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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欧美关系发展和转型将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拜登政府重新重视盟友、重回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为欧美关系的修复带来新希望。但是，国际格局变化和秩序重塑、欧美各自内部政治和社会分化等结构性力量，决定了双方关系转型进程不可逆转。欧美战略日益疏离、利益不断偏移、认同逐渐弱化，决定了大西洋关系整体走向弱化，将从盟友关系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转型。
〔关 键 词〕欧美关系、大西洋秩序、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2期0049-19
伴随拜登政府上台，大西洋关系的再调整与走向日益受到关注。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挑战和分裂盟友的政策相比，拜登政府高调宣布“美国回归”，拥抱多边主义，重建与盟友的战略互信，并寄希望通过修复大西洋关系，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欧美关系的修复与改善带来希望。然而，观察欧美关系不能止于一届政府的政策调整，更要关注决定双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国际格局与秩序变动，欧美双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彼此力量、观念和利益的分化与重组趋势，等等。诚然，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举措势必会使特朗普时期紧张的欧美关系得到缓和，大西洋两岸在多边议题上的互动和协调也会增加，但难以根本扭转双方的疏离趋势。欧美关系只能在新的互动进程中，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
一、结构性力量变动重塑欧美关系
纵观欧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对手关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共处关系，还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无一不是在国际力量与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和观念趋同或分化的结果。当前所谓的大西洋关系和秩序，即是在冷戰背景下，双方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在合作安全的逻辑下，彼此构建的基于共同利益和认同的盟友关系。大西洋关系和秩序主要有三大支柱：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支柱，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支柱，以共同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支柱。
在国际格局演变、国际秩序深度调整背景下，欧美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内部受到冲击。随着美国霸权影响力下降和欧洲战略自主加强，维系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三大支柱虽韧性犹存，但正经历不断衰弱的结构性调整，成为驱动欧美向平衡伙伴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拜登上台后评论欧美关系时指出，“我们的分歧不会奇迹般消失”，“美国已改变，欧洲人的美国观也已变化，世界已经变化”，表现了重塑欧美关系的结构性力量已发生变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至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欧美分歧和冲突是冷战后大西洋秩序历史断裂的标志，那么今天双方关系的重塑，则是大西洋关系深刻转型进程中的历史延续和重要节点。
（一）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削弱大西洋关系的机制性基础
战后美欧共同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要是美国在盟友支持下确定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这是联结双方共同利益和认同的制度性基础。美国霸权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一些关键性特征，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相应的国际多边机制和所谓西方民主国家间的特殊关系等。但随着国际力量与格局重组、西方经济和社会内部分化，欧美以不同方式选择性地维护多边主义秩序，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层危机，有观点甚至认为，“自由秩序已经结束或瓦解”。
权力转移与国际格局变化动摇了美国霸权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霸权与西方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力量基础。“欧盟曾与美国联手，以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40%的实力，制定了全球市场80%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形成了国际多边机制中事实上的G-2管理结构。”随着多极化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出现大转移，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趋势日益明显。
在新的大西洋关系框架中，最重要的体系性变化就是欧美联盟已不足以重塑世界。新兴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960年的40%下降到2019年的24%，七国集团（G7）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2018年已不足40%。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占比则出现质的飞跃，中国更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发展为2018年的14.7%。随着国际力量转移，全球性挑战日益多元，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使节会议上表示，“18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上，当前的世界正经历转型，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组正推动西方霸权走向终结，新力量（New Powers）的影响长期被忽视。
