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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推进优秀人才两年短期支教模式常态化试验，尝试变成中国农村学校的标准制度，从一个社会组织的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计划，持续为农村教育的末梢输入新鲜血液”
1996年，刚成立律所不久的刘红宇在家乡重庆市毕节县设立了与自己事务所同名的“同达基金”，以奖励各个学龄段优秀的贫困学生。从此，“教育扶贫”成为了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公益情结。
20年后，已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的刘红宇，再度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这一次，她还把“推广与社会组织合作，推进精准教育扶贫”作为自己的5个提案之一带到了两会上。
刘红宇
“这些年我在投身公益的过程中看到农村地区普遍缺乏优质的教育。虽然社会各界对于乡村教育的关注和公益的热情高涨，但是很多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支教活动，因缺乏持续性、没有准入门槛、不注重质量，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产生负面影响。”刘红宇说，经过亲身参与，她发现诸如“美丽中国”等一批一直致力于支教服务的公益项目，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精准教育扶贫模式。因此，她以自己长期对农村教育及公益组织的调研为依据撰写这个提案，希望通过对社会组织成功模式的经验推广，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准教育扶贫之路。
成立于2008年的“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项目每年招募中国籍优秀的青年人才，经过培训，作为全职教师输送到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从事至少两年的一线基础教育教学工作，通过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力解决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成立8年来，“美丽中国”累计向云南和广东170多所中小学输送了约750位项目老师，累计教授了超过83万节课，影响了超过24万人次。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刘红宇，她详谈了关于“精准教育扶贫”提案的初衷和思考。
刘红宇建议，国家将像“美丽中国”这样在农村教育领域有影响、有成果的公益项目纳入精准教育扶贫的合作对象，组织采购相应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引入其成熟的模式和优质的资源，并对投身公益的优秀人才给予鼓励和优待。
与此同时，她还建议，政府可以将类似这样优秀的社会组织作为试点：“推进优秀人才两年短期支教模式常态化试验，尝试变成中国农村学校的标准制度，从一个社会组织的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计划，持续为农村教育的末梢输入新鲜血液。”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这次“精准教育扶贫”的提案，其中的动因和思路是怎样的？
刘红宇：民生问题、教育问题一直是我长期关注的话题。我关注西部教育十多年来，感觉到有几大变化。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硬件设施，孩子们的校舍、宿舍、饮水、吃饭问题。当时建设一个希望小学大概是20万元，我曾经也有想法，跟我先生沟通，拿出400万，捐20所希望小学。但之后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关注校舍建设的慈善家、公益机构很多;而且在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民间自发，监管缺乏，尽管收效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逐步地从关注山区教育的硬件设施发展到关注软实力上。
我们在大量调研中发现，西部存在师资力量缺乏的问题。曾有人跟我说：“村官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在西部有优秀的老师，能够启迪孩子们的心灵，能够在他们心里点燃理想的火种，这也许比村官还要重要。”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这些问题，经常被那些扎根在西部，坚守在小学、中学的民办老师，没有待遇或低待遇的老师感动，但后来逐步地就在更理性地思考，怎么能够长此以往？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要一个人一个岗位做一辈子。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西部也需要人，尤其需要优秀的人，需要更多有开阔视野的年轻人去。直到我接触到“美丽中国”以后：“美丽中国”发现了中国西部师资力量的缺乏，但他们不是鼓励“一个人、一个岗位、一辈子”，而是去理解人性的需求，同时又在探索一种机制，能让乡村地区一直有人才。
首先他们激发了这些有抱负、有情怀的年轻学子的激情。他们在各大知名高校的影响很大，从踊跃报名到招考，最后录取为支教老师的比例只有不到13%，这比例比我们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考试还要低。也就是说，选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乡村地区，这是“美丽中国”用召唤力和影响力做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轮岗制度。这个制度真的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这些有最新知识的年轻人在边疆、在山区、在乡村地区去和小孩子，和那些渴望的眼睛交流，他们带去的是知识和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得到的，是在最贫困的地区去体察民情得到的成长，是与最淳朴的孩子交流带来的成长。这种磨练让他们懂得了中国，懂得了我们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民众。我把这些情况介绍给我的企业家朋友，他们都说：“你能介绍我去‘美丽中国’吗？在录取的这10%里，每年我都承诺要录取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相信在乡村地区工作了两年的孩子，在我的企业里也会成为最优秀的员工。”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力不仅是对孩子们的。
