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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关键词] 外国文艺作品 译介和阅读 1966—1976
1966年8月，时值“文革”初起，在“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兴起之时，即是我国各地的古旧书店业务告停之日。曾经见证其事的马嘶、陈诏、周岩历数道：
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以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蛊惑下，一夜之间，“红宝书”以外的书，几乎全部成了十恶不赦的“封、资、修”，于是烧书之风骤起。在这种情势下，古旧书业也便销声匿迹，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古旧书业，几乎是广陵散绝响了[1]。
“文革”政治风暴掀起后，古旧书被视作“封、资、修”的大毒草，古旧书店成为“贩卖毒草”的大黑店，霎时间，全（上海）市旧书店全部关门大吉，从业人员全部参加“斗、批、改”。除维持极少量的收购业务外，整个旧书业处于窒息状态。与此同时，散布在民间的旧书和古籍，更受到空前荼毒，有被毁的，也有自焚的，难以数字计，从此上海旧书业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2]。
1966年6月—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3]。
陈诏认为，民间古旧书刊资源的大量毁灭，是1978年“文革”结束后包括上海古旧书刊业在内，在经营上每况愈下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4]。由于当年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都遭到了时政力量的全面破坏，因此包括外国文艺新书在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也同样跌入了低谷，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旧书骤贵，甚至有价无书的根本原因。
据介绍，“到1960年，全国有新华书店五千八百七十二处。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行网点减少了一千处”[5]；同时由于“文革”之初的巨大冲击波，新华书店“门市部陈列的一大批书籍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只好下架封存或报废化成纸浆。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禁区林立，‘帽子’和‘棍子’横飞，一片肃杀之气，营业萧条。1967年全国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倒退十年，猛跌到1956年水平”。有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文革”期间，出书品种大幅度减少。“从1966到1976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出书（含课本）七千多种，只及1956年的27.5%……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则出的很少，印数更少，书荒严重”[6]。
据在此期间深受时政迫害的陈白尘回忆说，在1969年夏天前后的一段时期，他每逢星期日，便与同受迫害的作家张天翼、张光年相约到王府井大街偷偷溜达，并去“东风市场逛逛旧书门市部，但每每无书可买”[7]。顾志兴则回忆说，“文革”期间，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余者皆为‘封、资、修’，都不能看，书店里也一色是这几部书。后来传出（伟大）领袖说要‘读点鲁迅’，又说《红楼梦》要读几遍以上的话。其时妻子在一个大机关里工作，与资料室那位女同志很熟，可能是为了供领导‘读《红》’，那时内部印了几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记得的有甲戌本、庚辰本，还有戚蓼生序本等”[8]。
1971年3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出版座谈会，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了书店的工作，他听取汇报后指示新华书店不得胡乱“报废”图书，不仅不能把“文革”之前出版的图书封存、下架，而且应该把它们从库房里拿出来，“公开陈列出售”。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当时极左思想的干扰，后来并没有将之全面落实。于光远就曾回忆说，1972年“到了‘干校’，总算有机会可以到银川新华书店走走。那时全国出版社都不出什么新书，书店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都放着《毛选》和《语录》，别的书可以说简直没有”[9]。
直至1978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文革”期间被封存的包括外国文艺图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才得以较全面的开放。但就古旧书行业而言，由于新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十年停滞，使得书籍资源的积累形成严重断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古旧书业在8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经营。这其中，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介和阅读更是大伤元气。
1 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上海翻译出版界实行的是“计划性”、“组织化”和“系统性”相结合的机制，这是“在政治、经济上模仿苏联的同时，在翻译出版体制上对苏联的一种模仿”，其中在选题规划上执行的原则是：“优先选译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有定评的作家作品，优先选译‘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优先选译有‘人民性’的作家作品等”，因此，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七年”，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他指出：