国际社会在思考讨论国际秩序转型动力时，往往忽视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内部走向衰弱这一因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是其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就业的内在一致性联系。1982年，约翰·鲁杰曾用“嵌入式自由主义”概念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达成妥协，即国家通过有效政策手段实现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避免自由秩序和国内经济安全与保护就业的目标背离。他曾根据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和市场的日益失衡预测其危机前景，表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将被内部社会力量推动的国内政策所中断。近年来，欧美经济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仇外主义和反全球化盛行，显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丧失国内合法性基础。马克龙认为，西方社会内部治理的危机显示，“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个人自由、民主制度、中产阶层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系统已被打破，需要重建新的平衡”。
此外，面对国际力量转移和西方内部自由秩序社会基础的弱化，欧美都有选择地维护多边主义，从而削弱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对于国际组织和条约对自身主权的“侵蚀”，美国持先天怀疑态度，对多边主义持工具性立场。即使是支持多边主义的奥巴马也曾表示，当美国核心利益需要时，或在美国人民受到威胁以及美国民生或盟友面临安全危险时，将在必要情况下单边使用武力。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的激进做法，只是对美国政策传统的回归。如果让美国民众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安全、自主等现实主义关切通常优先于自由主义。 欧美都希望形成新的、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以体现各自在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特角色。美国需要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配合其战略东移。欧洲明晰其在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战略定位时，意在塑造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基辛格表示，美欧关系必须适应正在形成的环境。如果美欧关系要向新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以一种新的、实质性的、近乎神圣仪式的方式重新定义欧洲的重要性。欧洲方面，面对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双方冲突的增加，无论其多希望维护西方的原则和团结，都需要一个积极寻求平衡和对称的大西洋关系。欧洲的新大西洋关系议程明确了对平衡大西洋关系的诉求，认为这对欧洲、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多边体系有利。针对北约框架下的合作，马克龙推动加强北约的政治属性，核心诉求是获得与美国更加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味服从美国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北约不仅与责任分担有关，也关乎维护大西洋关系中的公正和共同决策，同样事关欧美平等。
欧盟的力量特性决定了多边舞台是其平衡美国行为的重要平台。拜登虽提出重回多边主义，但在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分裂羁绊下，更需要盟友的支持，欧洲战略地位随之显著上升。拜登政府政策朝着欧洲方向回调，增加了欧洲的主动性。过去四年中，无论是WTO改革、气候变化，亦或是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欧盟都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更能展现国际领导力。以气候变化为例，欧盟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拥有更多共识。在克服内部分歧，就增加减排目标、设立复苏基金以及在未来长期预算中纳入绿色维度等问题达成共识后，欧盟领导力表现出更多的确定性，也更具可持续性。与欧洲共识不同，美国无论是精英还是社会层面，都高度极化，缺乏国内共识，使其国际领导力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三）议题联盟下的务实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上台增加了欧美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领域合作的呼声，且双方在价值观认同上仍具社会基础，但受现实政治诉求及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影响，欧美对外政策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态势未变。在双方利益出现严重分歧的领域，所谓的共同价值并不能成为双方政策协调的保障，彼此价值观外交的协调将建立在具体议题基础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工具性特征。
面对美国推行的“脱钩”战略，以及构建排他性联盟的大国博弈政策，欧洲已明确做出了风险对冲的务实政策选择，致力于构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伙伴关系，强调意愿联盟、议题联盟和多元化伙伴关系的多边治理原则，而美国仅是其伙伴网络中的一员。欧洲多元伙伴关系的战略选择体现在马克龙“结果导向的多边主义”（result-oriented multilateralism）的对美合作诉求中，强调的都是开放的多边主义。
欧洲对美国的所谓“民主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cies）持一定戒心，担心双方合作被美方工具化，最终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目标，认为美国的战略会导致世界重新陷入两大阵营对立，民主国家联盟成为“为美国的联盟”，而非“与美国的联盟”，盟友的利益会附属于美国利益。这亦解释了欧美在对华战略定位中的显著差异。
四、结语
欧美关系转型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大西洋秩序能否实现向更加均衡、平等的伙伴关系转变将具有格局影响力。尽管在欧美战略疏离、利益偏移和认同弱化的背景下，大西洋秩序已呈现弱化趋势，关系走向平衡和务实，但大西洋关系转型注定是长期的进程。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彼此经贸和投资合作的深度融合，以及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同样是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影响着欧美关系转型的力度和深度。这也是欧洲将维护主权作为对外战略新定位，但内部依旧存在战略自主和大西洋主义之争的原因。
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看，欧盟寻求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独特的影响力，对于维护公正、平等的多边主义体系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在相互依赖和挑战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的开放、包容、合作诉求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多边主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或“排他性联盟”发挥“软平衡”影响力，有利于缓解对抗，促进世界合作。
