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要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在父親的指导下读书，后来我当话剧演员、到译制片厂工作，都不会那么顺利”
曹聚仁与邓珂云共育有两女两子。
长女曹雷，1940年出生于江西，1965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82年起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导演，已退休。
长子曹景仲，1945年出生于乐平，1970年因公殉职。
次女曹霆1945年夭折。
幼子曹景行，1947年生于上海。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编、《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
曹雷忆父亲：“父亲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在我身边”
轰炸、躲警报、逃难，是曹雷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在一个家庭最需要主心骨的时候，父亲去哪儿了呢？在曹雷眼中，父亲是个偶尔才会在家里出现的人，即便在家短暂停留，他也总是忙碌，常常伏案写稿。
渐渐地，曹雷明白了缺席的父亲究竟在忙什么。1946年夏天，曹聚仁全家终于在上海定居。当时，曹聚仁正在以每天五六千字的速度写《中国抗战画史》，他要将十四年抗战中获得的还散发着硝烟味道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文章。
这一年，曹聚仁46岁，曹雷6岁。到1950年曹聚仁赴香港工作前，父女俩度过了人生中最长的一段共处的时光。据曹雷回忆：
在家时，爸爸会用家乡话给我念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他说，词中描述的好像就是我们家乡的情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他还给我讲了王冕的故事，一个放牛娃成了画家，他觉得王冕和他自己很像，都是农家子弟。爸爸有一本自己订起来的格子本，指导我把诗词古文抄录下来，包括这个故事。
虽然抗战结束，终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但他还是很忙。只是他回家时，会习惯带本新书给我。后来小弟曹景行出生，爸爸也会带儿童绘本回来。爸爸对钱财真的无所谓，但不可以没有书。以至于到后来，父亲下班不带本新书回家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
……
要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后来我当话剧演员、到译制片厂工作，都不会那么顺利。
1972年，听说父亲病重，我们赶到澳门，想见他最后一面。妈妈当时已经先去了澳门，我和小弟先到广州，然后有人送我们到边境线。当时一会儿一阵大雨，一会儿要摆渡，我记得一直开到天都暗了，我们这边拿手电筒叫对面派摆渡过来。等到了澳门，我才知道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连夜写家属答词，公祭时才见到父亲的遗容。他是因为癌症过世的，真的瘦得不行了。本来就不高的个子，现在躺在那里，我觉得好像只有小孩子这么大。
父亲去香港时，别人都对我父亲说，你的女儿演戏，为什么不让她到香港来拍电影。我父亲说：“我不要她当明星。”他觉得内地才是艺术能够真正兴旺起来的地方。他去香港，而让我们留在上海，也是他真的觉得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成长得比较好。
1982年，我去上海电影译制厂不久，一天，大家在看《斯巴达克斯》原片，有人说，这怎么和小说不一样。我脱口而出：“你们说的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这是美国的电影，角度不同，切入点不同。”厂长陈叙一一听，就说：“这部片子给曹雷。”后来有什么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厂里也都会第一个交给我。我心里很有底。这些都和我小时候的阅读打下的基础有关系。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那一刻我知道，父亲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在我身边。
曹景行忆父亲：与父亲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个月
“闲儿，你好瘦啊，真瘦。”
浴室里，曹聚仁手持毛巾，从曹景行的背脊擦下去，反反复复说着这句话。这是曹聚仁初次回到大陆时，与曹景行在新侨饭店见面时的一个情景。此行进京，曹聚仁将参加周恩来在颐和园举办的晚宴，向外传递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但此时此刻，曹聚仁只是一位普通父亲，心怀歉疚地为久别的幼子洗澡。
