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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家黄兴一生为国家民族不计私利，并以“笃实”“无我”教育子女。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的是自己的战友及革命事业。他的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检察风云》：您的祖父黄兴先生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外界一般以“孙黄”并称，据您了解，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黄伟民：我的祖父应该说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曾入城南学院读书，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后来因为成绩好，被选拔到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张之洞办起来的，师资力量很强，祖父在那里学习成绩也很突出，他在12次大考里6次排名第一，院长梁鼎芬对他赞不绝口：“品学兼优，智虑精明，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气磅礴。”因此，1900年，他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时常挨打，他把学习考察和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认为只要学好文武两种本领，同时常存“亡国亡种之心”，那么，“天下之事皆可任也”。那个时候，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起义也遭遇失败，给祖父的刺激很大，他逐渐认识到，不推翻专制的清王朝，很多事是办不成的。
因此，他就想办法成立革命团体。1903年11月4日，祖父借寿庆之名，邀约爱国志士陈天华、张继、吴禄贞、周震鳞、秦毓鎏、章士钊、翁巩、谭人凤、刘道一、刘揆一、胡瑛、宋教仁、徐佛苏等20多人聚会于长沙南门外保甲局巷彭渊恂宅，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华兴公司以隐语“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革命口号，并提出“倾覆北京，建瓴以临海内”。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龙璋西园寓所（今长沙明德中学）正式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推举祖父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提出由湖南首先发难，争取各省响应的策略。随后大力招募会员，其后约半年时间，华兴会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有10万之众。这也为后来和孙中山先生共同成立中国同盟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的同盟会成员骨干多数是原来华兴会的。
《检察风云》：据说，华兴会刚成立就准备起义，但并无多少钱财，黄兴先生出了很大力。
黄伟民：要打仗，钱很重要，但当时确实拮据。为了筹款，祖父与他的继母易氏和夫人廖淡如商量，将凉塘祖居老屋和300石祖遗田产卖掉，所得到的款项一分为三：一部分用作筹办华兴会的经费；一部分用来购买距凉塘7华里的浏阳河畔石家河埠几间简陋的房子，作为家人居所；剩余一部分原打算补贴家用，可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亟需经费，他又将这些钱捐给了同盟会。这种捐钱的事，后来还出现过。我祖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在乎私利，也就是他一直说的“无我”。
《检察风云》：我们了解到，“笃实”“无我”是您的祖父定下来的家训，这个家训是如何来的？
黄伟民：1912年秋，我的父亲黄一欧和大姑黄振华由湖南都督府资送赴美留学。为此，祖父为父亲题写“笃实”二字，希望他为人处世谦虚谨慎，笃实厚重。后来，又写了“无我”赠给大姑。自此，“笃实”“无我”的家训便确立了下来。祖父是这样要求家人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无我”就是要牺牲“小我”，做到“无我”。“笃实”是做人要实在，不要搞虚华的东西，不去追逐名利。
《检察风云》：有哪些事情可以体现呢？
黄伟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来鄂主持大计。从11月3日至25日，祖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民军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退至武昌。湖南率先响应武昌起义，相继争得20多省宣布独立，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4日聚于上海的独立各省代表组织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祖父始终以“笃实”“无我”自勉，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乃坚持大元帅不就。17日，各省代表改举黎洪元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此时，孙中山电告黄兴，他已在回国途中，于是，祖父便决定不去南京就职。并说：“孙先生是同盟会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发生猜疑。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于是同盟会决定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类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因为祖父当时家里条件非常好，学习成绩也突出，如果去做官，是非常稳妥的道路，但他看到中国的现状，最终决定革命。他不是不愿过高贵安逸的生活，不是不想孝敬长辈、陪伴妻儿，不是不爱惜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在无国与无我的两难选择中，他宁愿选择后者！所以，章太炎曾称赞祖父说“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是比较公允的。
《检察风云》：您的父亲黄一欧很小就跟着您祖父参加革命，他是如何传承“笃实”“无我”的？