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大西洋关系转型中的关键第三方，其外交政策選择更是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和格局性影响力。无论是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精神与实践，都将有助于大西洋关系的平等转型和国际体系、秩序的包容和公正。
【完稿日期：2021-3-3】
【责任编辑：李 静】
〔关 键 词〕欧美关系、大西洋秩序、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2期0049-19
伴随拜登政府上台，大西洋关系的再调整与走向日益受到关注。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挑战和分裂盟友的政策相比，拜登政府高调宣布“美国回归”，拥抱多边主义，重建与盟友的战略互信，并寄希望通过修复大西洋关系，共同维护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欧美关系的修复与改善带来希望。然而，观察欧美关系不能止于一届政府的政策调整，更要关注决定双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国际格局与秩序变动，欧美双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彼此力量、观念和利益的分化与重组趋势，等等。诚然，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举措势必会使特朗普时期紧张的欧美关系得到缓和，大西洋两岸在多边议题上的互动和协调也会增加，但难以根本扭转双方的疏离趋势。欧美关系只能在新的互动进程中，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
一、结构性力量变动重塑欧美关系
纵观欧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对手关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共处关系，还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无一不是在国际力量与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益和观念趋同或分化的结果。当前所谓的大西洋关系和秩序，即是在冷戰背景下，双方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在合作安全的逻辑下，彼此构建的基于共同利益和认同的盟友关系。大西洋关系和秩序主要有三大支柱：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支柱，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支柱，以共同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支柱。
在国际格局演变、国际秩序深度调整背景下，欧美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内部受到冲击。随着美国霸权影响力下降和欧洲战略自主加强，维系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三大支柱虽韧性犹存，但正经历不断衰弱的结构性调整，成为驱动欧美向平衡伙伴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拜登上台后评论欧美关系时指出，“我们的分歧不会奇迹般消失”，“美国已改变，欧洲人的美国观也已变化，世界已经变化”，表现了重塑欧美关系的结构性力量已发生变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至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欧美分歧和冲突是冷战后大西洋秩序历史断裂的标志，那么今天双方关系的重塑，则是大西洋关系深刻转型进程中的历史延续和重要节点。
（一）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削弱大西洋关系的机制性基础
战后美欧共同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要是美国在盟友支持下确定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这是联结双方共同利益和认同的制度性基础。美国霸权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一些关键性特征，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相应的国际多边机制和所谓西方民主国家间的特殊关系等。但随着国际力量与格局重组、西方经济和社会内部分化，欧美以不同方式选择性地维护多边主义秩序，推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层危机，有观点甚至认为，“自由秩序已经结束或瓦解”。
权力转移与国际格局变化动摇了美国霸权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霸权与西方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力量基础。“欧盟曾与美国联手，以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40%的实力，制定了全球市场80%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形成了国际多边机制中事实上的G-2管理结构。”随着多极化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出现大转移，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趋势日益明显。
在新的大西洋关系框架中，最重要的体系性变化就是欧美联盟已不足以重塑世界。新兴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960年的40%下降到2019年的24%，七国集团（G7）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2018年已不足40%。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占比则出现质的飞跃，中国更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发展为2018年的14.7%。随着国际力量转移，全球性挑战日益多元，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使节会议上表示，“18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上，当前的世界正经历转型，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组正推动西方霸权走向终结，新力量（New Powers）的影响长期被忽视。
国际社会在思考讨论国际秩序转型动力时，往往忽视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内部走向衰弱这一因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是其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就业的内在一致性联系。1982年，约翰·鲁杰曾用“嵌入式自由主义”概念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达成妥协，即国家通过有效政策手段实现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避免自由秩序和国内经济安全与保护就业的目标背离。他曾根据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和市场的日益失衡预测其危机前景，表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将被内部社会力量推动的国内政策所中断。近年来，欧美经济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仇外主义和反全球化盛行，显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丧失国内合法性基础。马克龙认为，西方社会内部治理的危机显示，“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个人自由、民主制度、中产阶层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系统已被打破，需要重建新的平衡”。
