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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来养老，建立各种保险基金，以存量的积蓄来为未来“埋单”，这只有在国家变得非常富裕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彻底的解决之道，单纯秉持这一政策就有可能忽视“养儿防老”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编者按：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克莱因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最近，他将《纽约时报》的一篇有关“中国人口危机”的报道文章给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处的高辉清博士，建议关注此问题。高辉清博士遂与美国全球观察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麦凯诗合作此文，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前不久中国政府在甘肃、青海、黑龙江等15个经济较为落后省份的农村进行一项实验，目的是解决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这显示了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出现新的动向。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延续至今，几乎成了中国实施时间最长、效果也最为明显的一项政策。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不变，中国的人口数量高峰将出现在2035～2045年间，达到15.5亿左右。其后，人口增长将很快出现负增长。如果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这种负增长就将一直保持下去。即使在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负增长时期也将会延续40年之久。以后，才会恢复零增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
应该说，从人口增长的角度看，这些数据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不错的蓝图。按这条道路走下去，等我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时，困扰了中国几代人的人口问题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在描绘这幅蓝图时，还必须要考虑到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虽然将不再为人口的快速增长而烦恼，但他们却不得不为养老问题而烦恼——在他们成人的时候，将有一个数量非常大的老人群体需要他们来赡养，按照现在的养老制度和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纽约时报》前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将面临着一场人口危机，它将在自己还没有变得富裕的时候就将变老！
也许美国《纽约时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老龄化问题确实存在。其实这是一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不惟独中国，这是一场世界性的通病，许多国家在未来30年老龄化程度都将明显加剧。
今年5月，日本政坛大地震，一些内阁要员（包括为日本引入两党制的代表人物）纷纷辞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养老金方面出了问题。欧洲也出现同样的事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Prof. Klein)曾提醒：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因人口增长减缓而获益 ，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却是因为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拖累了经济，使日本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竞争优势。
但与中国相比，日本至少有一点非常幸运的。那就是，日本很好地把握了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段人口负担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分的（即“人口红利”丰厚的）黄金时期，加速经济的发展，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尽管如此，当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的时候，日本经济还是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潭，时间长达10年之久。
社保体制可否解决老龄化？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应对中国老龄化现象的时候，总是强调社保基金的建立，似乎只要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起来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这种看法实际是片面的，因为建立和健全社保体系固然重要，却并不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法。
原因是任何国家如果要想从容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都需要具备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它必须首先变得富裕。否则社保基金数量再大，到时候也买不到多少东西。
而且老龄化不仅仅是个养老问题，比如说，老龄化将导致青壮年成为家庭经济来源和国家安全所需兵源“相互竞争的稀缺资源”。
美国学者Valerie M. Hudson, Andrea M. den Boer在一本名为《亚洲剩余男性人口的安全启示》（《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的书中指出：由于在中国一个家庭只让养一个孩子，所以许多妇女就会利用超声波技术有性别选择地生育，结果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国际上平均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05：100，但在中国却为118：100。这就意味着30年后将有几千万适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这些精力旺盛的“过剩”人口会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社会养老，还是养儿防老？
纵观各国在赡养老年人的问题上的解决之道，只有两条：一是由社会来养老，二是养儿防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由社会来养老是指建立各种保险基金，以存量的积蓄来为未来埋单，只有在国家变得富裕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彻底的解决之道。而养儿防老，则是以未来增量的扩张，来支付当时养老的费用。
可以预计，尽管中国经济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未来20-30年后的老龄化高峰之时，中国尚不太可能已经积累出足够的财富。那么养儿防老至少应该成为重要的一个支点而不能偏废。
目前，已有多项调查表明，中国年轻父母（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生育愿望平均还不到2个。随着未来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必然还将继续下降。
那么当前政府就应当考虑，在不会改变逐步减少人口的总目标之下，适当调整人口政策。
两点存疑
一直以来，放宽计生政策有两点存疑。
一是担心就业问题难解决。
就业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世纪性难题，但并不完全是人口过多的过错，如果想通过减少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是治标不治本。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实际上人口密度在中国最大，然而那里也恰恰是劳动力最短缺的地区。由此可见，中国解决就业的根本之道是在于经济的发展。
而从促进经济发展角度上看，人力资源则是第一要素。世界银行（1996）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测量各国的财富，结果发现，人力资源毫无例外地占有的最大的比重。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中国这一比重也为77％。
尽管这一方法和结果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它已足以说明一点：人力资源是巨大的国民财富，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来源。
二是担心国家养不起太多人口。
上世纪末，国内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和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同一课题研究，即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承载多少人口。基本结论是：最大人口容量为15亿～16亿左右，超过18亿，就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存在着资源约束。
但是在考虑长期性问题时，资源约束论往往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可以说，在人类发展的史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资源约束。实际上，日本和韩国能够在拥有非常微薄的资源的情况下，养活比中国密度高得多的人口。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问：为什么美国经济如此发达？答：美国得天独厚，资源丰富，人口又少，焉有不发达之理？又问：为什么日本经济如此发达？答：日本地狭人稠，资源贫乏，不发达行吗？这个笑话说明了强调资源的约束也许是个“伪命题”。
退一步说，人口太多和就业不足确实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与“未富先老”可能带来的麻烦相比，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
（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麦凯诗：美国全球观察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