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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提灯天使”南丁格尔照亮了无数病人的前路。今天，在战“疫”的前线和后方，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身影，传承着“南丁格尔”的奉献精神。这其中，就有北京盖德口腔国际医疗中心院长黄懽。
其实早在10多年前，黄懽的医疗公益之路就已经开启。作为一名有着5年北欧深造经历，打造了素有“牙医黄埔军校”之称的知名牙科教育培训平台，赢得了患者与同行无数赞誉的精英带头人，他多年来投身公益慈善的初心是什么？在全民战疫的情况下，他调动多方资源力量，自发地做着哪些既有爱又有意义的事情？他又对当前的医患关系有着怎样的不同理解？近日，记者就此专访了黄懽。
开启医疗公益之路
记者：我们了解到，从2003年起您就投身到医疗公益事业当中。在不少人眼中，公益是個既不赚钱又费精力的事情，那么您的初衷是什么？
黄懂：医疗工作本身也是救死扶伤、为公众健康服务的行业，很多医疗机构和医生都会做一些相关的慈善公益活动，比如眼科医生会帮助一些比较贫困的白内障病人。口腔领域长期以来也有这样的公益史，比如微笑列车就是专门为唇腭裂的儿童开展义诊的公益活动。
我本身是学医的，上学的时候是北大口腔医院学生会主席，当时我们就经常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比如上街向公众宣传牙齿健康、口腔健康的知识，以及怎么刷牙、怎么用牙线等等。现在我又经营着一家民营口腔医疗机构，所以我的初衷是希望继承医学传统，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正好当时我们跟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的NGO组织有合作，主要是做资助失学儿童的教育费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去帮助格桑花教育救助会资助的孩子，包括为学校里的学生解决一下口腔问题呢？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救助会创始人洪波女士的赞同。
因为青海玉树地区很多县的学校都地处海拔4000米到6000米的高原地区，这些学校非常偏远，没有口腔医疗条件。2008年，我们组织一批医生跟随中华口腔医学会一起去做了一义诊，检查了2000个孩子的口腔健康情况，为这些孩子做了免费的牙齿涂氟，并进行了口腔卫生的宣教。
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效果非常好，帮助了很多需要治疗的孩子。后续我们不断地去当地学校进行一些口腔健康方面的普查和宣教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为他们做治疗。即便是现在当地医院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口腔医生仍然非常少，甚至还没有。所以，孩子们的牙齿一旦出现问题是没有办法及时治疗的。因此我们开展的公益活动是许多贫困地区急需的，我们也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帮助他们。
记者：作为中国牙防基金会公益委员会委员，您认为当前国人口腔健康整体情况如何？在牙病预防和治疗方面，尚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着力解决，以进一步提升国人的口腔健康水平？
黄懂：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主要职能是做牙齿健康的维护以及牙齿疾病的预防工作，公益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发动行业内所有愿意支持公益事业的企业及个人，包括医生、护士等，提供公益医疗所需要的设备材料，把这些人的力量发动起来，深入到贫困、边远地区，支持当地的口腔和牙病防治工作。
与10年前相比，公众对口腔健康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对牙齿和口腔的健康关注度也更高了。我认为这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活得健康，还要有品质，所以有了需求层面的提升。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医疗条件本身就很差，口腔保健意识和水平同内地及沿海地区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需要口腔健康事业已经发达起来的地区去帮扶。因此在这些地区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孩子，如果孩子的意识提高了，往往能够带动整个家庭保健意识的提高。
疫情面前大爱传递
记者：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到了方方面面。疫情发生后，对盖德口腔医疗中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如何努力加以化解的？
黄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得非常突然，对于每个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医疗机构的影响更是非常明显。因为医疗机构本身就是高风险的单位，所以国家对我们的防护和正常的诊疗要求都提高了很多。所以当疫情发生后，我们首先停业了一段时间，在国家要求医疗机构逐步恢复正常工作之后，我们根据要求通过了主管部门的检查，才正常的开业。
因为齿科和口腔科很多时候也是急诊，是必须要处理的刚性需求，所以我们是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开展正常的诊疗工作。虽然疫情造成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对医疗服务水平也做了提升。恢复正轨以后，我们的专业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记者：疫情发生后，你们调动各方资源开展了很多公益行动，那么，在救援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从国外找到急需的救援物资运回国内并运输到湖北的？