但即使是很优秀的年轻人，也不一定是很懂教育，“美丽中国”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们让名家来培训，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才能上岗去当支教老师。
这些硬件的计划和手段大大突破了过去那种模式——只要你愿意去，可能你自身的学历只是初中、高中，转身就可以去教学生，然后扎根边疆一辈子。这种模式，其实这些年人才流失现象是很严重的。“美丽中国”这种两年一轮岗的模式，（支教）回来以后会让更多的企业更渴求他们，他们也感觉到自己有前途。所以这次我就总结了“美丽中国”的模式和特点，写了提案。 中国新闻周刊：所谓“精准教育扶贫”，怎样理解这个“精准”？实现“精准”的关键是什么？
刘红宇：“精准”就是哪里需要往哪里输送。现在人们常说要“精准扶贫”，我就发现教育也特别需要精准。平时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浮躁的、沸沸扬扬的公益活动，短期到山区支教的情形也不少，不管你需不需要，我就给你带来纸和笔了，带来篮球、足球、衣服了，但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孩子们）最需要的？很少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论证。然后志愿者就走了，自己做了自己满足了，很少去研究我是不是精准地解决了失缺的哪方面问题？
而“美丽中国”最关键的精准，是发现了要求“一个人一辈子在这儿，否则就是不够有爱心”，这种理想的方式不一定是行得通的，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个轮岗制度，这个岗位始终有人， 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我总结是“铁打的营盘，可行的流水机制”。这个营盘，关键是要靠机制让人流动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提案中提到的政府向社会组织采购服务，近年来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目前公益、教育领域的现状是怎样的？这其中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刘红宇：我好像还没有了解到有政府通过这种形式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案例，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去推进。
政府转变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李克强总理提到对西部教育的重视，一般人一看就是多给一些钱，但实际上西部教育不光是钱的缺失。我们推行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观念的转变。比如采纳社会组织就是观念的转变。钱要精准，要有管理监督;模式要做到精准，真正地解决问题，不是说增加了对基层的投入，事情就做完了。对社会组织有逐步的认识，这也是要转变观念。
其实“精准”对政府来说，是需要什么？不一定只是需要钱。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是缺少乡村老师？不能光让他们做英模，还要有更好的机制，不是国家全都包管了就是好事。
当我把这个“精准教育扶贫”的提案放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马上就有一个贫困地区诊所的医生跟我说：这个方案太好了，有没有可能拓展到别的领域？比如山区医疗。国家给很多政策让赤脚医生扎根山区，但如果采用轮岗制，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山区工作两年，不仅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例，可能也更有爱心，更懂得人，他们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做大事。这两年绝不是耽误，而是让他们成长、成熟。
其实社会组织能做很多事，在很多国家社会组织都承担了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责，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敢用这些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对于有能力的、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政府应该关注他们，很好地培育他们，并且与他们相结合。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不光是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师资短缺，对于一些公益组织而言，像农村支教这样的领域，人才短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刘红宇：我不仅希望国家关注“美丽中国”这样的模式，更重要的还应该关注这群人，他们一定是未来中国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有情怀，接触到西部很贫穷的那些人，与他们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他们将来回到城里会更能吃苦，更坚韧。这些人是我非常希望被关注的，我特别关注他们自身的成长。我绝对相信，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的儿子，我的助手们，我也鼓励他们去支教。我自己发起了一个在民政部注册的公益组织“行走中国公益俱乐部”，底下有一个“播种者”支教项目，就是我儿子发起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比较精准的特殊项目，组织一些小留学生到重庆的国家级贫困县做助教，给孩子们领读英语。这些小助教别的不敢说，但国外留学几年回来，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带着孩子们张口说，让山区的孩子最近距离地听到标准的英语。这个项目到今年是第三年了。去年他们又扩大了战果，办夏令营，组织支教班里优秀的孩子到北京，我们也成为志愿者，陪这些孩子去北大，去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 ，参观科技馆、航空基地等等。