从3岁时与父分离，到25岁时为父送葬，曹景行与父亲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个月。1950年，曹聚仁只身去香港定居。留在曹景行模糊印象里的，是随长辈到上海北站为父亲送行的画面：父亲挥别的手渐行渐远。从此以后，父亲对他的关爱就更多地体现为一封封家书最后的落款：“父字。”
酷爱读书的父亲虽然不常在身边，但留下一屋子的书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曹景行的成长。曹聚仁在家中留下的《中国抗战画史》，曹景行小时候当连环画来翻。及略识字，曹景行就开始阅读父亲书架上的书。
1956年7月，曹景行随母亲赴京与父亲团聚。在得知9岁的曹景行已经看过《水浒传》后，曹聚仁非常高兴，去北京的东安市场购买了《水浒后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儿子。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曹聚仁与曹景行谈论墨子的《非攻》，交流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看到孩子好学，曹聚仁十分欣慰。北京一别后，他又陆续带给曹景行《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红楼梦》等书，鼓励儿子阅读。
1968年，在得知曹景行要去皖南山区时，曹聚仁特意从香港寄来《毛泽东选集》，此时距离曹聚仁离开上海已经过了18年。1972年7月，始终期盼着两岸统一的曹聚仁在澳门去世。曹景行赶去送葬，路上走了三天三夜，最终见到的只是追悼会上父亲的遗容。
无形中子承父业，羡慕那些曾在父亲生前与之共事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末，曹景行移居香港，先在中文《亚洲周刊》工作，后在凤凰卫视任职。这无形之中的子承父业，为在港曾与曹聚仁共事的人所知，便有人感慨曹景行必定“常受教于令尊”。
每听到这个说法，曹景行唯有苦笑：父子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月，何谈受教？他倒常常反过来羡慕那些曾在父亲生前与之共事的人。他也曾试图去寻访父亲在香港的足迹，但城市建设变化速度之快，早已物是人非。
面对眼前的繁华景象，曹景行脑海中浮现的，是台海局势大变的岁月里，父亲在此独行的背影，是他三岁时在上海车站站台送别的父亲，是在京城旅馆里为自己洗浴的父亲，也是后来在书报文稿里，与自己不断重逢、不断重识的父亲。
在最早的关于父亲的记忆里，曹景行还保留了这样一幅画面。那是父亲赴港前，在上海家中的书房写稿，一手紧抱着自己，一手依旧运笔不止，间歇时还会给自己一枚金币巧克力。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总是缺席的父亲，却始终指引着我的轨迹丨曹雷忆父亲曹聚仁》，佚名/文，《作家文摘》2021年10月13日等）
曹聚仁与邓珂云共育有两女两子。
长女曹雷，1940年出生于江西，1965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82年起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导演，已退休。
长子曹景仲，1945年出生于乐平，1970年因公殉职。
次女曹霆1945年夭折。
幼子曹景行，1947年生于上海。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编、《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
曹雷忆父亲：“父亲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在我身边”
轰炸、躲警报、逃难，是曹雷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在一个家庭最需要主心骨的时候，父亲去哪儿了呢？在曹雷眼中，父亲是个偶尔才会在家里出现的人，即便在家短暂停留，他也总是忙碌，常常伏案写稿。
渐渐地，曹雷明白了缺席的父亲究竟在忙什么。1946年夏天，曹聚仁全家终于在上海定居。当时，曹聚仁正在以每天五六千字的速度写《中国抗战画史》，他要将十四年抗战中获得的还散发着硝烟味道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文章。
这一年，曹聚仁46岁，曹雷6岁。到1950年曹聚仁赴香港工作前，父女俩度过了人生中最长的一段共处的时光。据曹雷回忆：
在家时，爸爸会用家乡话给我念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他说，词中描述的好像就是我们家乡的情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他还给我讲了王冕的故事，一个放牛娃成了画家，他觉得王冕和他自己很像，都是农家子弟。爸爸有一本自己订起来的格子本，指导我把诗词古文抄录下来，包括这个故事。
虽然抗战结束，终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但他还是很忙。只是他回家时，会习惯带本新书给我。后来小弟曹景行出生，爸爸也会带儿童绘本回来。爸爸对钱财真的无所谓，但不可以没有书。以至于到后来，父亲下班不带本新书回家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
……
要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后来我当话剧演员、到译制片厂工作，都不会那么顺利。
