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书里说贾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贾赦，二儿子贾政，但是贾赦不跟贾母住。荣国府这个院子的主建筑荣喜堂是二儿子住。为什么?周先生就考据出来了，实际上这本书的宗旨就是“真事隐，假语存”。所以，这六个字要是不懂，真是欣赏不了《红楼梦》。很多人认为小说是虚构的，这种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小说创作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最成熟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就违背了“小说是虚构”的这样一个前提。
从真实生活中升华的艺术形象，又偏偏愿意把一些真实的东西通过露马脚的方式，保存在文本里面。这是不得了的写作方法，西方是没办法比肩的，不要拿西方的文艺理论套《红楼梦》，周先生早就说了，根本套不上。周先生在燕京大学可是英文系毕业的，他和冯其庸等人到美国去，推着一大堆资料被美国海关拦住了。冯先生不懂英文没法应对，人家就要没收。周先生立刻趋前，他一张嘴海关人员全愣了，用他们祖父的口气说话，文邹邹的英语，要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诸君这厢有礼了……”，哈哈。
周先生是学英文的，对西方的文艺理论都很了解，“真事隐，假语存”是独一无二的小说文本。他就说，(大儿子不住在主屋里)是因为对应曹家的实际情况，简而言之，贾母的原型她的大儿子是过继的，但写小说又不能舍弃过继大儿子那一家的情节，特别是她的孙媳妇王熙凤，是一个非常值得描写的人。所以就合并同类项，把贾政的哥哥一块儿写进来。更惊人的是周先生后来就考据出来，曹家家谱里面少刻了一行。有一个叫曹宣的，还有一个叫曹易，容易刻混，在重刻的时候弄混了，并成一行了。在他这本书出版了若干年之后，故宫档案显示，果然如周先生所说。
我就周先生的考据跟我们家人讲了，我们家人都特惊讶，问还有这本书呢?就把我这书给没收了，他们先看。所以我跟周先生的神交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就很佩服他。到了大概1992年、1993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些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周先生主动给我写信，说我“善查能悟”，表扬了我。其实我跟周先生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只见过三次面。那时候，他的眼睛就已经不好了，一只全瞎，一只0.01的视力，他写的每一个字都跟铜钱那么大，而且字摞字，非常难认。但是我每次读他的信都是一个乐趣，就像猜谜一样。每次几百个字，到最后还有俩字认不出来，再打电话去问他女儿，他女儿再问周先生是怎么写的。
其实(续写《红楼梦》)是我的个人行为，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儿，闲着没事儿，得找事儿做。因为你们没有进入老年，没有老年人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我原来住在安定门的一个宿舍楼，那座楼本身在老化，里面的住户也在老化。里面的住户都是文联和作协的一些头头脑脑，有很多位我很尊重的前辈，有的当年还是诗人。我眼见着他们一个个离开人世，还有一些老年痴呆了。对于老年痴呆的病因我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是在劫难逃，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得找事儿做。
我也开始进入老年了，没有任何工作任务了，我怎么生存，怎么消费我的生命呢?就要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我喜欢《红楼梦》，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
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过清代文康著的《儿女英雄传》，还有就是《石头记》。这本是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的，有很多肖像的，都看烂了。我当时才十一岁，就先看画，后来开始看一些文字，似懂非懂。我当时最喜欢的段落就是闹学堂。当时我就是一个顽皮儿童，从小就不是优秀学生，入少先队都难，在学校就一直没能入团。所以对“闹学堂”就非常感兴趣。
我们家住在钱粮胡同，钱粮胡同就是当时八旗子弟领取俸禄的地方，所以这条胡同本身就跟清朝八旗有着联系。这些都是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心灵上的启迪。我们家都喜欢《红楼梦》，我母亲、哥哥、姐姐都喜欢《红楼梦》，家人坐到一起能聊《红楼梦》。那时他们逗我玩，我母亲说，你知道你是哪来的吗?我哥就笑，说你不是我们家的，是抱来的。怎么回事儿呢?1942年，我的落生地就是成都市的育婴堂街。
我出生在育婴堂街，现在这条街还叫育婴堂街，没有改名。育婴堂就是过去教会或者寺庙办的，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就是养生堂。当然，我不是养生堂里的弃婴。抗战时期，家里很困难，育婴堂街的房子便宜，我一个舅妈在家里面把我接生下来的。但是打小他们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秦可卿这个角色感兴趣的私密原因之一。