“十七年”上海的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虽然打开的窗户还很有限，不时还挂上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窗帘”，但毕竟是流通了空气，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读者，认识莎士比亚，源于朱生豪；认识列夫·托尔斯泰，源于董秋斯；认识契诃夫，源于汝龙；认识莫泊桑，源于李青崖；认识泰戈尔，源于吴岩；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源于包文棣（辛未艾）；认识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源于傅雷。他们的译笔使中国读者开阔了眼界，享受到译本的魅力，他们所提供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涅夫、肖洛霍夫、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泰戈尔、汤因比、杜威等世界名著，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真实、更善、更美的世界，这种来自异域的智慧，使新中国的文化不致自闭和孤陋。为中国青年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0]。 但汤永宽认为：“在过去的极左路线下，我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从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到六十年代‘反修’，直到‘文革’时期，二十多年来，外国文学基本上停止出版……外国文学书籍在偌大的中国图书市场，当时除了越南的《南方来信》以外，早已销声匿迹了。广大读者长期读不到文学书籍，精神食粮严重匮乏，达到了饥渴若狂的地步，不少读者甚至只得购买医书、药典聊以充饥。”[11]
诚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波未平一浪又起的政治运动裹挟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活动萎缩严重，图书市场萧条极甚，有关的教学、著译活动动辄得咎，逐渐成为文化学术的畏途和禁区。据回忆：
（清华大学）学生们受“一面倒”学苏联方针的影响，急于以俄语代替英语为第一外语……（原来）西洋文学系自1925年成立，后改称“外国语言文学系”，一向以英文为主要外国语，法、德、日、俄为“第二外国语”。训练以文学为主，语言为副。到1950年，已分设俄文、法文、英文三组织，以训练语言干部为主了。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大势所趋，截至1952年初，英文组的课程主要是英文读本及作文，英文翻译及口语实习。课本停止采用多年的英、美原著和清华自编课本，而一律改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印的苏联《英文简明读本》。文学课程，过去必修的《西洋文学史》或《欧洲文学史》已取消，《文学批评》《戏剧》等亦压缩掉，只剩下莎士比亚和小说、诗歌及当代散文选读，限于高年级选修。学生常问：“学文学有啥用？”[12]
外语文学教育严重缺失的惨重后果之一是，在“文革”初，外国文学名著成为文化知识上无知和政治立场上“左视”的“红卫兵”们文化施暴的重要目标之一。
2 在“文革”中被迫中辍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屠岸回忆说，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地域。由于英、美人士被抓进“集中营”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家中的藏书大量流入旧书市场。当年我把零用钱全花在购书上，觅得了许多极好的版本”[13]。其中有购自旧书铺和旧书摊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惠特曼和斯蒂文森的诗集、狄更斯的小说等英文原版书，待到1953年，他奉调北京工作时用整整一个大皮箱把它们带到了北京。结果在1966年破“四旧”时却被迫处理掉了。因为“一个女同事的公公家被抄，‘红卫兵’发现有许多外文书，说她公公里通外国，打死了她公公，所以我把原版书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收购废品的人把精装的书皮撕掉，当废纸秤斤论价，二分钱一斤。虽然心痛，也不后悔，那时，只有先保护自己。”[14]随后，“一些中文图书也在被两次抄家后失落殆尽”，于是所谓书房便成为了“空巢”[15]。
1942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的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回忆说，“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文版——引用者注）……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鸣，使我产生抑制不住的与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读《红楼梦》后的感觉”，“我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三篇短篇小说《猫求商店》《苏城舞会》和《钱袋》……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以后除了“文革”期间的半个世纪里，一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中短篇小说选》《驴皮记》《古物陈列室》《被遗弃的女人》，雨果的《九三年》《笑面人》，左拉的《娜娜》，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我们的爱情》，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以及乔治·桑的《魔鬼池塘》和《梅里美小说选》等40余种书，累计字数六百多万，成为“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中国翻译家。他写道：“只有在‘文革’时期，我随大伙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译；我的家人还认为今后不可能再翻译了，把我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16]
陈若曦曾经多次回忆1966年10月16日，其夫妇由上海入关时的遭遇：
