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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快要结束，事实证明，这一年并非玛雅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宣告的“世界末日”。恰恰相反，2012年是世界的一个转折点或者新起点。原因是这一年人类的一切活动尤其是政治生活仍然生机勃勃，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法国、俄国，甚至韩国、希腊等都进行了领导人更替的政治过程。这些政治过程，除韩国外，随着年底的到来，都顺利完成。
当回顾2012年和展望2013年时，几个中心问题自然而来：如此多的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过程，对接下来的世界形势预示着什么？政治变化和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世界是否能因此早日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这些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个世界的特点是问题、尤其是“好的问题”太多，而答案和方案則太少。
要把这么多国家的选举或者换届放到一块来说，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全球化在迅猛发展，但全球化还主要是经济和金融意义上的。在政治上，尽管有人主张，而且现实中的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日渐难以区分，但政治全球化或者政治大同仍然是有限的，各国在政治上的差异性还比较突出。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政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和同一个国际体系中，正如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所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所以，世界各国的选举或者换届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选举放到一起来讨论。
首先，民主或者类似民主的政治发展是否为缓解、甚至解决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危机的方法？
2012年的选举、换届都发生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继续存在和恶化的条件下。在欧美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和社会冲突，考验着现有当局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带来繁荣时，“好日子”中的人们觉得资本主义不错。但是，当资本主义带来“坏日子”时，人们就想到如何“管理”资本主义。民主在20世纪欧美等地就位来“监督”资本主义和抵制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民主，仍然是野蛮的。在危机时代，激烈的社会动荡使民主被赋予了解决危机的方法和价值。
有评论家认为，这么多的选举无非是“政权保卫战”和“政权变天战”，实属“权力游戏”而已，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政策辩论和交锋。确实，权力最为重要，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样的评论有点简单和偏激。毕竟，权争还是要靠政争。
在这些选举中，我们观察到，竞争双方的政治和政策立场还是鲜明地摆了出来，虽然有些政治主张未必很新，但还是有其耐人寻味之处。“老路”和“新路”、“正路”和“邪路”都摆在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面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解释并强调其凯恩斯主义、甚至被批评为“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而挑战者罗姆尼则否定他的反危机政策，试图让美国回到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法国大选期间，右派的萨科齐总统为其政策辩护，试图连任，但法国选民多数反对其财政紧缩政策，拒绝让社会承担市场危机的后果。长期在野的法国社会党人利用这一社会形势成功“变天”。
希腊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其诉求与法国人一样，却最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屈辱”地选择能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的政府。
其次，这样多的政治博弈过程，到底是增强了政治确定性还是政治不确定性？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有人认为奥巴马连任，其政策也将连续，但其实未必。第二任期的奥巴马也许与第一任期的奥巴马很不同，奥巴马在竞选连任中听到了太多的批评和抱怨，这些批评和抱怨都会影响他的下一任。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无竞选压力（除了2014年的中期选举），可以放手一搏，这是与其第一任不同的地方。所以，尽管各国完成了大选或者换届的政治过程，似乎增加了各国政治的确定性，但实际上政治不确定性可能更大了。
有些政治上的连任，表面上看似乎是对过去的继续，但这种继续本身也许是真正的政治变革的出发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最后，谈一谈各国的选举或者换届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折射的国际关系。
上述世界主要大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变动，折射出当今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变革，受到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同时，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均为全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其一举一动，尤其是各国新的经济政策，事关全球经济的复苏。所以，在2012年，这些大国之间彼此打量、关注、影响着对方。
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国内政治选举都有着说不清的诸多国际因素。比如，“中国问题”在美国两党辩论中不断出现，成为令许多人感叹的焦点；尽管霸权衰落或者已进入“霸权后阶段”，“仍然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大选还是最受世界关注；而尽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和最大“新兴大国”的中国，其新一届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也备受世界关注。
2012年即将过去，大选和换届一个个结束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开始了新一轮重组。
