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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乐府《陌上桑》叙述了一个经典性骚扰案例。一个叫罗敷的村姑，因为貌美成为乡村男性的意淫对象（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不过，男性村民的行为仅限于此类“观赏”和夫妻纠纷以及来自女性的敌意（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一位使君的路过才使罗敷的美貌获得了戏剧价值。按“使君”一职，本意为使者，在汉代一般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从仪仗规制上看也说明使君是一位权势拥有者：“五马立踟蹰”。而踟蹰的原因正是罗敷对其视觉的冲击。和乡野汉子在美貌前的自卑不同，使君的审美能力不可能仅限于意淫阶段，而是“遣吏往”，很直接地问罗敷：“宁可共载否？”这句话所隐含的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认知。官员车马上共载的女人一般都是他的侍妾，旨在旅途中随时为其解决性欲问题。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在古代，中国男性根据自身的权势和财富可以聘娶众多妻妾。史上妻妾最多的男性是唐明皇，白居易说“后宫佳丽三千人”（《长恨歌》）以及杜甫说的“先帝侍女八千人”（《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都是虚数，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统计，唐明皇在长安、洛阳的两京后宫及各地行宫中的侍女总人数超过了四万，这个数目象征的是帝王的优先交配权和无限交配权，显然唐明皇不可能每个都能御幸，所以唐明皇死后，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从这点来看，如果郭美美是二奶的传闻属实的话，她也仅仅是男权社会较为受宠并获得成功的妾而已。
回到罗敷和使君，按照现在的观念，“宁可共载否？”完全够得上性骚扰。问题在于，使君之所以如此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就在于他的权势保障。而罗敷的拒绝方式则是对权势性侵这一法则的默认，她虚构了自己的夫君：“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专城居”在爵位上属于诸侯级别，自然远远大于使君。
和古人相较，地铁露阴、办公室性骚扰，只能沦为性心理变异和猥琐，可以搁置不论。总之，我想说的是，性侵事件的发生，其前提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势压迫，换言之，是一件冠冕堂皇（取其本意，“冠冕”代指权势）的事儿。
基于此，就便于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对纳菲莎杜·迪亚洛的性侵案例了。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和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卡恩性侵案的女主角、纽约酒店女服务员迪亚洛日前打破沉默，首次公开接受访问，详细讲述了遭卡恩性侵的过程。在迪亚洛的叙述中，卡恩像汉代的使君一样注意到了对方“你很漂亮”，只是因为时空差异，迪亚洛不可能虚构出一个比卡恩更有权势的人，她表示：“我们很穷，但我们是好人，我们没有想到过钱。”并且在指控中说：“我想让他知道，在有些地方你不能滥用权力，你的钱也不是万能的。”
迪亚洛对于贫穷的毫无羞耻源于西方的价值观，而敢于站出来指控卡恩则拜西方相对健全公正的法律体系所赐。比较之下，白灵则没有那么幸运。以惊世骇俗著称（替《花花公子》拍裸照、超市行窃等）的华裔女星白灵，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自爆她少女时期在部队文工团表演时，被迫为长官提供性服务长达3年之久，期间并曾经怀孕，不得已只好以假名堕胎。白灵说，这段不堪过往，是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碟密。这一秘密的真实度因为在网络上饱受屏蔽，笔者不敢擅断。不过考察一下白灵的履历，我们可以知道，出生于1961年的成都女孩白灵，曾到西藏林芝做文艺兵。十四岁到西藏，负责文化表演工作，后回到北京并加入剧团。随后参演了若干部电影，以至于成为电影明星，从而赴美。这些早年履历里确实存在长官和文艺女兵的职业关系。而从上述性侵前提（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势压迫）来看，白灵所述的性侵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在古代，中国男性根据自身的权势和财富可以聘娶众多妻妾。史上妻妾最多的男性是唐明皇，白居易说“后宫佳丽三千人”（《长恨歌》）以及杜甫说的“先帝侍女八千人”（《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都是虚数，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统计，唐明皇在长安、洛阳的两京后宫及各地行宫中的侍女总人数超过了四万，这个数目象征的是帝王的优先交配权和无限交配权，显然唐明皇不可能每个都能御幸，所以唐明皇死后，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从这点来看，如果郭美美是二奶的传闻属实的话，她也仅仅是男权社会较为受宠并获得成功的妾而已。
回到罗敷和使君，按照现在的观念，“宁可共载否？”完全够得上性骚扰。问题在于，使君之所以如此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就在于他的权势保障。而罗敷的拒绝方式则是对权势性侵这一法则的默认，她虚构了自己的夫君：“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专城居”在爵位上属于诸侯级别，自然远远大于使君。
和古人相较，地铁露阴、办公室性骚扰，只能沦为性心理变异和猥琐，可以搁置不论。总之，我想说的是，性侵事件的发生，其前提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势压迫，换言之，是一件冠冕堂皇（取其本意，“冠冕”代指权势）的事儿。
基于此，就便于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对纳菲莎杜·迪亚洛的性侵案例了。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和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卡恩性侵案的女主角、纽约酒店女服务员迪亚洛日前打破沉默，首次公开接受访问，详细讲述了遭卡恩性侵的过程。在迪亚洛的叙述中，卡恩像汉代的使君一样注意到了对方“你很漂亮”，只是因为时空差异，迪亚洛不可能虚构出一个比卡恩更有权势的人，她表示：“我们很穷，但我们是好人，我们没有想到过钱。”并且在指控中说：“我想让他知道，在有些地方你不能滥用权力，你的钱也不是万能的。”
迪亚洛对于贫穷的毫无羞耻源于西方的价值观，而敢于站出来指控卡恩则拜西方相对健全公正的法律体系所赐。比较之下，白灵则没有那么幸运。以惊世骇俗著称（替《花花公子》拍裸照、超市行窃等）的华裔女星白灵，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自爆她少女时期在部队文工团表演时，被迫为长官提供性服务长达3年之久，期间并曾经怀孕，不得已只好以假名堕胎。白灵说，这段不堪过往，是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碟密。这一秘密的真实度因为在网络上饱受屏蔽，笔者不敢擅断。不过考察一下白灵的履历，我们可以知道，出生于1961年的成都女孩白灵，曾到西藏林芝做文艺兵。十四岁到西藏，负责文化表演工作，后回到北京并加入剧团。随后参演了若干部电影，以至于成为电影明星，从而赴美。这些早年履历里确实存在长官和文艺女兵的职业关系。而从上述性侵前提（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势压迫）来看，白灵所述的性侵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