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跑道滑翔时，才见到机场大楼前一字排开的十几个工作人员，膀子上缠着红袖章，手持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作挥手欢迎状。这就是机场的“红卫兵”。当时自然想象不到红袖章所象征的威力和破坏性，还同机上寥寥几名外国旅客一样，大赞“红卫兵”是“新生事物”。行李验关时，我们才第一次品尝了这“新生事物”的厉害。我们行李不多，但世尧喜爱画，经过欧洲，参观美术馆时，买了几本画册。海关人员把每本画册都打开一页页检查。除了一本中国古画外，其他每本都有一两张半裸或全裸的人体画，一律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当场没收……[17]
我们衣服不多，两人总共两只箱子，却有一半装了幻灯片、八本集邮册以及参观欧洲美术馆时购买的六本画册。关员先打开画册，一页页翻看；碰到半裸或全裸的人体画，就抬眼瞪我们一眼，翻完后神色不屑地合上书：“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五本画册在这个判决下被没收了，只放过一本中国古画。邮票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关员也是一张张检查邮票，结果全部没收，包括当时和中国友好的苏联和外蒙古邮票，也无一张幸免……四个小时的折腾，应该给我们一个警惕，即我们视为珍宝的，在人民中国的海关人员眼中，全和“资产阶级”“腐朽”挂钩，势在没收销毁之列。我却还未警悟，只当个别事件，以后碰了几个钉子，才慢慢醒悟过来，原来到了一个价值观迥然不同的国度了[18]。
这数个“钉子”中，就有1966年底，其美国朋友分批寄给他们夫妇的书籍的命运：
科技书全收到，有关文学的则没收。我其实早有思想准备，虽然修了很多美国文学的学分，约有两百本英、美文学书籍，临走时前都赠送给了一个希腊朋友，只保留二十多本法国小说和文学批评的书。我当时是有些“投机”的意思，心想英、美是“帝国主义”，中共视作“眼中钉”，但是刚和法国建交，签了文化交流协定，可能会容忍法国的文学作品，岂知不然。朋友分三批寄，我便前后接到三张书面的通知。通知上罗列了邮寄的书名，最后一行是油印字：“以上书籍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予没收。” 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对于书中描写的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非常的神往，但又生怕别人知道我神往。那时我就感觉到外国小说与我们中国小说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读外国小说的机会了”[27]。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而莫言的童年读书经历也就到此为止了。
注 释
[1]马嘶.我国古旧书业源远流长[M]//种福元.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
[2][4]见陈诏.上海旧书业今昔[M]//文史拾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363。陈诏认为，另两个原因分别是：1956年和1957年前后上海旧书业“公私合营”后，经营网点和布局的萎缩；1978年后，上海古籍书店和上海书店转向经营新书，从业人员失去了古旧书经营的积极性。
[3]周岩.北京市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记[M]//我与中国书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7
[5]郑士德.新华书店简史[M]//新华书店五十年.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3
[6]郑士德.五十春秋话新华：新华书店简史[M]//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32-34
[7]见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66。据陈白尘1969年8月10日（星期天）日记记述：“每逢周日，大楼中仅剩下我与二张（光年、天翼）。于是每每分别请假，然后共餐于东风市场，再去北京浴室洗澡。”见：牛棚日记：1966—1972[M].北京：三联书店，1995：145
[8]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后记[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453
[9]于光远.“文革”中的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56
[10]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312-313
[11]汤永宽.从成立“翻译连”到创办《外国文艺》[M]//我与上海出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14
[12]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8：242-243
[13][15]屠岸.萱荫阁沧桑[M]//董宁文.我的书房.长沙：岳麓书社，2005：78-79，78-79
[14]屠岸.生正逢时：屠岸自述[M].北京：三联书店，2010：69-70
[16][18][19]郑永慧.往事[M]//郭凤岭编.译书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5-16，12-22，12-22
[17]陈若曦.文革杂忆·第一集[M].台北：台北洪范书店，1978：12-22
[20]叶正亭.借书[M]//姑苏一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94
[21]徐友渔.历史研究不能留下空白：关于红卫兵与“文革”[M]//李辉，应红.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243，250-251
[22]清秋子.我是老三届：60年代的青春记忆[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173，221
[23]段晴.迎接挑战[M]//魏国英.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63
[24]郭丽鸿.一本书是一个回忆[J].随笔，1990（2）：131-132
[25]躲斋.劫后书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5
[26]莫言.童年读书[M]//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09-110