我们看到，奥巴马和普京“眉来眼去”，美俄关系可能在未来几年有突破；奥巴马继续他的“再平衡中国战略”，接下来，中国新领导层的头号外交考验仍然是如何对付外强中干的“后霸权”美国；欧盟各国领导会更加“内向”以便解决其经济问题，无力再如昨日那样在全球道义制高点上指手画脚；而夹在大国竞争之间的众多中小力量，机会很多，但抉择起来困难重重。
当回顾2012年和展望2013年时，几个中心问题自然而来：如此多的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过程，对接下来的世界形势预示着什么？政治变化和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世界是否能因此早日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这些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个世界的特点是问题、尤其是“好的问题”太多，而答案和方案則太少。
要把这么多国家的选举或者换届放到一块来说，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全球化在迅猛发展，但全球化还主要是经济和金融意义上的。在政治上，尽管有人主张，而且现实中的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日渐难以区分，但政治全球化或者政治大同仍然是有限的，各国在政治上的差异性还比较突出。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政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和同一个国际体系中，正如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所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所以，世界各国的选举或者换届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选举放到一起来讨论。
首先，民主或者类似民主的政治发展是否为缓解、甚至解决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危机的方法？
2012年的选举、换届都发生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继续存在和恶化的条件下。在欧美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和社会冲突，考验着现有当局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带来繁荣时，“好日子”中的人们觉得资本主义不错。但是，当资本主义带来“坏日子”时，人们就想到如何“管理”资本主义。民主在20世纪欧美等地就位来“监督”资本主义和抵制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民主，仍然是野蛮的。在危机时代，激烈的社会动荡使民主被赋予了解决危机的方法和价值。
有评论家认为，这么多的选举无非是“政权保卫战”和“政权变天战”，实属“权力游戏”而已，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政策辩论和交锋。确实，权力最为重要，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样的评论有点简单和偏激。毕竟，权争还是要靠政争。
在这些选举中，我们观察到，竞争双方的政治和政策立场还是鲜明地摆了出来，虽然有些政治主张未必很新，但还是有其耐人寻味之处。“老路”和“新路”、“正路”和“邪路”都摆在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面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解释并强调其凯恩斯主义、甚至被批评为“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而挑战者罗姆尼则否定他的反危机政策，试图让美国回到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法国大选期间，右派的萨科齐总统为其政策辩护，试图连任，但法国选民多数反对其财政紧缩政策，拒绝让社会承担市场危机的后果。长期在野的法国社会党人利用这一社会形势成功“变天”。
希腊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其诉求与法国人一样，却最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屈辱”地选择能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的政府。
其次，这样多的政治博弈过程，到底是增强了政治确定性还是政治不确定性？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有人认为奥巴马连任，其政策也将连续，但其实未必。第二任期的奥巴马也许与第一任期的奥巴马很不同，奥巴马在竞选连任中听到了太多的批评和抱怨，这些批评和抱怨都会影响他的下一任。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无竞选压力（除了2014年的中期选举），可以放手一搏，这是与其第一任不同的地方。所以，尽管各国完成了大选或者换届的政治过程，似乎增加了各国政治的确定性，但实际上政治不确定性可能更大了。
有些政治上的连任，表面上看似乎是对过去的继续，但这种继续本身也许是真正的政治变革的出发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最后，谈一谈各国的选举或者换届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折射的国际关系。
上述世界主要大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变动，折射出当今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变革，受到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同时，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均为全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其一举一动，尤其是各国新的经济政策，事关全球经济的复苏。所以，在2012年，这些大国之间彼此打量、关注、影响着对方。
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国内政治选举都有着说不清的诸多国际因素。比如，“中国问题”在美国两党辩论中不断出现，成为令许多人感叹的焦点；尽管霸权衰落或者已进入“霸权后阶段”，“仍然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大选还是最受世界关注；而尽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和最大“新兴大国”的中国，其新一届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也备受世界关注。
2012年即将过去，大选和换届一个个结束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开始了新一轮重组。
我们看到，奥巴马和普京“眉来眼去”，美俄关系可能在未来几年有突破；奥巴马继续他的“再平衡中国战略”，接下来，中国新领导层的头号外交考验仍然是如何对付外强中干的“后霸权”美国；欧盟各国领导会更加“内向”以便解决其经济问题，无力再如昨日那样在全球道义制高点上指手画脚；而夹在大国竞争之间的众多中小力量，机会很多，但抉择起来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