1996年，刚成立律所不久的刘红宇在家乡重庆市毕节县设立了与自己事务所同名的“同达基金”，以奖励各个学龄段优秀的贫困学生。从此，“教育扶贫”成为了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公益情结。
20年后，已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的刘红宇，再度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这一次，她还把“推广与社会组织合作，推进精准教育扶贫”作为自己的5个提案之一带到了两会上。
“这些年我在投身公益的过程中看到农村地区普遍缺乏优质的教育。虽然社会各界对于乡村教育的关注和公益的热情高涨，但是很多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支教活动，因缺乏持续性、没有准入门槛、不注重质量，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产生负面影响。”刘红宇说，经过亲身参与，她发现诸如“美丽中国”等一批一直致力于支教服务的公益项目，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精准教育扶贫模式。因此，她以自己长期对农村教育及公益组织的调研为依据撰写这个提案，希望通过对社会组织成功模式的经验推广，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准教育扶贫之路。
成立于2008年的“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项目每年招募中国籍优秀的青年人才，经过培训，作为全职教师输送到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从事至少两年的一线基础教育教学工作，通过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力解决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成立8年来，“美丽中国”累计向云南和广东170多所中小学输送了约750位项目老师，累计教授了超过83万节课，影响了超过24万人次。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刘红宇，她详谈了关于“精准教育扶贫”提案的初衷和思考。
刘红宇建议，国家将像“美丽中国”这样在农村教育领域有影响、有成果的公益项目纳入精准教育扶贫的合作对象，组织采购相应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引入其成熟的模式和优质的资源，并对投身公益的优秀人才给予鼓励和优待。
与此同时，她还建议，政府可以将类似这样优秀的社会组织作为试点：“推进优秀人才两年短期支教模式常态化试验，尝试变成中国农村学校的标准制度，从一个社会组织的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计划，持续为农村教育的末梢输入新鲜血液。”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这次“精准教育扶贫”的提案，其中的动因和思路是怎样的？
刘红宇：民生问题、教育问题一直是我长期关注的话题。我关注西部教育十多年来，感觉到有几大变化。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硬件设施，孩子们的校舍、宿舍、饮水、吃饭问题。当时建设一个希望小学大概是20万元，我曾经也有想法，跟我先生沟通，拿出400万，捐20所希望小学。但之后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关注校舍建设的慈善家、公益机构很多;而且在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民间自发，监管缺乏，尽管收效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逐步地从关注山区教育的硬件设施发展到关注软实力上。
我们在大量调研中发现，西部存在师资力量缺乏的问题。曾有人跟我说：“村官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在西部有优秀的老师，能够启迪孩子们的心灵，能够在他们心里点燃理想的火种，这也许比村官还要重要。”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这些问题，经常被那些扎根在西部，坚守在小学、中学的民办老师，没有待遇或低待遇的老师感动，但后来逐步地就在更理性地思考，怎么能够长此以往？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要一个人一个岗位做一辈子。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西部也需要人，尤其需要优秀的人，需要更多有开阔视野的年轻人去。直到我接触到“美丽中国”以后：“美丽中国”发现了中国西部师资力量的缺乏，但他们不是鼓励“一个人、一个岗位、一辈子”，而是去理解人性的需求，同时又在探索一种机制，能让乡村地区一直有人才。
首先他们激发了这些有抱负、有情怀的年轻学子的激情。他们在各大知名高校的影响很大，从踊跃报名到招考，最后录取为支教老师的比例只有不到13%，这比例比我们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考试还要低。也就是说，选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乡村地区，这是“美丽中国”用召唤力和影响力做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轮岗制度。这个制度真的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这些有最新知识的年轻人在边疆、在山区、在乡村地区去和小孩子，和那些渴望的眼睛交流，他们带去的是知识和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得到的，是在最贫困的地区去体察民情得到的成长，是与最淳朴的孩子交流带来的成长。这种磨练让他们懂得了中国，懂得了我们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民众。我把这些情况介绍给我的企业家朋友，他们都说：“你能介绍我去‘美丽中国’吗？在录取的这10%里，每年我都承诺要录取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相信在乡村地区工作了两年的孩子，在我的企业里也会成为最优秀的员工。”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力不仅是对孩子们的。