黄伟民：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4年，感知到他一生奉行的原则是“认真做事，踏实做事，低调做人”。他一直告诫我，不要去宣传他。父亲从小就投身革命。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我家被军警包围。湘按察使抓不到黄兴，欲捕杀黄兴长子黄一欧。13岁的黄一欧于1905年被逼走日本。1907年，经孙中山和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时年15岁，是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1910年年底，同盟会决定组织黄花岗起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父亲奉祖父命从日本购运军火。1911年2月，通过同盟会会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关系，买到一批枪支弹药，由父亲运送至香港。这时，父亲随身携带着四大箱行李，里面装着50支驳壳枪，20支勃朗宁和1万多发子弹。为了掩护，他冒名宫崎龙介，穿着和服，讲着日语，摆着日本人的派头，通过重重关卡，顺利地把武器交给了由祖父任部长的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当时风声很紧，运送武器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可他从不向我们提起此事。黄花岗起义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父亲参加了起义，死里逃生，经香港至东京，是黄花岗之役少数幸存者之一。
武昌起义成功后，祖父电召父亲赴港，随即父亲奉命赴上海，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后往来镇江、杭州之间，联络各地，组织江浙联军，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革命军与清军决战于武汉，为策应武汉，牵制清军，父亲黄一欧等率沪军，会同浙、苏、吴各地民军攻南京。当时祖父黄兴在汉阳前线，寄八字家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落款处盖有祖父常用的一个小章“灭此朝食”。父亲在战场上接到祖父的来信，深受鼓舞，“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慨！”在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宫崎寅藏先生曾赞之曰：“诚不愧为其父黄兴之子。”
《检察风云》：据史料记载，您祖父在弥留之际，关心的还是革命战友，有这回事吗？
黄伟民：是的。所以说，祖父直到去世，依然在践行“无我”。宋教仁大家都知道是被刺杀的，宋振吕是他的独生子，祖父得知他在上海出入黄街柳巷，曾嘱咐他与父亲同住，以便规劝。去世前一天夜晚，祖父嘱人把宋振吕叫到病榻前说：“你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是为国家死的，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我现在不能照应你了！你务必好好地为你父亲争气，我就死也放心了！”
《检察风云》：一个历史重要人物，往往会让人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黄兴先生领导的军事行动多以失败告终，不宜评价太高，您怎么看？
黄伟民：我们家对待外界对祖父的评价，一向采取百家争鸣，是非功过，交给后人来评说。这也符合祖父一向包容的胸襟。具体到“常败将军”这件事上，我们也要具体、客观分析。祖父参与领导的几次起义的失败大多是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饷械不济而败，并非完全是军事指挥的失误。比如武昌起义后的阳夏战役，其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機关枪”。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比如没有得到黎元洪军政府的有力配合，甚至连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完全集中到他的手中，造成事权军令不一。
另外，我们不宜单纯以成败论英雄。有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也能够唤醒民众。如果没有这些前期的失败和教训，辛亥革命的成功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采写：闻涛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为了革命不惜变卖家产
《检察风云》：您的祖父黄兴先生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外界一般以“孙黄”并称，据您了解，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黄伟民：我的祖父应该说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曾入城南学院读书，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后来因为成绩好，被选拔到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张之洞办起来的，师资力量很强，祖父在那里学习成绩也很突出，他在12次大考里6次排名第一，院长梁鼎芬对他赞不绝口：“品学兼优，智虑精明，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气磅礴。”因此，1900年，他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时常挨打，他把学习考察和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认为只要学好文武两种本领，同时常存“亡国亡种之心”，那么，“天下之事皆可任也”。那个时候，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起义也遭遇失败，给祖父的刺激很大，他逐渐认识到，不推翻专制的清王朝，很多事是办不成的。
因此，他就想办法成立革命团体。1903年11月4日，祖父借寿庆之名，邀约爱国志士陈天华、张继、吴禄贞、周震鳞、秦毓鎏、章士钊、翁巩、谭人凤、刘道一、刘揆一、胡瑛、宋教仁、徐佛苏等20多人聚会于长沙南门外保甲局巷彭渊恂宅，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华兴公司以隐语“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革命口号，并提出“倾覆北京，建瓴以临海内”。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龙璋西园寓所（今长沙明德中学）正式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推举祖父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提出由湖南首先发难，争取各省响应的策略。随后大力招募会员，其后约半年时间，华兴会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有10万之众。这也为后来和孙中山先生共同成立中国同盟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的同盟会成员骨干多数是原来华兴会的。
《检察风云》：据说，华兴会刚成立就准备起义，但并无多少钱财，黄兴先生出了很大力。
黄伟民：要打仗，钱很重要，但当时确实拮据。为了筹款，祖父与他的继母易氏和夫人廖淡如商量，将凉塘祖居老屋和300石祖遗田产卖掉，所得到的款项一分为三：一部分用作筹办华兴会的经费；一部分用来购买距凉塘7华里的浏阳河畔石家河埠几间简陋的房子，作为家人居所；剩余一部分原打算补贴家用，可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亟需经费，他又将这些钱捐给了同盟会。这种捐钱的事，后来还出现过。我祖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在乎私利，也就是他一直说的“无我”。
祖父主动选择救亡图存
《检察风云》：我们了解到，“笃实”“无我”是您的祖父定下来的家训，这个家训是如何来的？