黄懽：疫情期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跟很多人一样，为抗疫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情。我本人是华人美学牙科学会的候任会长，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我们发现防护物资极度缺乏，我们的医生同行非常急迫地需要这些物资。于是我就同现任会长刘伟才教授及学会的所有理事和会员一道募集善款，仅仅6个小时就收到510笔共计45万余元的捐款。当时在国内已经买不到任何紧缺的物资，我们就通过国外的关系，在土耳其找到了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的资源。购买后，又在当地大使馆和商会的帮助下运回国内，支援武汉协和医院、武大口腔医院，还有孝感、恩施等地的医疗机构。同时，盖德口腔也积极行动起来，通过一些朋友和患者的资源采购了一些N95口罩，及时运到武汉当地的一线医疗机构。
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国外的疫情日趋严峻，我发现国外的很多同行，比如欧洲的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的洛杉矶、西雅图、纽约等地的口腔医生和国际讲师有着很大的防护用品需求，但已经无法买到口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收集了自己医院的防护物资，包括2000多个N95口罩，通过快递寄到了欧洲和美洲。 记者：在国际上采购物资的时候，有没有令您难忘、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黄懽：当时国内的物资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都要到国外去采购，我们每天都要联系几十个供货方，可大部分都是无功而返。而如果发现可靠货源的话马上就要定下来，要当机立断，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购。但是定的口罩和防护服又常常因为航运停止等各种原因没办法运过来。所以，要找当地的大使馆寻求支持，和航空公司沟通运输事宜，还要找当地的华侨商帮忙去仓库看货。现在回想起来，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但是从整个捐助过程我们看到，所有的中国人还有海外的华人都是团结一心，大家都特别支持援助行动。我们当时主要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北省慈善总会这两个机构去捐赠的，他们也给予了很大支持。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支持，這么复杂的采购流程和运输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从整个过程来看，不是某一件事情让人感动，而是整个过程都充溢着感动。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会尽力去做，常常从早忙到晚，很多工作凌晨一、两点钟还在做。没有人要求什么，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去做的。
我觉得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取得抗击疫情战斗的胜利，从疫情中走出来，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这也是我除了自身的工作之外关注公益的初衷。
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是
建立互信关系
记者：经过近10年的努力，您把盖德做成了一家美誉度极高的牙科诊所和国内一流口腔医生的培训机构。但是我们也时不时会看到国内发生的医患纠纷，更有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让整个社会为之痛心。请问，作为一名从丹麦归国创办高端齿科诊所的专业医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医患矛盾？在解决医患矛盾这个问题上，您认为国外有哪些值得国内借鉴的经验？
黄懽：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谁都无法避免生病，人生病了都要去求助于医生，一个是需要救治，一个是施救方，这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本身其实并不是医生同患者造成的，它只是表现在了医院这个特定场景。很多人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医院只是把这个人在社会上经历过的很多挫折、问题、矛盾都“聚”到了最后这个环节上。
大家可以看到，凡是社会转型的国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矛盾有可能出现在各个环节。我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医患矛盾首先是由我们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大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伤医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本身可能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曾经遭遇过诸多挫折，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医院度过，或者出现健康问题在医院需要救治，这样很多矛盾极容易集中爆发在医院，有些被伤害的医生甚至都不是患者的直接治疗医生。所以我认为，医患矛盾其实根本就不是看病的问题，甚至不是医疗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张震康教授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他说，医疗是医生跟患者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作为病人去找医生看病，基本上要把你所有的信息都告诉医生，比如自身的生活习惯还有过去的疾病史等等，要非常信任医生。只有医生对病情有了准确的判断，这个病才能治好。真正的医患关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发达国家，家庭医生跟患者之间可能几代人都是好朋友这样的现象。
