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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界，求是科学基金会颁发的奖项确实独树一帜：它的规模并不是最大，但是眼光却最犀利：自1994年设立以来，该奖所奖励的很多科学家要么在获得官方认可之前，就已得到了“求是”的肯定，要么尚在“小荷刚露尖尖角”之时，就已得到“求是”的资助。
求是基金会如此犀利的眼光是由一个专业的顾问群体给予的，他们是华人科学界的精英。求是基金会的评奖过程，不接受组织与个人的申请，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扰，而由这些科学精英自主地确定。
也就是说，求是基金会成功运作的秘密在于，它高度尊重科学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则：科学自治。
迈克尔·博兰尼是匈牙利裔英国人，他早期从事物理化学研究，取得诸多卓越成就。有人说，他的研究成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只是因为诺奖委员会不知道是该给他发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他才没能获奖。中年以后，他转向研究科学哲学。面对上世纪40年代苏联政府用权力指导科学的事实，他对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尤其是科学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博兰尼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的发展是以科学共同体的健全存在为前提的。不错，科学家个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主要依靠个体的科学直觉；在进行探究的时候，主要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但是，科学家的这种直觉、力量，是否发挥到正确的方向上，则依靠科学权威的指引。
每个领域分散的科学研究人员构成一个共同体，只要存在共同体，就存在领袖，此即科学权威。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权威透过各种渠道引领整个科学共同体向着正确的方向探索，这渠道包括学术期刊，大学和研究所的培养体系，以及非常重要的、对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科学权威按照自己对科学前沿问题的认知，合理地分配科学资源，其中的关键正是，让最具有潜力的年轻人可以获得资源。
当然，这样的科学权威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有私心。但是，相比较而言，这是最可信赖的。让你所能设想的替代科学权威的任何其他人和机构分配科学资源，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比如，20世纪以来，政府向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助。博兰尼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这样的资助必须按照合乎科学逻辑的方式发放，才能够有益于科学：“这些补助金会流入独立的科学观点控制的渠道”。也即，政府可以掏钱，但这些钱在科学共同体内如何分配，要交给科学权威来决定。博兰尼以苏联米丘林事件为例指出：“只要这些补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导的企图，它们施加的便只能是破坏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基金会、奖项的设立，依稀有苏联式科学体制的影子：
政府设立了一些科学奖项，奖金相当高，政府也想树立起奖项的权威性。但是，在这里，科学权威在评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行政官员和科研官僚的挤压，与科学无关的意愿通常表现得十分明显。
政府设立了一些基金会，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学术研究提供资助。但是，在评审过程中，科学权威同样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反，烦琐的文牍似乎才是决定性的。
近些年来，国内外诸多商业机构也建立公益组织，奖励或者资助科学、学术研究。在这些机构，存在着商业逻辑替代科学逻辑的倾向。
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科学资助和奖励项目中，科学权威没有得到尊重，这样，行政或者商业力量介入、甚至是深度介入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无法建立自治制度，反而被行政或者商业的逻辑部分甚至全部支配。结果，政府和商业机构在科学上花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正在于，权力和商业的逻辑压倒了科学自治的逻辑。而如果不尊重科学自治的逻辑，钱越多，对科学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权力和金钱可能颠倒科研人员的价值观，从而令整个科研群体急功近利，投机盛行。
求是基金会低调而成功的运作，为这些基金会和奖项树立了一个典范：如果你要资助科学事业，那就请尊重科学共同体自治的逻辑。政府和商人掏钱资助科学事业，当然是功德无量之事。但是，在决定应该奖励谁、应该资助谁的时候，官员和商人最好走开，完全让科学权威们来决定。他们当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科学共同体中，谁的研究最有价值，谁最具有潜力。而这才是资助者的智慧。
做善事，也需要智慧。金钱资助按照科学自治的逻辑运作，对科学事业才是一桩善事。
求是基金会如此犀利的眼光是由一个专业的顾问群体给予的，他们是华人科学界的精英。求是基金会的评奖过程，不接受组织与个人的申请，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扰，而由这些科学精英自主地确定。
也就是说，求是基金会成功运作的秘密在于，它高度尊重科学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则：科学自治。
迈克尔·博兰尼是匈牙利裔英国人，他早期从事物理化学研究，取得诸多卓越成就。有人说，他的研究成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只是因为诺奖委员会不知道是该给他发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他才没能获奖。中年以后，他转向研究科学哲学。面对上世纪40年代苏联政府用权力指导科学的事实，他对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尤其是科学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博兰尼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的发展是以科学共同体的健全存在为前提的。不错，科学家个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主要依靠个体的科学直觉；在进行探究的时候，主要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但是，科学家的这种直觉、力量，是否发挥到正确的方向上，则依靠科学权威的指引。
每个领域分散的科学研究人员构成一个共同体，只要存在共同体，就存在领袖，此即科学权威。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权威透过各种渠道引领整个科学共同体向着正确的方向探索，这渠道包括学术期刊，大学和研究所的培养体系，以及非常重要的、对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科学权威按照自己对科学前沿问题的认知，合理地分配科学资源，其中的关键正是，让最具有潜力的年轻人可以获得资源。
当然，这样的科学权威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有私心。但是，相比较而言，这是最可信赖的。让你所能设想的替代科学权威的任何其他人和机构分配科学资源，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比如，20世纪以来，政府向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助。博兰尼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这样的资助必须按照合乎科学逻辑的方式发放，才能够有益于科学：“这些补助金会流入独立的科学观点控制的渠道”。也即，政府可以掏钱，但这些钱在科学共同体内如何分配，要交给科学权威来决定。博兰尼以苏联米丘林事件为例指出：“只要这些补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导的企图，它们施加的便只能是破坏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基金会、奖项的设立，依稀有苏联式科学体制的影子：
政府设立了一些科学奖项，奖金相当高，政府也想树立起奖项的权威性。但是，在这里，科学权威在评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行政官员和科研官僚的挤压，与科学无关的意愿通常表现得十分明显。
政府设立了一些基金会，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学术研究提供资助。但是，在评审过程中，科学权威同样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反，烦琐的文牍似乎才是决定性的。
近些年来，国内外诸多商业机构也建立公益组织，奖励或者资助科学、学术研究。在这些机构，存在着商业逻辑替代科学逻辑的倾向。
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科学资助和奖励项目中，科学权威没有得到尊重，这样，行政或者商业力量介入、甚至是深度介入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无法建立自治制度，反而被行政或者商业的逻辑部分甚至全部支配。结果，政府和商业机构在科学上花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正在于，权力和商业的逻辑压倒了科学自治的逻辑。而如果不尊重科学自治的逻辑，钱越多，对科学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权力和金钱可能颠倒科研人员的价值观，从而令整个科研群体急功近利，投机盛行。
求是基金会低调而成功的运作，为这些基金会和奖项树立了一个典范：如果你要资助科学事业，那就请尊重科学共同体自治的逻辑。政府和商人掏钱资助科学事业，当然是功德无量之事。但是，在决定应该奖励谁、应该资助谁的时候，官员和商人最好走开，完全让科学权威们来决定。他们当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科学共同体中，谁的研究最有价值，谁最具有潜力。而这才是资助者的智慧。
做善事，也需要智慧。金钱资助按照科学自治的逻辑运作，对科学事业才是一桩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