1972年，听说父亲病重，我们赶到澳门，想见他最后一面。妈妈当时已经先去了澳门，我和小弟先到广州，然后有人送我们到边境线。当时一会儿一阵大雨，一会儿要摆渡，我记得一直开到天都暗了，我们这边拿手电筒叫对面派摆渡过来。等到了澳门，我才知道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连夜写家属答词，公祭时才见到父亲的遗容。他是因为癌症过世的，真的瘦得不行了。本来就不高的个子，现在躺在那里，我觉得好像只有小孩子这么大。
父亲去香港时，别人都对我父亲说，你的女儿演戏，为什么不让她到香港来拍电影。我父亲说：“我不要她当明星。”他觉得内地才是艺术能够真正兴旺起来的地方。他去香港，而让我们留在上海，也是他真的觉得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成长得比较好。
1982年，我去上海电影译制厂不久，一天，大家在看《斯巴达克斯》原片，有人说，这怎么和小说不一样。我脱口而出：“你们说的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这是美国的电影，角度不同，切入点不同。”厂长陈叙一一听，就说：“这部片子给曹雷。”后来有什么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厂里也都会第一个交给我。我心里很有底。这些都和我小时候的阅读打下的基础有关系。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那一刻我知道，父亲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在我身边。
曹景行忆父亲：与父亲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个月
“闲儿，你好瘦啊，真瘦。”
浴室里，曹聚仁手持毛巾，从曹景行的背脊擦下去，反反复复说着这句话。这是曹聚仁初次回到大陆时，与曹景行在新侨饭店见面时的一个情景。此行进京，曹聚仁将参加周恩来在颐和园举办的晚宴，向外传递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但此时此刻，曹聚仁只是一位普通父亲，心怀歉疚地为久别的幼子洗澡。
从3岁时与父分离，到25岁时为父送葬，曹景行与父亲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个月。1950年，曹聚仁只身去香港定居。留在曹景行模糊印象里的，是随长辈到上海北站为父亲送行的画面：父亲挥别的手渐行渐远。从此以后，父亲对他的关爱就更多地体现为一封封家书最后的落款：“父字。”
酷爱读书的父亲虽然不常在身边，但留下一屋子的书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曹景行的成长。曹聚仁在家中留下的《中国抗战画史》，曹景行小时候当连环画来翻。及略识字，曹景行就开始阅读父亲书架上的书。
1956年7月，曹景行随母亲赴京与父亲团聚。在得知9岁的曹景行已经看过《水浒传》后，曹聚仁非常高兴，去北京的东安市场购买了《水浒后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儿子。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曹聚仁与曹景行谈论墨子的《非攻》，交流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看到孩子好学，曹聚仁十分欣慰。北京一别后，他又陆续带给曹景行《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红楼梦》等书，鼓励儿子阅读。
1968年，在得知曹景行要去皖南山区时，曹聚仁特意从香港寄来《毛泽东选集》，此时距离曹聚仁离开上海已经过了18年。1972年7月，始终期盼着两岸统一的曹聚仁在澳门去世。曹景行赶去送葬，路上走了三天三夜，最终见到的只是追悼会上父亲的遗容。
无形中子承父业，羡慕那些曾在父亲生前与之共事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末，曹景行移居香港，先在中文《亚洲周刊》工作，后在凤凰卫视任职。这无形之中的子承父业，为在港曾与曹聚仁共事的人所知，便有人感慨曹景行必定“常受教于令尊”。
每听到这个说法，曹景行唯有苦笑：父子所有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月，何谈受教？他倒常常反过来羡慕那些曾在父亲生前与之共事的人。他也曾试图去寻访父亲在香港的足迹，但城市建设变化速度之快，早已物是人非。
面对眼前的繁华景象，曹景行脑海中浮现的，是台海局势大变的岁月里，父亲在此独行的背影，是他三岁时在上海车站站台送别的父亲，是在京城旅馆里为自己洗浴的父亲，也是后来在书报文稿里，与自己不断重逢、不断重识的父亲。
在最早的关于父亲的记忆里，曹景行还保留了这样一幅画面。那是父亲赴港前，在上海家中的书房写稿，一手紧抱着自己，一手依旧运笔不止，间歇时还会给自己一枚金币巧克力。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总是缺席的父亲，却始终指引着我的轨迹丨曹雷忆父亲曹聚仁》，佚名/文，《作家文摘》2021年10月13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