而我们看到的是，由于目前国内医疗资源极为匮乏，病人去大医院看病需要排队，医生一天常常要看上百个病人，每个病人只能看几分钟，像完成任务一样，直截了当、直奔主题，没有时间去沟通交流，没有时间去做朋友，没有时间去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如果病人不能跟医生建立起这种互信的关系，那么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就解决不了。就拿口腔医生来举例，国内数据是大概有20多万名，而平均到13亿人口，6000多人才能分配到一名口腔医生。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是1000-2000个人就会有一名口腔医生，而像美国、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是1000-1200人拥有一名口腔医生。所以我觉得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资源紧张。只有国家跟社会共同努力，多建医院、多培养医生，去改善这种关系，才能逐渐加以解决。
记者：在实践中，你们又是如何尽力避免发生医患矛盾的？
黄懽：在民营的医疗机构当中，医患关系相对比较和谐。是我们的医生比公立医院的医生好吗，是我们的医术比他们高多少吗？我觉得不见得。其中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跟患者沟通交流、去交朋友，从而产生了真正的信任。而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是需要时间和交流的。所以为什么国外发达国家的医患关系相比我们要好，是因为他们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
齿科主要以预防为主，时不时去检查一下牙齿、洗一下牙，有问题早期解决，而不是等到牙疼了再去。看牙的频率增加了，就需要就近选择口腔医疗机构。所以在国外，口腔医疗机构都是以小型的为主，分布非常均匀，方便大家定期去看牙、去保健、去预防。因此我们是介于客户跟病人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有疾病要给他治疗，没有疾病我们要去做一些细致的服务工作，告诉他怎么刷牙、怎么用牙线、怎么做口腔保健等。在沟通过程当中，医患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建立了一种朋友式的关系。当你跟患者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后，患者也会接受医生犯一些错误。只要这些错误不会给病人造成伤害，然后又能及时弥补过来，能够纠正，医疗纠纷便会大幅度减少。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首先要能做好一件事情，把它做深入，那就是很大的成就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岁还能有20颗牙齿，是健康老人的标准”，我们就争取帮助所有人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努力把大家的牙齿照顾好，以促进全身的健康，成为高质量的长寿老人。
其实早在10多年前，黄懽的医疗公益之路就已经开启。作为一名有着5年北欧深造经历，打造了素有“牙医黄埔军校”之称的知名牙科教育培训平台，赢得了患者与同行无数赞誉的精英带头人，他多年来投身公益慈善的初心是什么？在全民战疫的情况下，他调动多方资源力量，自发地做着哪些既有爱又有意义的事情？他又对当前的医患关系有着怎样的不同理解？近日，记者就此专访了黄懽。
开启医疗公益之路
记者：我们了解到，从2003年起您就投身到医疗公益事业当中。在不少人眼中，公益是個既不赚钱又费精力的事情，那么您的初衷是什么？
黄懂：医疗工作本身也是救死扶伤、为公众健康服务的行业，很多医疗机构和医生都会做一些相关的慈善公益活动，比如眼科医生会帮助一些比较贫困的白内障病人。口腔领域长期以来也有这样的公益史，比如微笑列车就是专门为唇腭裂的儿童开展义诊的公益活动。
我本身是学医的，上学的时候是北大口腔医院学生会主席，当时我们就经常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比如上街向公众宣传牙齿健康、口腔健康的知识，以及怎么刷牙、怎么用牙线等等。现在我又经营着一家民营口腔医疗机构，所以我的初衷是希望继承医学传统，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正好当时我们跟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的NGO组织有合作，主要是做资助失学儿童的教育费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去帮助格桑花教育救助会资助的孩子，包括为学校里的学生解决一下口腔问题呢？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救助会创始人洪波女士的赞同。
因为青海玉树地区很多县的学校都地处海拔4000米到6000米的高原地区，这些学校非常偏远，没有口腔医疗条件。2008年，我们组织一批医生跟随中华口腔医学会一起去做了一义诊，检查了2000个孩子的口腔健康情况，为这些孩子做了免费的牙齿涂氟，并进行了口腔卫生的宣教。
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效果非常好，帮助了很多需要治疗的孩子。后续我们不断地去当地学校进行一些口腔健康方面的普查和宣教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为他们做治疗。即便是现在当地医院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口腔医生仍然非常少，甚至还没有。所以，孩子们的牙齿一旦出现问题是没有办法及时治疗的。因此我们开展的公益活动是许多贫困地区急需的，我们也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帮助他们。
记者：作为中国牙防基金会公益委员会委员，您认为当前国人口腔健康整体情况如何？在牙病预防和治疗方面，尚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着力解决，以进一步提升国人的口腔健康水平？