小时候，我早慧，比别的孩子发育得早。那时候我母亲宠着我，给我一些钱，可以订报纸、杂志。我不订《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我订《人民文学》、《读书》，是一个非常狂妄的少年。所以现在有人说我狂，敢续《红楼梦》，我觉得这和我性格里的某些因素还是有关系，很大胆的。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给《读书》杂志投稿，稿子内容是评的一部前苏联小说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还刊登出来了。编辑以为我是一个老学究，还给我写信说什么辛苦先生，台启什么的。当然他们后来发现我是一个中学生，哑然失笑，再也不跟我约稿了，哈哈。
1954年的某一天，我在钱粮胡同东口的一个私营书店，看到了新到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先生的，挺厚的，我就给买下来了。我身上有些零钱，本来是为了吃炒肝，那书挺贵的，但是我的钱还够，也是平时攒下来的。我一看“红楼梦”三个字，觉得跟我看过的《红楼梦》有关系，就给买下来了。
看了之后似懂非懂，但是我就看明白了一段，就是周先生考据的功夫。周先生第一次在书中提出来，《红楼梦》的描写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书里说贾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贾赦，二儿子贾政，但是贾赦不跟贾母住。荣国府这个院子的主建筑荣喜堂是二儿子住。为什么?周先生就考据出来了，实际上这本书的宗旨就是“真事隐，假语存”。所以，这六个字要是不懂，真是欣赏不了《红楼梦》。很多人认为小说是虚构的，这种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小说创作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最成熟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就违背了“小说是虚构”的这样一个前提。
从真实生活中升华的艺术形象，又偏偏愿意把一些真实的东西通过露马脚的方式，保存在文本里面。这是不得了的写作方法，西方是没办法比肩的，不要拿西方的文艺理论套《红楼梦》，周先生早就说了，根本套不上。周先生在燕京大学可是英文系毕业的，他和冯其庸等人到美国去，推着一大堆资料被美国海关拦住了。冯先生不懂英文没法应对，人家就要没收。周先生立刻趋前，他一张嘴海关人员全愣了，用他们祖父的口气说话，文邹邹的英语，要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诸君这厢有礼了……”，哈哈。
周先生是学英文的，对西方的文艺理论都很了解，“真事隐，假语存”是独一无二的小说文本。他就说，(大儿子不住在主屋里)是因为对应曹家的实际情况，简而言之，贾母的原型她的大儿子是过继的，但写小说又不能舍弃过继大儿子那一家的情节，特别是她的孙媳妇王熙凤，是一个非常值得描写的人。所以就合并同类项，把贾政的哥哥一块儿写进来。更惊人的是周先生后来就考据出来，曹家家谱里面少刻了一行。有一个叫曹宣的，还有一个叫曹易，容易刻混，在重刻的时候弄混了，并成一行了。在他这本书出版了若干年之后，故宫档案显示，果然如周先生所说。
我就周先生的考据跟我们家人讲了，我们家人都特惊讶，问还有这本书呢?就把我这书给没收了，他们先看。所以我跟周先生的神交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就很佩服他。到了大概1992年、1993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些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周先生主动给我写信，说我“善查能悟”，表扬了我。其实我跟周先生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只见过三次面。那时候，他的眼睛就已经不好了，一只全瞎，一只0.01的视力，他写的每一个字都跟铜钱那么大，而且字摞字，非常难认。但是我每次读他的信都是一个乐趣，就像猜谜一样。每次几百个字，到最后还有俩字认不出来，再打电话去问他女儿，他女儿再问周先生是怎么写的。
其实(续写《红楼梦》)是我的个人行为，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儿，闲着没事儿，得找事儿做。因为你们没有进入老年，没有老年人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我原来住在安定门的一个宿舍楼，那座楼本身在老化，里面的住户也在老化。里面的住户都是文联和作协的一些头头脑脑，有很多位我很尊重的前辈，有的当年还是诗人。我眼见着他们一个个离开人世，还有一些老年痴呆了。对于老年痴呆的病因我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是在劫难逃，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得找事儿做。
我也开始进入老年了，没有任何工作任务了，我怎么生存，怎么消费我的生命呢?就要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我喜欢《红楼梦》，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