但即使是很优秀的年轻人，也不一定是很懂教育，“美丽中国”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们让名家来培训，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才能上岗去当支教老师。
这些硬件的计划和手段大大突破了过去那种模式——只要你愿意去，可能你自身的学历只是初中、高中，转身就可以去教学生，然后扎根边疆一辈子。这种模式，其实这些年人才流失现象是很严重的。“美丽中国”这种两年一轮岗的模式，（支教）回来以后会让更多的企业更渴求他们，他们也感觉到自己有前途。所以这次我就总结了“美丽中国”的模式和特点，写了提案。 中国新闻周刊：所谓“精准教育扶贫”，怎样理解这个“精准”？实现“精准”的关键是什么？
刘红宇：“精准”就是哪里需要往哪里输送。现在人们常说要“精准扶贫”，我就发现教育也特别需要精准。平时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浮躁的、沸沸扬扬的公益活动，短期到山区支教的情形也不少，不管你需不需要，我就给你带来纸和笔了，带来篮球、足球、衣服了，但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孩子们）最需要的？很少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论证。然后志愿者就走了，自己做了自己满足了，很少去研究我是不是精准地解决了失缺的哪方面问题？
而“美丽中国”最关键的精准，是发现了要求“一个人一辈子在这儿，否则就是不够有爱心”，这种理想的方式不一定是行得通的，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个轮岗制度，这个岗位始终有人， 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我总结是“铁打的营盘，可行的流水机制”。这个营盘，关键是要靠机制让人流动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提案中提到的政府向社会组织采购服务，近年来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目前公益、教育领域的现状是怎样的？这其中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刘红宇：我好像还没有了解到有政府通过这种形式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案例，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去推进。
政府转变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李克强总理提到对西部教育的重视，一般人一看就是多给一些钱，但实际上西部教育不光是钱的缺失。我们推行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观念的转变。比如采纳社会组织就是观念的转变。钱要精准，要有管理监督;模式要做到精准，真正地解决问题，不是说增加了对基层的投入，事情就做完了。对社会组织有逐步的认识，这也是要转变观念。
其实“精准”对政府来说，是需要什么？不一定只是需要钱。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是缺少乡村老师？不能光让他们做英模，还要有更好的机制，不是国家全都包管了就是好事。
当我把这个“精准教育扶贫”的提案放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马上就有一个贫困地区诊所的医生跟我说：这个方案太好了，有没有可能拓展到别的领域？比如山区医疗。国家给很多政策让赤脚医生扎根山区，但如果采用轮岗制，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山区工作两年，不仅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例，可能也更有爱心，更懂得人，他们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做大事。这两年绝不是耽误，而是让他们成长、成熟。
其实社会组织能做很多事，在很多国家社会组织都承担了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责，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敢用这些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对于有能力的、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政府应该关注他们，很好地培育他们，并且与他们相结合。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不光是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师资短缺，对于一些公益组织而言，像农村支教这样的领域，人才短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刘红宇：我不仅希望国家关注“美丽中国”这样的模式，更重要的还应该关注这群人，他们一定是未来中国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有情怀，接触到西部很贫穷的那些人，与他们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他们将来回到城里会更能吃苦，更坚韧。这些人是我非常希望被关注的，我特别关注他们自身的成长。我绝对相信，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的儿子，我的助手们，我也鼓励他们去支教。我自己发起了一个在民政部注册的公益组织“行走中国公益俱乐部”，底下有一个“播种者”支教项目，就是我儿子发起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比较精准的特殊项目，组织一些小留学生到重庆的国家级贫困县做助教，给孩子们领读英语。这些小助教别的不敢说，但国外留学几年回来，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带着孩子们张口说，让山区的孩子最近距离地听到标准的英语。这个项目到今年是第三年了。去年他们又扩大了战果，办夏令营，组织支教班里优秀的孩子到北京，我们也成为志愿者，陪这些孩子去北大，去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 ，参观科技馆、航空基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