黄懂：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主要职能是做牙齿健康的维护以及牙齿疾病的预防工作，公益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发动行业内所有愿意支持公益事业的企业及个人，包括医生、护士等，提供公益医疗所需要的设备材料，把这些人的力量发动起来，深入到贫困、边远地区，支持当地的口腔和牙病防治工作。
与10年前相比，公众对口腔健康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对牙齿和口腔的健康关注度也更高了。我认为这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活得健康，还要有品质，所以有了需求层面的提升。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医疗条件本身就很差，口腔保健意识和水平同内地及沿海地区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需要口腔健康事业已经发达起来的地区去帮扶。因此在这些地区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孩子，如果孩子的意识提高了，往往能够带动整个家庭保健意识的提高。
疫情面前大爱传递
记者：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到了方方面面。疫情发生后，对盖德口腔医疗中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如何努力加以化解的？
黄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得非常突然，对于每个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医疗机构的影响更是非常明显。因为医疗机构本身就是高风险的单位，所以国家对我们的防护和正常的诊疗要求都提高了很多。所以当疫情发生后，我们首先停业了一段时间，在国家要求医疗机构逐步恢复正常工作之后，我们根据要求通过了主管部门的检查，才正常的开业。
因为齿科和口腔科很多时候也是急诊，是必须要处理的刚性需求，所以我们是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开展正常的诊疗工作。虽然疫情造成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对医疗服务水平也做了提升。恢复正轨以后，我们的专业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记者：疫情发生后，你们调动各方资源开展了很多公益行动，那么，在救援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从国外找到急需的救援物资运回国内并运输到湖北的？
黄懽：疫情期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跟很多人一样，为抗疫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情。我本人是华人美学牙科学会的候任会长，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我们发现防护物资极度缺乏，我们的医生同行非常急迫地需要这些物资。于是我就同现任会长刘伟才教授及学会的所有理事和会员一道募集善款，仅仅6个小时就收到510笔共计45万余元的捐款。当时在国内已经买不到任何紧缺的物资，我们就通过国外的关系，在土耳其找到了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的资源。购买后，又在当地大使馆和商会的帮助下运回国内，支援武汉协和医院、武大口腔医院，还有孝感、恩施等地的医疗机构。同时，盖德口腔也积极行动起来，通过一些朋友和患者的资源采购了一些N95口罩，及时运到武汉当地的一线医疗机构。
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国外的疫情日趋严峻，我发现国外的很多同行，比如欧洲的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的洛杉矶、西雅图、纽约等地的口腔医生和国际讲师有着很大的防护用品需求，但已经无法买到口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收集了自己医院的防护物资，包括2000多个N95口罩，通过快递寄到了欧洲和美洲。 记者：在国际上采购物资的时候，有没有令您难忘、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黄懽：当时国内的物资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都要到国外去采购，我们每天都要联系几十个供货方，可大部分都是无功而返。而如果发现可靠货源的话马上就要定下来，要当机立断，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购。但是定的口罩和防护服又常常因为航运停止等各种原因没办法运过来。所以，要找当地的大使馆寻求支持，和航空公司沟通运输事宜，还要找当地的华侨商帮忙去仓库看货。现在回想起来，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但是从整个捐助过程我们看到，所有的中国人还有海外的华人都是团结一心，大家都特别支持援助行动。我们当时主要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北省慈善总会这两个机构去捐赠的，他们也给予了很大支持。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支持，這么复杂的采购流程和运输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从整个过程来看，不是某一件事情让人感动，而是整个过程都充溢着感动。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会尽力去做，常常从早忙到晚，很多工作凌晨一、两点钟还在做。没有人要求什么，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去做的。
我觉得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取得抗击疫情战斗的胜利，从疫情中走出来，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这也是我除了自身的工作之外关注公益的初衷。
