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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的几个回族社区为例，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散杂居的回族丧葬习俗的变迁。
关键词 回族 丧葬习俗 变迁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回族丧葬文化的观念及习俗变迁研究——以河南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018SZJDS08。
虽然我国各个地区回族丧葬习俗易受到伊斯兰教派、地域文化等影响而略有差异，但传统的穆斯林葬礼一般经过作“口唤”、阿訇为亡人作忏悔词、报丧、停尸、料理亡人、站“者那则”、送葬、下葬、亡人入土等步骤。在河南省郑州市回族丧葬习俗的变迁带有明显的区域烙印，内容也涉及到葬俗仪式、丧葬观念等多个层面，并在部分地区出现传统回族葬俗的回归。散杂居地区回族传统丧葬习俗的变迁过程，正是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繁荣趋势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击相互调和的一个缩影。而以不同地域文化差序共存为特征的文化变迁是目前散杂居地区回族丧葬文化的发展现状。
一、葬俗中的儒家文化
回族举行葬礼时是禁止哭嚎亡人的，“谁若向亡人号哭，则亡人会因其号哭而受到刑罚”。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对回族丧葬习俗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笔者在郑州市穆斯林殡仪馆调查时注意到，每当有亲友步入内厅吊唁时，就可听到无常者亲属的嚎啕大哭之声。笔者通过对殡仪馆周边居住的穆斯林访谈了解到，几乎“每家办事都是如此”。这种情景并未显示依照穆斯林葬礼中禁止哭嚎的传统，而颇有汉家“谢客”仪式的影子。中华民族发展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千年的历史，而儒家“伦常”思想对于中华儿女的道德约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以“孝”文化最深。其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对长者的敬畏和孝顺，更是以一种形式化的仪式保存下来。依照儒家“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等原则，治丧要严格按各种礼制规定进行，哭丧以表哀痛。即使是如今面对现代化压力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儒家“孝”文化传统对人们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仍然存在。回族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同质性，河南省郑州市的回族地处中原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适应于当地环境的穆斯林传统。
二、厚葬传统复兴与回族薄葬
薄葬是回族丧葬习俗的重要特点，而中华民族丧葬文化有着一贯的厚葬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丧葬活动不再仅仅是衡量孝行的标准，其排场、规模已经逐渐成为部分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再加上相关社会控制策略的放松，厚葬的风气在一部分地区渐渐复燃，特别在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表现明显。在郑州市西郊的洪沟、刁沟回族墓区以及东郊弓马庄回族公墓，公墓中的坟茔无论墓碑大小、形状、材质、碑文均不相同，坟头、封土各具形制。据笔者了解，不同材质的墓碑及周边设计所需花费由5000-2万元不等。在弓马庄墓区，笔者也发现了一处无论形制、规模均与刁沟的汉白玉石葬相仿的坟茔。虽然，穆斯林葬礼的主要仪式由清真寺主持，在这个过程中不太容易出现“失控”的、与伊斯兰教旨相悖的风俗，但是坟茔的修建大致都由穆斯林家庭自行承担。坟地通常意义上讲算作私地，作为集体意志触角的习俗及充满压力的环境监督在此处有所弱化，因此坟茔的具体情况更能反映普通穆斯林最真实的丧葬觀念。笔者在郑州所见的各式各样的高大墓碑，尤其是一些豪华的坟茔，显然已经突破了回族传统葬俗中薄葬、简葬的限度
三、现代化的报丧习俗
报丧习俗作为回族传统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差异。但回族传统的报丧习俗都必须是亲人奔走相告亡人“归真”的消息。回族传统的报丧习俗不仅仅是报告亡人“归真”消息的一种丧葬礼节或仪式，还含有显性的社会功能，即接到报丧讯息的回族群众自发的集合起来，帮助处理丧葬事务。在散杂居地区，回族穆斯林与其他民族的杂居条件，以及现代生活中愈发频繁的人口流动，给上门报丧带来不便。因此对于相距较远的回族穆斯林而言，上门报丧远没有电话报丧方便，以便亲友能尽快赶到“亡人”家中或清真寺帮忙处理丧葬事务。即使是在回族相对集中的郑州市区，报丧习俗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郑州市城里清真寺北面的电线杆上贴有家属报丧的“讣告”，上书亡人姓名（或以直系亲属指称，用以避讳老人名号）、籍贯、死因、归真时间、殡礼和出殡时间、安葬地点等信息，以告知乡友。这种贴“讣告”用以报丧的形式有着深刻的社会史意义。清末徐珂《清稗类钞》“丧祭类”载：“讣文，一作`讣闻’，古本作`赴’，以丧告人也。详具死者之姓号，履历及生卒年、月、日、时，下葬者浮厝之地及其出殡日期，凡宗族、亲友、同乡、同官、同事、同学，必偏致之。”可见，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郑州市区，也将“礼仪之邦”的丧葬文化较好的传承下来。而这种报丧方式，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礼”文化的优秀体现，同时也是郑州回族对现代化中生活条件变化的适应。