[27]莫言.我与译文[M]//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31
[关键词] 外国文艺作品 译介和阅读 1966—1976
1966年8月，时值“文革”初起，在“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兴起之时，即是我国各地的古旧书店业务告停之日。曾经见证其事的马嘶、陈诏、周岩历数道：
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以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蛊惑下，一夜之间，“红宝书”以外的书，几乎全部成了十恶不赦的“封、资、修”，于是烧书之风骤起。在这种情势下，古旧书业也便销声匿迹，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古旧书业，几乎是广陵散绝响了[1]。
“文革”政治风暴掀起后，古旧书被视作“封、资、修”的大毒草，古旧书店成为“贩卖毒草”的大黑店，霎时间，全（上海）市旧书店全部关门大吉，从业人员全部参加“斗、批、改”。除维持极少量的收购业务外，整个旧书业处于窒息状态。与此同时，散布在民间的旧书和古籍，更受到空前荼毒，有被毁的，也有自焚的，难以数字计，从此上海旧书业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2]。
1966年6月—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3]。
陈诏认为，民间古旧书刊资源的大量毁灭，是1978年“文革”结束后包括上海古旧书刊业在内，在经营上每况愈下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4]。由于当年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都遭到了时政力量的全面破坏，因此包括外国文艺新书在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也同样跌入了低谷，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旧书骤贵，甚至有价无书的根本原因。
据介绍，“到1960年，全国有新华书店五千八百七十二处。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行网点减少了一千处”[5]；同时由于“文革”之初的巨大冲击波，新华书店“门市部陈列的一大批书籍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只好下架封存或报废化成纸浆。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禁区林立，‘帽子’和‘棍子’横飞，一片肃杀之气，营业萧条。1967年全国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倒退十年，猛跌到1956年水平”。有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文革”期间，出书品种大幅度减少。“从1966到1976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出书（含课本）七千多种，只及1956年的27.5%……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则出的很少，印数更少，书荒严重”[6]。
据在此期间深受时政迫害的陈白尘回忆说，在1969年夏天前后的一段时期，他每逢星期日，便与同受迫害的作家张天翼、张光年相约到王府井大街偷偷溜达，并去“东风市场逛逛旧书门市部，但每每无书可买”[7]。顾志兴则回忆说，“文革”期间，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余者皆为‘封、资、修’，都不能看，书店里也一色是这几部书。后来传出（伟大）领袖说要‘读点鲁迅’，又说《红楼梦》要读几遍以上的话。其时妻子在一个大机关里工作，与资料室那位女同志很熟，可能是为了供领导‘读《红》’，那时内部印了几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记得的有甲戌本、庚辰本，还有戚蓼生序本等”[8]。
1971年3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出版座谈会，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了书店的工作，他听取汇报后指示新华书店不得胡乱“报废”图书，不仅不能把“文革”之前出版的图书封存、下架，而且应该把它们从库房里拿出来，“公开陈列出售”。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当时极左思想的干扰，后来并没有将之全面落实。于光远就曾回忆说，1972年“到了‘干校’，总算有机会可以到银川新华书店走走。那时全国出版社都不出什么新书，书店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都放着《毛选》和《语录》，别的书可以说简直没有”[9]。
直至1978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文革”期间被封存的包括外国文艺图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才得以较全面的开放。但就古旧书行业而言，由于新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十年停滞，使得书籍资源的积累形成严重断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古旧书业在8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经营。这其中，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介和阅读更是大伤元气。
1 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上海翻译出版界实行的是“计划性”、“组织化”和“系统性”相结合的机制，这是“在政治、经济上模仿苏联的同时，在翻译出版体制上对苏联的一种模仿”，其中在选题规划上执行的原则是：“优先选译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有定评的作家作品，优先选译‘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优先选译有‘人民性’的作家作品等”，因此，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七年”，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他指出：
