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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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中古汉语“副词+用”组合中“用”为词缀,由表原因或工具的介词虚化而来.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副词+用”与“用”单用或搭配其它词引介原因或工具的用法并无多大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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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杭州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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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中古汉语“副词+用”组合中“用”为词缀,由表原因或工具的介词虚化而来.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副词+用”与“用”单用或搭配其它词引介原因或工具的用法并无多大不同,“用”引介的对象在语境中均很明显,真正不能解作介词的用例几未见到;另外,从“程度副词+用”的语法功能及使用语境看,它们在使用上有很多的局限,并不具有词的特性.基于此,我们认为,副词之后的“用”并未虚化,它仍为介词,用于引介原因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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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继承、整理、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工作,以1920年《文学研究会会章》开宗明义首次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学"为开端,进行至今已逾百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学术骨干上为此后百年中国文学遗产整理研究事业准备了基本条件.在这方面,郑振铎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今人回顾百年文学遗产整理与研究工作时绝对绕不过的领军人物.郑振铎从五四运动时起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为人淡忘或不为人知的事实很值得发掘和重提.郑振铎异常杰出的学术贡献、卓越的引领作用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我
赤壁之战后,曹氏家族面临着继续谋求军事统一,还是先行实施汉魏禅代的选择,曹氏立嗣之争正是这种分歧的体现.曹丕篡汉后,曹氏霸府转变为朝廷,战时体制的高度集权性受到了限制,曹氏的对外战争,也由代天子平叛变成了伐国,建安军戎诗逐渐失去了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价值.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使时代的主题由乱世中求生存,转向稳定时期如何治理国政.魏晋的世族子弟,吸取汉末党锢之祸的历史教训,由批判战时体制进一步思考如何限制君主集权,并开始自觉地抵制可能引发集权体制的战争.汉末至魏晋,由需要英雄的时代,转变为抵制英雄的时代,这
总集采摭子书篇章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文选》"论"体收录贾谊《过秦论》与曹丕《典论·论文》,似与《文选序》确立的不录子书的原则相悖.然而采摭两汉以降子书篇章的总集在宋代之后并不罕见,《文章正宗》《文选补遗》等总集将以"论"为名的汉魏子书作为选文对象,从子书本身选文的直接方式和从作者正史本传采摭的间接方式并存,其选文亦为诸多明代文章总集所继承.选先秦诸子入集则在"裁篇"与"定体"两方面存在障碍,明清两代的文章总集尝试在选文观念与总集体例两方面,突破《文选》等传统总集所设立的藩篱,同时按照诸子既有的篇章或根据文
现存汉晋时期的“四言赋”,由于受到存录文献摘抄和骚体“兮”字脱落的二重影响,而存在鱼目混珠现象.为严别真赝,有必要探索关于汉魏六朝文学文体鉴定的标准及方法,诸如文体
《法宝联璧序》末所列参撰人员的名字与结衔,仍有可讨论之处,如庾肩吾的职衔说明他在萧纲为太子后并未外放,仍被委以重任.序末所列诸人中,庾肩吾等九人为萧纲宫佐,徐摛等九人是其前宫佐,庾仲容等四人是其藩邸旧僚,从与萧纲的关系角度可将他们分为四类.此书主要由萧纲各时期的僚佐编成,这种命府佐编撰图籍之举,在南朝宗王之中颇为普遍.究其原因,宗王出镇、开府高选僚佐,府中文士聚集,编撰图籍、诗文唱和等活动才得以开展.而公督府僚佐已成为大部分南朝士族迁转的必经途径,一旦入府,主佐之谊即成.从宗王政治、府主与府佐关系等视角重
通过调查白居易五律在句式使用上的创新和变化,可从句式切分、分句关系等方面将白诗的句式新变析分为一四式、四一式、三二式和后三字两分结构四种类型.从杜甫到白居易,五律句式处在丰富发展的过程中,白居易对此有颇多贡献.
古代肖像画不仅呈现人物容貌,同时也具有身份意义.画像记一体依托肖像画,源自欧阳修《王彦章画像记》的文体创造.宋人画像记的写作立场以公共纪念为主,其文体形态在趋向稳定的同时,也向着实用性的方向演变.明清时期,祖宗像在家族祭祀场合逐渐普及,其背后的礼仪制度的常态运行,使画像记书写的集体意识也开始转向,较为显著的特征是由公共纪念进入家族谱系构建的领域.不仅如此,《王彦章画像记》与《新五代史·死节传》的文本互动与观念联通,也促使画像记"因情立体",在一定题材下展现出富有"历史关怀"的特殊侧面.
"用成语"是宋代骈文的重要特点之一,指的是将前代经典中的成句摘出,并与另一成句形成偶对的骈文技法.这种技法在唐代仅是偶一为之的别调,经过北宋前期的写作实践,在徽宗朝形成了风潮.由于使用经典成语偶对既能适应徽宗朝文人以经义为主的知识结构,也可以满足庙堂文体对典雅文华的要求,因而在徽宗一朝尤为风行,并引起了当时批评家的关注和论争.反对者认为用成语体格卑下,损伤文气,而支持者却钟爱这一技法的工巧.这场论争在孝宗朝以降,依凭骈文批评的"技巧中心论"趋势得以解决,南宋的骈文作者多将其视为骈文写作的主流予以接受,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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