四、传统葬俗的回归
如前文所述，散杂居地区回族葬俗变迁不仅表现在形式和层面不同，而且在部分回族村落呈现出传统葬俗回归的态势。在漫长的历史中，郑州市其它地方的回族文化一起变迁，在葬礼中披麻戴孝、哭嚎、谢客等现象都存在。然而近些年，刁沟村回族葬俗却悄然发生了某种“回归”。丧事中不再有人披麻戴孝，也不再有哭嚎、谢客等现象。刁沟村清真寺的阿訇作为宗教领袖，以亲和的融洽关系扮演社区内宗教和民俗活动引领者的角色，并起到“调适性”作用。数年来，阿訇们不断向当地穆斯林传授本民族传统知识，并于每年暑假在清真寺开办中小学生穆斯林文化学习班。当普遍而又强烈的宗教观念逐渐成为刁沟村穆斯林一种潜意识的惯习之后，穆斯林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重构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宗教领袖的个人因其自身的特质和条件，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推动了整个群体意识的革新。刁沟村社区功能的完善使其具有相对封闭的环境，农村社区中以亲属和熟人为主构建的人际网络所具有的约束力是构成高内聚力社区的必要条件。虽然散杂居地区回族葬俗现状受到包括散杂居特性，社区地理分布状况，以及社区、群体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结构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差异，但是“归于尘土”的丧葬观念，及由清真寺负责操办的葬礼仪式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回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发展具有同一性。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多远一体文化发展的繁荣趋势下，不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是目前回族文化发展的潜在动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冲击是回族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压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其寓身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息息相关。
关键词 回族 丧葬习俗 变迁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回族丧葬文化的观念及习俗变迁研究——以河南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018SZJDS08。
虽然我国各个地区回族丧葬习俗易受到伊斯兰教派、地域文化等影响而略有差异，但传统的穆斯林葬礼一般经过作“口唤”、阿訇为亡人作忏悔词、报丧、停尸、料理亡人、站“者那则”、送葬、下葬、亡人入土等步骤。在河南省郑州市回族丧葬习俗的变迁带有明显的区域烙印，内容也涉及到葬俗仪式、丧葬观念等多个层面，并在部分地区出现传统回族葬俗的回归。散杂居地区回族传统丧葬习俗的变迁过程，正是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繁荣趋势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击相互调和的一个缩影。而以不同地域文化差序共存为特征的文化变迁是目前散杂居地区回族丧葬文化的发展现状。
一、葬俗中的儒家文化
回族举行葬礼时是禁止哭嚎亡人的，“谁若向亡人号哭，则亡人会因其号哭而受到刑罚”。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对回族丧葬习俗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笔者在郑州市穆斯林殡仪馆调查时注意到，每当有亲友步入内厅吊唁时，就可听到无常者亲属的嚎啕大哭之声。笔者通过对殡仪馆周边居住的穆斯林访谈了解到，几乎“每家办事都是如此”。这种情景并未显示依照穆斯林葬礼中禁止哭嚎的传统，而颇有汉家“谢客”仪式的影子。中华民族发展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千年的历史，而儒家“伦常”思想对于中华儿女的道德约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以“孝”文化最深。其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对长者的敬畏和孝顺，更是以一种形式化的仪式保存下来。依照儒家“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等原则，治丧要严格按各种礼制规定进行，哭丧以表哀痛。即使是如今面对现代化压力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儒家“孝”文化传统对人们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仍然存在。回族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同质性，河南省郑州市的回族地处中原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适应于当地环境的穆斯林传统。