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是
建立互信关系
记者：经过近10年的努力，您把盖德做成了一家美誉度极高的牙科诊所和国内一流口腔医生的培训机构。但是我们也时不时会看到国内发生的医患纠纷，更有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让整个社会为之痛心。请问，作为一名从丹麦归国创办高端齿科诊所的专业医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医患矛盾？在解决医患矛盾这个问题上，您认为国外有哪些值得国内借鉴的经验？
黄懽：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谁都无法避免生病，人生病了都要去求助于医生，一个是需要救治，一个是施救方，这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本身其实并不是医生同患者造成的，它只是表现在了医院这个特定场景。很多人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医院只是把这个人在社会上经历过的很多挫折、问题、矛盾都“聚”到了最后这个环节上。
大家可以看到，凡是社会转型的国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矛盾有可能出现在各个环节。我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医患矛盾首先是由我们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大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伤医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本身可能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曾经遭遇过诸多挫折，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医院度过，或者出现健康问题在医院需要救治，这样很多矛盾极容易集中爆发在医院，有些被伤害的医生甚至都不是患者的直接治疗医生。所以我认为，医患矛盾其实根本就不是看病的问题，甚至不是医疗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张震康教授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他说，医疗是医生跟患者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作为病人去找医生看病，基本上要把你所有的信息都告诉医生，比如自身的生活习惯还有过去的疾病史等等，要非常信任医生。只有医生对病情有了准确的判断，这个病才能治好。真正的医患关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发达国家，家庭医生跟患者之间可能几代人都是好朋友这样的现象。
而我们看到的是，由于目前国内医疗资源极为匮乏，病人去大医院看病需要排队，医生一天常常要看上百个病人，每个病人只能看几分钟，像完成任务一样，直截了当、直奔主题，没有时间去沟通交流，没有时间去做朋友，没有时间去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如果病人不能跟医生建立起这种互信的关系，那么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就解决不了。就拿口腔医生来举例，国内数据是大概有20多万名，而平均到13亿人口，6000多人才能分配到一名口腔医生。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是1000-2000个人就会有一名口腔医生，而像美国、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是1000-1200人拥有一名口腔医生。所以我觉得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资源紧张。只有国家跟社会共同努力，多建医院、多培养医生，去改善这种关系，才能逐渐加以解决。
记者：在实践中，你们又是如何尽力避免发生医患矛盾的？
黄懽：在民营的医疗机构当中，医患关系相对比较和谐。是我们的医生比公立医院的医生好吗，是我们的医术比他们高多少吗？我觉得不见得。其中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跟患者沟通交流、去交朋友，从而产生了真正的信任。而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是需要时间和交流的。所以为什么国外发达国家的医患关系相比我们要好，是因为他们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
齿科主要以预防为主，时不时去检查一下牙齿、洗一下牙，有问题早期解决，而不是等到牙疼了再去。看牙的频率增加了，就需要就近选择口腔医疗机构。所以在国外，口腔医疗机构都是以小型的为主，分布非常均匀，方便大家定期去看牙、去保健、去预防。因此我们是介于客户跟病人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有疾病要给他治疗，没有疾病我们要去做一些细致的服务工作，告诉他怎么刷牙、怎么用牙线、怎么做口腔保健等。在沟通过程当中，医患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建立了一种朋友式的关系。当你跟患者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后，患者也会接受医生犯一些错误。只要这些错误不会给病人造成伤害，然后又能及时弥补过来，能够纠正，医疗纠纷便会大幅度减少。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首先要能做好一件事情，把它做深入，那就是很大的成就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岁还能有20颗牙齿，是健康老人的标准”，我们就争取帮助所有人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努力把大家的牙齿照顾好，以促进全身的健康，成为高质量的长寿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