此外，面对国际力量转移和西方内部自由秩序社会基础的弱化，欧美都有选择地维护多边主义，从而削弱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对于国际组织和条约对自身主权的“侵蚀”，美国持先天怀疑态度，对多边主义持工具性立场。即使是支持多边主义的奥巴马也曾表示，当美国核心利益需要时，或在美国人民受到威胁以及美国民生或盟友面临安全危险时，将在必要情况下单边使用武力。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的激进做法，只是对美国政策传统的回归。如果让美国民众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安全、自主等现实主义关切通常优先于自由主义。 欧美都希望形成新的、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以体现各自在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特角色。美国需要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配合其战略东移。欧洲明晰其在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战略定位时，意在塑造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基辛格表示，美欧关系必须适应正在形成的环境。如果美欧关系要向新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以一种新的、实质性的、近乎神圣仪式的方式重新定义欧洲的重要性。欧洲方面，面对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双方冲突的增加，无论其多希望维护西方的原则和团结，都需要一个积极寻求平衡和对称的大西洋关系。欧洲的新大西洋关系议程明确了对平衡大西洋关系的诉求，认为这对欧洲、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多边体系有利。针对北约框架下的合作，马克龙推动加强北约的政治属性，核心诉求是获得与美国更加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一味服从美国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北约不仅与责任分担有关，也关乎维护大西洋关系中的公正和共同决策，同样事关欧美平等。
欧盟的力量特性决定了多边舞台是其平衡美国行为的重要平台。拜登虽提出重回多边主义，但在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分裂羁绊下，更需要盟友的支持，欧洲战略地位随之显著上升。拜登政府政策朝着欧洲方向回调，增加了欧洲的主动性。过去四年中，无论是WTO改革、气候变化，亦或是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欧盟都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更能展现国际领导力。以气候变化为例，欧盟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拥有更多共识。在克服内部分歧，就增加减排目标、设立复苏基金以及在未来长期预算中纳入绿色维度等问题达成共识后，欧盟领导力表现出更多的确定性，也更具可持续性。与欧洲共识不同，美国无论是精英还是社会层面，都高度极化，缺乏国内共识，使其国际领导力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三）议题联盟下的务实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上台增加了欧美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领域合作的呼声，且双方在价值观认同上仍具社会基础，但受现实政治诉求及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影响，欧美对外政策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态势未变。在双方利益出现严重分歧的领域，所谓的共同价值并不能成为双方政策协调的保障，彼此价值观外交的协调将建立在具体议题基础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工具性特征。
面对美国推行的“脱钩”战略，以及构建排他性联盟的大国博弈政策，欧洲已明确做出了风险对冲的务实政策选择，致力于构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伙伴关系，强调意愿联盟、议题联盟和多元化伙伴关系的多边治理原则，而美国仅是其伙伴网络中的一员。欧洲多元伙伴关系的战略选择体现在马克龙“结果导向的多边主义”（result-oriented multilateralism）的对美合作诉求中，强调的都是开放的多边主义。
欧洲对美国的所谓“民主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cies）持一定戒心，担心双方合作被美方工具化，最终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目标，认为美国的战略会导致世界重新陷入两大阵营对立，民主国家联盟成为“为美国的联盟”，而非“与美国的联盟”，盟友的利益会附属于美国利益。这亦解释了欧美在对华战略定位中的显著差异。
四、结语
欧美关系转型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大西洋秩序能否实现向更加均衡、平等的伙伴关系转变将具有格局影响力。尽管在欧美战略疏离、利益偏移和认同弱化的背景下，大西洋秩序已呈现弱化趋势，关系走向平衡和务实，但大西洋关系转型注定是长期的进程。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彼此经贸和投资合作的深度融合，以及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同样是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影响着欧美关系转型的力度和深度。这也是欧洲将维护主权作为对外战略新定位，但内部依旧存在战略自主和大西洋主义之争的原因。
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看，欧盟寻求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独特的影响力，对于维护公正、平等的多边主义体系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在相互依赖和挑战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的开放、包容、合作诉求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多边主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或“排他性联盟”发挥“软平衡”影响力，有利于缓解对抗，促进世界合作。
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大西洋关系转型中的关键第三方，其外交政策選择更是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和格局性影响力。无论是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精神与实践，都将有助于大西洋关系的平等转型和国际体系、秩序的包容和公正。
【完稿日期：2021-3-3】
【责任编辑：李 静】