二、厚葬传统复兴与回族薄葬
薄葬是回族丧葬习俗的重要特点，而中华民族丧葬文化有着一贯的厚葬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丧葬活动不再仅仅是衡量孝行的标准，其排场、规模已经逐渐成为部分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再加上相关社会控制策略的放松，厚葬的风气在一部分地区渐渐复燃，特别在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表现明显。在郑州市西郊的洪沟、刁沟回族墓区以及东郊弓马庄回族公墓，公墓中的坟茔无论墓碑大小、形状、材质、碑文均不相同，坟头、封土各具形制。据笔者了解，不同材质的墓碑及周边设计所需花费由5000-2万元不等。在弓马庄墓区，笔者也发现了一处无论形制、规模均与刁沟的汉白玉石葬相仿的坟茔。虽然，穆斯林葬礼的主要仪式由清真寺主持，在这个过程中不太容易出现“失控”的、与伊斯兰教旨相悖的风俗，但是坟茔的修建大致都由穆斯林家庭自行承担。坟地通常意义上讲算作私地，作为集体意志触角的习俗及充满压力的环境监督在此处有所弱化，因此坟茔的具体情况更能反映普通穆斯林最真实的丧葬觀念。笔者在郑州所见的各式各样的高大墓碑，尤其是一些豪华的坟茔，显然已经突破了回族传统葬俗中薄葬、简葬的限度
三、现代化的报丧习俗
报丧习俗作为回族传统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差异。但回族传统的报丧习俗都必须是亲人奔走相告亡人“归真”的消息。回族传统的报丧习俗不仅仅是报告亡人“归真”消息的一种丧葬礼节或仪式，还含有显性的社会功能，即接到报丧讯息的回族群众自发的集合起来，帮助处理丧葬事务。在散杂居地区，回族穆斯林与其他民族的杂居条件，以及现代生活中愈发频繁的人口流动，给上门报丧带来不便。因此对于相距较远的回族穆斯林而言，上门报丧远没有电话报丧方便，以便亲友能尽快赶到“亡人”家中或清真寺帮忙处理丧葬事务。即使是在回族相对集中的郑州市区，报丧习俗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郑州市城里清真寺北面的电线杆上贴有家属报丧的“讣告”，上书亡人姓名（或以直系亲属指称，用以避讳老人名号）、籍贯、死因、归真时间、殡礼和出殡时间、安葬地点等信息，以告知乡友。这种贴“讣告”用以报丧的形式有着深刻的社会史意义。清末徐珂《清稗类钞》“丧祭类”载：“讣文，一作`讣闻’，古本作`赴’，以丧告人也。详具死者之姓号，履历及生卒年、月、日、时，下葬者浮厝之地及其出殡日期，凡宗族、亲友、同乡、同官、同事、同学，必偏致之。”可见，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郑州市区，也将“礼仪之邦”的丧葬文化较好的传承下来。而这种报丧方式，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礼”文化的优秀体现，同时也是郑州回族对现代化中生活条件变化的适应。
四、传统葬俗的回归
如前文所述，散杂居地区回族葬俗变迁不仅表现在形式和层面不同，而且在部分回族村落呈现出传统葬俗回归的态势。在漫长的历史中，郑州市其它地方的回族文化一起变迁，在葬礼中披麻戴孝、哭嚎、谢客等现象都存在。然而近些年，刁沟村回族葬俗却悄然发生了某种“回归”。丧事中不再有人披麻戴孝，也不再有哭嚎、谢客等现象。刁沟村清真寺的阿訇作为宗教领袖，以亲和的融洽关系扮演社区内宗教和民俗活动引领者的角色，并起到“调适性”作用。数年来，阿訇们不断向当地穆斯林传授本民族传统知识，并于每年暑假在清真寺开办中小学生穆斯林文化学习班。当普遍而又强烈的宗教观念逐渐成为刁沟村穆斯林一种潜意识的惯习之后，穆斯林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在重构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宗教领袖的个人因其自身的特质和条件，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推动了整个群体意识的革新。刁沟村社区功能的完善使其具有相对封闭的环境，农村社区中以亲属和熟人为主构建的人际网络所具有的约束力是构成高内聚力社区的必要条件。虽然散杂居地区回族葬俗现状受到包括散杂居特性，社区地理分布状况，以及社区、群体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结构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差异，但是“归于尘土”的丧葬观念，及由清真寺负责操办的葬礼仪式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回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发展具有同一性。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多远一体文化发展的繁荣趋势下，不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是目前回族文化发展的潜在动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冲击是回族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压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其寓身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