“十七年”上海的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虽然打开的窗户还很有限，不时还挂上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窗帘”，但毕竟是流通了空气，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读者，认识莎士比亚，源于朱生豪；认识列夫·托尔斯泰，源于董秋斯；认识契诃夫，源于汝龙；认识莫泊桑，源于李青崖；认识泰戈尔，源于吴岩；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源于包文棣（辛未艾）；认识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源于傅雷。他们的译笔使中国读者开阔了眼界，享受到译本的魅力，他们所提供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涅夫、肖洛霍夫、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泰戈尔、汤因比、杜威等世界名著，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真实、更善、更美的世界，这种来自异域的智慧，使新中国的文化不致自闭和孤陋。为中国青年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0]。 但汤永宽认为：“在过去的极左路线下，我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从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到六十年代‘反修’，直到‘文革’时期，二十多年来，外国文学基本上停止出版……外国文学书籍在偌大的中国图书市场，当时除了越南的《南方来信》以外，早已销声匿迹了。广大读者长期读不到文学书籍，精神食粮严重匮乏，达到了饥渴若狂的地步，不少读者甚至只得购买医书、药典聊以充饥。”[11]
诚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波未平一浪又起的政治运动裹挟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活动萎缩严重，图书市场萧条极甚，有关的教学、著译活动动辄得咎，逐渐成为文化学术的畏途和禁区。据回忆：
（清华大学）学生们受“一面倒”学苏联方针的影响，急于以俄语代替英语为第一外语……（原来）西洋文学系自1925年成立，后改称“外国语言文学系”，一向以英文为主要外国语，法、德、日、俄为“第二外国语”。训练以文学为主，语言为副。到1950年，已分设俄文、法文、英文三组织，以训练语言干部为主了。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大势所趋，截至1952年初，英文组的课程主要是英文读本及作文，英文翻译及口语实习。课本停止采用多年的英、美原著和清华自编课本，而一律改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印的苏联《英文简明读本》。文学课程，过去必修的《西洋文学史》或《欧洲文学史》已取消，《文学批评》《戏剧》等亦压缩掉，只剩下莎士比亚和小说、诗歌及当代散文选读，限于高年级选修。学生常问：“学文学有啥用？”[12]
外语文学教育严重缺失的惨重后果之一是，在“文革”初，外国文学名著成为文化知识上无知和政治立场上“左视”的“红卫兵”们文化施暴的重要目标之一。
2 在“文革”中被迫中辍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屠岸回忆说，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地域。由于英、美人士被抓进“集中营”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家中的藏书大量流入旧书市场。当年我把零用钱全花在购书上，觅得了许多极好的版本”[13]。其中有购自旧书铺和旧书摊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惠特曼和斯蒂文森的诗集、狄更斯的小说等英文原版书，待到1953年，他奉调北京工作时用整整一个大皮箱把它们带到了北京。结果在1966年破“四旧”时却被迫处理掉了。因为“一个女同事的公公家被抄，‘红卫兵’发现有许多外文书，说她公公里通外国，打死了她公公，所以我把原版书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收购废品的人把精装的书皮撕掉，当废纸秤斤论价，二分钱一斤。虽然心痛，也不后悔，那时，只有先保护自己。”[14]随后，“一些中文图书也在被两次抄家后失落殆尽”，于是所谓书房便成为了“空巢”[15]。
1942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的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回忆说，“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文版——引用者注）……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鸣，使我产生抑制不住的与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读《红楼梦》后的感觉”，“我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三篇短篇小说《猫求商店》《苏城舞会》和《钱袋》……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以后除了“文革”期间的半个世纪里，一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中短篇小说选》《驴皮记》《古物陈列室》《被遗弃的女人》，雨果的《九三年》《笑面人》，左拉的《娜娜》，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我们的爱情》，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以及乔治·桑的《魔鬼池塘》和《梅里美小说选》等40余种书，累计字数六百多万，成为“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中国翻译家。他写道：“只有在‘文革’时期，我随大伙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译；我的家人还认为今后不可能再翻译了，把我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16]
陈若曦曾经多次回忆1966年10月16日，其夫妇由上海入关时的遭遇：
