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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军队如果丢了自己的军旗，乃是奇耻大辱。所以只要还有少量士兵存在，必定浴血奋战，把它夺回来。倘若这支军队打到最后，弹尽粮绝，所有人都牺牲了，那么这支军队不仅军旗无望回归，连番号也要被取消。这就是令人绝望的事情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驰骋天下的十大商帮比作十大劲旅。那么后来的新晋商、新鲁商、新粤商、新徽商、新浙商就可以比作重新举起军旗，参与商战的后起之秀。
而温商，深（深圳）商、冀（河北）商等等则可以看作在当代商战中新创的军队。
此外，历史上并没存在过的商帮，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传播需要，也冒出“新京商”等更可以看作虽没有实力拥兵自重，于是找一个历史来源以壮声势的“游击队”。
“游击队”商帮的出现固然有点搞笑，但是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商业化程度正在加快。
然而，与各地新兴商帮或者承前启后者不同，陕西的商人群体如今的地位不是搞笑，而是有点离奇，甚至荒诞了——作为曾经出过著名商帮的地方，陕西商人群体竟然被竞争对手们视而不见，乃至被遗忘了。也就是说，陕西现在也有自己的商人群体，也有纵横天下，大肆收购他人的企业，但是却没有了自己的“番号”。
笔者手里有一份某媒体于去年制作的《中国十大商帮排行榜》。
榜单显示的十大商帮依次为：浙商、台商、港商、粤商、闽商、苏商、鲁商、沪商、徽商、晋商。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与陕商并肩作战的晋商险些被取消番号，只是忝列倒数第一，而秦商则纯粹没有上榜的资格。
此外还有人在推出“中国十一大商帮”，其中也不见陕西商帮的影子。在2006年5月下旬与杭州举行的“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只字未提是否有陕西商人与会其中。
这种不约而同的被忽略，至少说明陕西商人群体整体上没有给公众留下强烈印象，没有给各地的竞争对手们造成较大的压力，其知名度远远不够。此外也反映出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商人群体的活力反映区域经济的活力。
当然，上述种种排行榜的权威性和依据或者可以被质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文件却从侧面支持了外界的判断。据《2006中国企业500强地区主要指标显示》，山西有11家企业，陕西有7家进入500强，都是以能源、资源为主的国营企业。其中，陕西延长石油集团以303亿多的营业收入，名列100名。比较“2006中国企业500强”的几份资料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陕西和山西本地的民营经济都还不够活跃，尤其是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
对于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随后还要进一步分析。这里我们从商人群体竞争力的角度把陕西国营企业和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商人给予同等关注。因为就中国很多地区民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出于各种原因，往往要努力去寻找政府资源，而国营企业则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无论是国营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假设他们都是由于在资源整合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秀才华，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陕西的商人把秦商过去的荣耀玩到归零状态，以致于被取消了“番号”，确实哪一方都难辞其咎。
过去的秦商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被视为晋商的小弟弟，但是在很多领域双方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是长期研究并关注秦商的学者之一，他喜欢给媒体举《张连卖布》的例子间接说明秦商过去的辉煌。《张连卖布》是在陕西当地脍炙人口的秦腔剧，其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秦商在历史上发迹以及他们生意成长和壮大的方式。我们从戏文中可以看到，和晋商一样，秦商过去多数首先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小商贩，多从盐业发家。手里有了一定的资本，他们由行商变为坐商，由坐商而进一步做强做大开始异地扩张，其业务也广泛涉及到食盐，茶叶、布匹、粮食等方方方面面。
其次，要注意的是，这些商人群体推动的经济成分都是民营经济，考察全球的商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商人总是可以从这种巨变中发现商业机遇。
“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这是李刚教授给公众发掘出来的又一段历史。
从李教授介绍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领略秦商在明清间发迹的大致历史背景及其规模。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上和当代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就更加有趣了。
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出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等西北地区成了边区。但是边区有做边贸的优势。“明朝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就相等与将西北地区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它和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是一样的。当时的民间商人群体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他们的发达是必然的。
其实不仅在明清两代，陕西商人在“特区经济”创造了辉煌。我们把视野再往前延展，远在周、秦、汉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国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朝故都西安自然成为可以极大发挥“总部经济”效应的地区。唐宋间西安的金融活动已经非常热闹，甚至在宋朝时期，出现了“交子”这种纸币的形式。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陕西商人坐享天时、地理、人和的优势，他们的贡献应该是比明清时期更大的，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从诸多史料中找到印证，这里不再过多涉及。
纵观陕西商人在唐宋、明清间的发达，可以看到真正的商人群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在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秦、汉、唐、宋、明、清间，陕西由“总部经济”区域逐步转化为“特区经济”，期间，由于每个王朝总会发生的战乱、天灾与人祸，必然在某些漫长的年代削弱了“总部经济”与“特区经济”带来的区位优势，这是非经济学家都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秦商的传统没有丢，秦商的番号在延续，历经两千余年，而浩荡不息。何以到了当代就要落到如此境地？
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张连卖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过去的秦商也有他的劣根性，诸如要置房买地买官养“小蜜”，娶老婆也是希望领回来一个明星老婆。尤其是“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这种生活习惯简直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黑头张飞吃面的舒坦和傲慢劲头如出一辙。
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虚荣、也无聊、也“包二奶”，但是他们依然举着自己的战旗，依然在历朝历代的商战中磨砺自己智慧，积累自己的财富，何以到了当代，陕西的商人就把自己的战旗给弄丢了，如此荒诞的局面，究竟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