黄伟民：1912年秋，我的父亲黄一欧和大姑黄振华由湖南都督府资送赴美留学。为此，祖父为父亲题写“笃实”二字，希望他为人处世谦虚谨慎，笃实厚重。后来，又写了“无我”赠给大姑。自此，“笃实”“无我”的家训便确立了下来。祖父是这样要求家人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无我”就是要牺牲“小我”，做到“无我”。“笃实”是做人要实在，不要搞虚华的东西，不去追逐名利。
《检察风云》：有哪些事情可以体现呢？
黄伟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来鄂主持大计。从11月3日至25日，祖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民军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退至武昌。湖南率先响应武昌起义，相继争得20多省宣布独立，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4日聚于上海的独立各省代表组织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祖父始终以“笃实”“无我”自勉，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乃坚持大元帅不就。17日，各省代表改举黎洪元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此时，孙中山电告黄兴，他已在回国途中，于是，祖父便决定不去南京就职。并说：“孙先生是同盟会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发生猜疑。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于是同盟会决定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类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因为祖父当时家里条件非常好，学习成绩也突出，如果去做官，是非常稳妥的道路，但他看到中国的现状，最终决定革命。他不是不愿过高贵安逸的生活，不是不想孝敬长辈、陪伴妻儿，不是不爱惜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在无国与无我的两难选择中，他宁愿选择后者！所以，章太炎曾称赞祖父说“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是比较公允的。
父亲不愿我去宣传他
《检察风云》：您的父亲黄一欧很小就跟着您祖父参加革命，他是如何传承“笃实”“无我”的？
黄伟民：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4年，感知到他一生奉行的原则是“认真做事，踏实做事，低调做人”。他一直告诫我，不要去宣传他。父亲从小就投身革命。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我家被军警包围。湘按察使抓不到黄兴，欲捕杀黄兴长子黄一欧。13岁的黄一欧于1905年被逼走日本。1907年，经孙中山和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时年15岁，是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1910年年底，同盟会决定组织黄花岗起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父亲奉祖父命从日本购运军火。1911年2月，通过同盟会会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关系，买到一批枪支弹药，由父亲运送至香港。这时，父亲随身携带着四大箱行李，里面装着50支驳壳枪，20支勃朗宁和1万多发子弹。为了掩护，他冒名宫崎龙介，穿着和服，讲着日语，摆着日本人的派头，通过重重关卡，顺利地把武器交给了由祖父任部长的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当时风声很紧，运送武器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可他从不向我们提起此事。黄花岗起义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父亲参加了起义，死里逃生，经香港至东京，是黄花岗之役少数幸存者之一。
武昌起义成功后，祖父电召父亲赴港，随即父亲奉命赴上海，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后往来镇江、杭州之间，联络各地，组织江浙联军，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革命军与清军决战于武汉，为策应武汉，牵制清军，父亲黄一欧等率沪军，会同浙、苏、吴各地民军攻南京。当时祖父黄兴在汉阳前线，寄八字家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落款处盖有祖父常用的一个小章“灭此朝食”。父亲在战场上接到祖父的来信，深受鼓舞，“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慨！”在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宫崎寅藏先生曾赞之曰：“诚不愧为其父黄兴之子。”
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
《检察风云》：据史料记载，您祖父在弥留之际，关心的还是革命战友，有这回事吗？
黄伟民：是的。所以说，祖父直到去世，依然在践行“无我”。宋教仁大家都知道是被刺杀的，宋振吕是他的独生子，祖父得知他在上海出入黄街柳巷，曾嘱咐他与父亲同住，以便规劝。去世前一天夜晚，祖父嘱人把宋振吕叫到病榻前说：“你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是为国家死的，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我现在不能照应你了！你务必好好地为你父亲争气，我就死也放心了！”
《检察风云》：一个历史重要人物，往往会让人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黄兴先生领导的军事行动多以失败告终，不宜评价太高，您怎么看？
黄伟民：我们家对待外界对祖父的评价，一向采取百家争鸣，是非功过，交给后人来评说。这也符合祖父一向包容的胸襟。具体到“常败将军”这件事上，我们也要具体、客观分析。祖父参与领导的几次起义的失败大多是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饷械不济而败，并非完全是军事指挥的失误。比如武昌起义后的阳夏战役，其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機关枪”。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比如没有得到黎元洪军政府的有力配合，甚至连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完全集中到他的手中，造成事权军令不一。
另外，我们不宜单纯以成败论英雄。有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也能够唤醒民众。如果没有这些前期的失败和教训，辛亥革命的成功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采写：闻涛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