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跑道滑翔时，才见到机场大楼前一字排开的十几个工作人员，膀子上缠着红袖章，手持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作挥手欢迎状。这就是机场的“红卫兵”。当时自然想象不到红袖章所象征的威力和破坏性，还同机上寥寥几名外国旅客一样，大赞“红卫兵”是“新生事物”。行李验关时，我们才第一次品尝了这“新生事物”的厉害。我们行李不多，但世尧喜爱画，经过欧洲，参观美术馆时，买了几本画册。海关人员把每本画册都打开一页页检查。除了一本中国古画外，其他每本都有一两张半裸或全裸的人体画，一律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当场没收……[17]
我们衣服不多，两人总共两只箱子，却有一半装了幻灯片、八本集邮册以及参观欧洲美术馆时购买的六本画册。关员先打开画册，一页页翻看；碰到半裸或全裸的人体画，就抬眼瞪我们一眼，翻完后神色不屑地合上书：“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五本画册在这个判决下被没收了，只放过一本中国古画。邮票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关员也是一张张检查邮票，结果全部没收，包括当时和中国友好的苏联和外蒙古邮票，也无一张幸免……四个小时的折腾，应该给我们一个警惕，即我们视为珍宝的，在人民中国的海关人员眼中，全和“资产阶级”“腐朽”挂钩，势在没收销毁之列。我却还未警悟，只当个别事件，以后碰了几个钉子，才慢慢醒悟过来，原来到了一个价值观迥然不同的国度了[18]。
这数个“钉子”中，就有1966年底，其美国朋友分批寄给他们夫妇的书籍的命运：
科技书全收到，有关文学的则没收。我其实早有思想准备，虽然修了很多美国文学的学分，约有两百本英、美文学书籍，临走时前都赠送给了一个希腊朋友，只保留二十多本法国小说和文学批评的书。我当时是有些“投机”的意思，心想英、美是“帝国主义”，中共视作“眼中钉”，但是刚和法国建交，签了文化交流协定，可能会容忍法国的文学作品，岂知不然。朋友分三批寄，我便前后接到三张书面的通知。通知上罗列了邮寄的书名，最后一行是油印字：“以上书籍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予没收。” 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对于书中描写的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非常的神往，但又生怕别人知道我神往。那时我就感觉到外国小说与我们中国小说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读外国小说的机会了”[27]。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而莫言的童年读书经历也就到此为止了。
注 释
[1]马嘶.我国古旧书业源远流长[M]//种福元.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
[2][4]见陈诏.上海旧书业今昔[M]//文史拾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363。陈诏认为，另两个原因分别是：1956年和1957年前后上海旧书业“公私合营”后，经营网点和布局的萎缩；1978年后，上海古籍书店和上海书店转向经营新书，从业人员失去了古旧书经营的积极性。
[3]周岩.北京市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记[M]//我与中国书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7
[5]郑士德.新华书店简史[M]//新华书店五十年.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3
[6]郑士德.五十春秋话新华：新华书店简史[M]//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32-34
[7]见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66。据陈白尘1969年8月10日（星期天）日记记述：“每逢周日，大楼中仅剩下我与二张（光年、天翼）。于是每每分别请假，然后共餐于东风市场，再去北京浴室洗澡。”见：牛棚日记：1966—1972[M].北京：三联书店，1995：145
[8]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后记[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453
[9]于光远.“文革”中的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56
[10]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312-313
[11]汤永宽.从成立“翻译连”到创办《外国文艺》[M]//我与上海出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14
[12]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8：242-243
[13][15]屠岸.萱荫阁沧桑[M]//董宁文.我的书房.长沙：岳麓书社，2005：78-79，78-79
[14]屠岸.生正逢时：屠岸自述[M].北京：三联书店，2010：69-70
[16][18][19]郑永慧.往事[M]//郭凤岭编.译书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5-16，12-22，12-22
[17]陈若曦.文革杂忆·第一集[M].台北：台北洪范书店，1978：12-22
[20]叶正亭.借书[M]//姑苏一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94
[21]徐友渔.历史研究不能留下空白：关于红卫兵与“文革”[M]//李辉，应红.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243，250-251
[22]清秋子.我是老三届：60年代的青春记忆[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173，221
[23]段晴.迎接挑战[M]//魏国英.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63
[24]郭丽鸿.一本书是一个回忆[J].随笔，1990（2）：131-132
[25]躲斋.劫后书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5
[26]莫言.童年读书[M]//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09-110
[27]莫言.我与译文[M]//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